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南宋爱国词人。生于公元1140年，卒于1207年，汉族，山东济南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出生时北方已沦陷于金人之手。“父亲辛文郁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祖父辛赞把他抚养成人”[1]。辛赞曾是宋朝的一名官员，后在金国任职。但他并不甘于女真贵族的统治，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把金人赶出中原。他教育辛弃疾要牢记国耻家仇，立志统一祖国。并常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宋.辛弃疾《美芹十论》）。前辈教悔、民族危难、国家兴亡，使辛弃疾从小就立下了驱除女真、收复中原的宏伟志向。抗金救国是他付诸一生的伟大事业，更是他的词作创作题材的不竭源泉。“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宋.范开《稼轩词序》）”。纵观辛弃疾的一生，无论是其传奇的奋斗经历、辉煌的词作成就，还是其军事思想和文学造诣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都是他留给我们今天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传奇的奋斗经历

1115年女真贵族首领阿骨打称帝建元，在北方建立了女真奴隶主国家金国，随即南下展开大规模侵掠。“靖康二年（1127）年4月，金兵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俘虏了宋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及宗室贵戚三千多人北去，宣告了北宋的灭亡”[2]。史称“靖康之难”。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得以逃脱，于当年5月即位于南京应天府（后迁都扬州），建立了南宋，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辛弃疾从1161年南渡归宋至1207年逝世这46年的时间，是他参与南宋政治、军事、社会活动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年代。这期间宋金发生了金军南侵和南宋军队北伐两次大的战役。“这两次战役、以及介于两次战役之间宋金两国发生的其他战争，辛弃疾几乎每一次都奋勇地投身其中，为保卫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3]24。

勇赴国难、奋不顾身的爱国志士。辛弃疾出生时，统治着淮水以北广大中原和华北地区的金国虽然实力已经逐渐衰颓下去，但对该地区汉族人民的奴役和压榨却不断加紧，对积贫积弱、腐朽无能的南宋政权仍构成很大威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军大举南侵，金统区的汉族人民对女真贵族的统治“怨已深，怒已巨而恨已盈（宋.辛弃疾《美芹十论》）”，便趁完颜亮亲帅大军南侵的时机纷纷聚集起义。当时爆发于山东省中部、泰山周围山区的起义军有两只，一只的领导人是济南的一个农民耿京，另一只的领导人就是知识分子辛弃疾。他率领2000多人率先参加了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担任了掌书记，使得这支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起义军的轰动，提振了汉族人民的斗志，动摇了金政权在华北和中原的统治，也严重影响了南侵金军的士气和军心，导致了完颜亮在前线被部下所杀、金军北撤。这时辛弃疾奉耿京之命去与南宋朝廷联络，在返回的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阴谋将耿京杀害，起义军大部分被遣散，一部分被劫持投靠了金人。辛弃疾马上组织了五十名起义军人驰驱直奔济州，冲破五万敌军的阵营，擒获了张安国，将其绑在马上，并当场动员上万的被胁迫士兵起而反正、立即带领他们向南疾驰。渴不暇饮，饥不暇食，直至渡过淮水，将叛徒张安国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初出茅庐的辛弃疾，就以这种英勇果敢的行为受到了南宋社会各阶层的敬仰和称赞，在宋金斗争中一直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1163年宋对金军发动军事攻势，在符离为金军所败，主和派人物议论和谗言一时甚嚣尘上。辛弃疾从国家大局出发，不顾官职低微，挺身而出，就宋金之间的和与战的前途做出具体分析。向南宋统治者上陈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和主张。他希望南宋当局能认清时势，坚定信心，再图进取。然而，软弱涣散、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南宋朝廷却反应冷淡，没有采纳辛弃疾的建议。

体察民情、施政有方的地方官。从1175到1181这几年，辛弃疾宦游于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诸路，担任过提点刑狱、转运副使、安抚使等职务。凡是他仕履所及之地，无论为时久暂，在地方事业方面都有一番建树。他任职前，这些地区曾屡次爆发小规模农民起义事件。到任后，辛弃疾循回往复于这些地区，经过仔细视察寻访，终于查明是因为下层官吏盘剥百姓所致，上书给宋孝宗，对暴动发生的原因做出分析并提出对策。不久辛弃疾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1180年春，他下令给湖南的各州郡，动用官仓中所存粮食，大募民工，修筑陂塘。既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解决了饥民问题，又为农田灌溉做好了准备。同年他还创建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战马铁甲，一应俱全。在修建营房时适逢大雨，所需要的20万瓦片无法烧造。辛弃疾下令给长沙城内外的居民，每家两日内要送20片瓦片到营房基地，当即付给瓦钱100文，所需瓦片很快凑足。1172年辛稼轩被派作滁州的知州。“滁州城地僻且瘠，且屡遭兵燹灾荒，这时候的境况是：城郭已荡然为墟，人民则编茅结苇，寄居于瓦砾之场，市上没有商贩，居民甚至养不起鸡豚”［3］29。辛弃疾采用了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等办法，短短两年时间就将滁州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使滁州城重新焕发了生机。他还十分注意招商引资，官方出资在沿街修建小店铺，吸引商户前来经营。一时间，滁州城里商贾云集，百废俱兴，第三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辛弃疾比较关心下层人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对民生疾苦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任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措施，得到百姓的拥护。

抱负难展、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南宋统治者不信任并害怕抗金义兵。辛弃疾南归后，首先被解除了武装，稍后被派往江阴做签判。他的部众万余人被当作南下的流民散置在淮南各州县，他只是跻身于下层官吏之中。从1172年到1207年这35年内，辛弃疾先后两次在上饶和铅山赋闲家居20年多年，另外十多年虽仕宦于外，但被南宋政府委派的职务绝大多数是州郡的长官或某一路的监司。特别是从1182年到1203年这20多年里，除短暂的在福建任职不满三年外，他完全是被南宋政府弃置不用的。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时任宰相韩侂胄决定对金兵发起攻势，需要起用一些主战派人士，将辛弃疾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1204年春，皇帝召见了辛弃疾，改命他为镇江知府，当时他已经64岁。到任后他立即部署军事进取的准备工作，先派遣人员深入金国，侦查其兵马数目、屯兵地点、将帅姓名、粮草位置等等，又赶做军装一万套，在沿边各地招募兵员并着手训练、做好伐金准备。无奈因韩侂胄的那些纨绔子弟的同党们觉得这是唾手可得的功名，不愿意假手别人或与别人合作共成其事。因此，辛弃疾做镇江知府还不足十五个月，一切伐金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就被韩侂胄及其喽啰们弹劾为“好财贪色”，将其罢免，“辛弃疾只好再回铅山赋闲”［3］29。不久，韩侂胄以郭倬、黄甫斌等人帅师伐金，却换来一个惨败的结局。“宋宁宗为稳定政局，不得已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指挥军事”[9]4。无奈此时辛弃疾已经身染重疾，只得上奏请辞。开禧三年（1207年）秋，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抱憾而逝，时年68岁。史载“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清.《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

二、辉煌的词作成就

辛弃疾的文学创作以词为主，他的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他一生留有词626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9]9。现有《稼轩长短句》、《辛稼轩诗文钞存》（邓广铭辑校）。

对爱国主义思想和英雄气概的描述。辛弃疾的“英雄气概体现在他的心境、心理状态上是激烈跳荡、起伏不平的”[4]196。他渴望投身到最尖锐的抗金斗争中去。驱逐金兵，光复祖国，是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这些理想和抱负构成了他词作的主要思想内容，并使之充满了国家兴衰、民族危亡的现实生活题材，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之情。他痛心疾首国家南北分裂的局面。他写到，“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北共，正分裂（《贺新郎》）。” 1129年，金兵南下追赶隆裕太后（宋高宗赵构的伯母）的军队，深入到江西造口，他们沿途抢劫屠杀，百姓惨遭蹂躏。多年后辛弃疾路过这里，抚今追昔，写下了《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日暮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词人写到，高耸的郁孤台下，澄澈的江水逶迤流过，其中掺和着多少行人登台北望的眼泪啊！翘首北望，那无数可爱的山川，不就是我们华夏的故土吗？借景抒情，以情言志。表达了对祖国北方山河深沉忆念和壮志蹉跎的痛苦心情，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概！

对志同道合人士的敬仰和勉励。辛弃疾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英雄，青年时期就是抗金斗争前线的一员战士。他经常在词中回忆起“燕兵夜捉银胡錄，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的抗金斗争生活。他以报国雪耻、整顿乾坤自勉，也经常以此策励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韩元吉、陈亮等。他守滁州时，曾在一次登楼远眺时触景生情，写到“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他鼓励做健康留守的石正志说：“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他激励做宰相的叶衡说：“好督取山河献君王，看父子貂蝉，玉京迎驾（《洞仙歌》）”。他勉励一个即将去汉水赴任的同仁说：“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帳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赴从戎，传遗业（《满江红》”。他曾激励他的好友、具有高度爱国热情、而始终不得起用的陈亮去驰骋沙场，去“醉里挑灯看剑，梦回鼓角连营（《破阵子》）”。他还还高度赞扬廉颇、李广、邓禹、马媛等为国立功的英雄历史人物，并经常以他们自勉。

对收复河山壮志成空的悲哀。辛弃疾对侵占了华北和中原的女真统治者有强烈的仇恨感，有要复仇雪耻的强烈愿望。他追忆自己青年时期那“横槊气凭陵（《念奴娇》）”、“横空直把曹吞刘擭（《贺新郎》）”的英雄气概。感叹南归后朝廷昏暗、奸臣当道，自己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悲惨现实。“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诉说了自己的不平和愤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等词句，虽然对现实政治流露出了一些消极情绪，但依然蕴含着他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又如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境界阔大而感人，有英雄气概又有羞涩柔情。感慨报国无门，而生命之树流年衰败，能不愁肠百结、甚至泪流滚滚”［5］1180？倾诉了他壮志难酬的义愤，也写出了他的孤独和悲哀！

对醉生梦死政风世习的批判。宋高宗并非庸懦无能，但他把皇帝的“权威”和他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和对女真贵族统治者屈膝投降。南宋朝廷的大部分人也都是唯唯诺诺，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一些所谓社会上层有学识的文人学士，因缺乏民族气节，更没有体会到金人压迫的屈辱和苦难，因而，或对“主和派”随声附和，或盲目的歌舞升平。对于这样的政风和世习，辛弃疾在痛心憎恨之余，便时常在词中给与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如“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他讽刺南宋小朝廷是“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甚至还骂他们是瑟缩在一堆的冻芋与寒瓜（《念奴娇.赵晋臣敷文十月万、望生日，自赋词，属余和韵》）。看到一般骚人墨客只把离愁别恨、儿女情怀做为抒写的主题，而整个国家、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和深仇大恨却充耳不闻、在他们作品中找不到位置，辛弃疾也有所责问。如“今古事，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辛弃疾还对那些无德无才、阿谀奉承、无所作为的官僚们给与了无情的讽刺：“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千年调》）”。他讨厌和痛恨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尸位素餐，腐败昏暗，才导致朝廷软弱无能、苟且偷安。他鄙薄苟安江左的“王谢诸郎；”鄙视因人成事的李蔡、清谈误国的王珩。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对农村景物和农家生活的描写。辛弃疾词中描写的农村乡土气息和村民生活很有韵味、丰富多彩。词中有村舍前“鸡鸭成群晚未收（《鹧鸪天》）”、牛栏畔的“桑麻”茂盛（《鹧鸪天.游鹅湖畔书就加壁》）、“春在溪头芥菜花（《鹧鸪天》）”、细草平冈上黄犊嘶鸣（《鹧鸪天.代人赋》）等等农村场景；也有“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清平乐》）”的“浣纱妇”、身着“青裙缟袂”“去趋蚕生看外家（《鹧鸪天》）”的少女、“呼玉友，荐溪毛”而“苦相邀”的“殷勤野老（《鹧鸪天》）”、“竹村边”的“卖瓜人”（《浣溪沙》）等等村民形象［4］209。又如他的《清平乐.茅檐低小》一词所描写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多么生动的农村生活场景，多么优美田园风光，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完全是一派恬静、优美的风格，把我们带进了新鲜的艺术境界。辛弃疾让这些在红粉佳人、青春才子词中不宵一顾的乡村平凡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鲜活地走进了自己的词中。而且语言简朴、生动形象，让人耳目一新。表现了辛弃疾对农家生活和农民朋友的关注和热爱。当然，当时士大夫身份的辛弃疾，还不能更深入地走进农民的内心生活，对他们内心的痛苦还缺乏更深入的了解。

三、深远的社会影响

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词作中饱蘸的爱国主义激情、艺术追求上的大胆创新，对中国军事思想、文化传承、尤其是词作的发展繁荣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南宋王朝从1127年建立到1279年亡于元，历时150余年，在这150多年的统治中，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方面，不但始终没有振作起来真正的实力，而且日趋腐朽”［6］274。绍兴11年（1141年）11月，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共同策划下，宋金签订了“绍兴合议”：宋向金称臣，每年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宋、金间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为界。宋金形成了南北“冷战”对峙的局面。在主和势力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朝廷上下一时“谈战色变”。辛弃疾全然不顾朝廷“主和派”大臣的馋毁和围攻，独抒己见，力主北伐。向朝廷上奏《议练民兵守淮疏》，阐述抗金收复中原的主张。提出建立和训练民兵的积极建议。他认为“养兵必以民”，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1165年又向宋孝宗奏陈《美芹十论》。提出对金斗争“亟应争取主动”，不要使“和战之权常出于敌”。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分析了金政权统治区域内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憎恶、怨恨和仇视情绪之日甚，金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猜忌和残杀的真相。同时，就南宋方面如何充实实力、转被动为主动、抓紧时机做好进军恢复等方面提出意见并做出规划。他认为，首先要树立必胜的信念，破除“主和派”“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谬论。只有破除了谬论才可以有信心、才可以谈北伐。他建议迁都金陵，并停止向金国交纳岁币。这样内可以振三军之气，外可以破敌人之心，造成进取的气势。中原人民也将有所恃而勇于起为内应。他主张要主动出兵攻击敌人，不要被动地坐而等待敌人的进攻。要“进而战于敌人之地，不要退而战己之地”[3]26。他建议，出兵伐金应从先山东入手，山东民气劲勇，乐为内应。而金人在山东的军事部署也比较薄弱，出兵山东指日可下，中原他地必望风而震，进攻幽燕也就有可能了。1170年虞允文任南宋政府宰相，辛弃疾希望他能在抗金斗争中建立一番功业，便又写成九篇论文（后称《九议》）呈献给他。除《美芹十论》一些重要观点外，还提出，对敌斗争应当“勿欲速”和“能任败”，不要因小的挫折而轻易改变成算；应当做到知己知彼，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利用敌方弱点，扩大其内部矛盾；驱逐女真，收复失地，事关国家兴亡，决定民族前途！这不是宰相或皇上家里的私事，不能因顾全眼前私利而回避，要勇敢的承担起来。向南宋统治者表达出金国可以战胜、北伐可以成功的强烈信念。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这些对后世乃至今天的军事斗争仍具有指导意义。

在确立并巩固词的文学地位方面的贡献。中国的词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据史料记载，在隋代就有所谓“曲子词”，如“泛龙舟”、“穆护子”、“公安子”、“斗百草”、“水调”等，这些词的内容今天已经无从考证。文人词是从民间词中吸收营养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如李隆基的《好时光》、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等，都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中唐肃宗时期的词人张志和的《渔歌子》曾经流传到日本。从晚唐五代，文人词逐步趋于成熟，产生了一些如温庭筠、韦庄、欧阳炯、冯延巳、李煜那样著名的词人。他们的词风格婉约、绮丽，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流派。但他们词作的内容题材则比较狭窄，大多是描摹男女之间的爱情之作，而且充满了浓烈的脂粉气。到了宋代，词这种文学样式进入了黄金时期。北宋初期，晏殊、欧阳修等人，仍延续晚唐、五代绮靡的词风发展。同时期的柳永虽然还没有突破浓艳香丽的词风，但有的词反映了中下市民的生活，开始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他发展了敦煌曲子词里的慢词，为宋代慢词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7］3，说明了他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苏轼活动在柳永词风靡一时的年代，但他摆脱了传统势力的束缚，沿着宋**国以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创建了豪放一派的词风。辛弃疾、陆游、张孝祥等一批词人在北宋灭亡以后、宋金南北对峙胶着时期出生，他们面对山河破碎和民族屈辱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的驱逐金兵、光复国家的愿望。而宋孝宗因战败兵溃、失去收复中原的信心、长期坚持苟且偷安的固守讲和的战略，又使他们壮志成空，大失所望。使人民期待和盼望的“中兴”成了给人希望又最让人失望的时代。因此，这一时期描写女真贵族统治下汉族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反抗斗争、抒发爱国人士忧国忧民的情怀理想、反映英雄壮士报国无门、悲苦压抑等词作大量出现。这个时期词坛兴旺、词人活跃、名作纷呈、百花齐放，是中国词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是辛弃疾。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人格、生活和喜怒哀乐统统熔铸在词作中，并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在词中诠释了自己对人生、自然、社会、历史的观察、思考、感受和理解。他利用多样化的创作手段，充分挖掘出蕴藏在历史长河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情感、哲理和语言。空前的拓展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创造了一个暂新的、前所未有的、独特完整的、丰富扩大的词王国。大大的提升了词的境界和对中国文坛的贡献，确立并巩固了词独立于五言七言诗歌之外并与之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

在词作创作艺术技巧方面的贡献。创造意象。词的意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唐五代时期，词的意象大部分来源于词人的日常生活；宋柳永、王安石、苏轼时期，除日常生活意象外，与官场生活相关的意象开始出现；南渡词中大量出现民族苦难和社会生活相关的意象；辛弃疾则运用比兴和奇特想象等多种创作手法对词的意象进行了再创造。“他的词所表现的常是阔大的场景，战斗的雄姿，以及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他爱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而不喜欢经不起风雨的桃李；爱磊落的长松，堂堂直节的劲竹，不喜欢瑟缩在寒风里的秋瓜和冻芋”[8]116。他词中的“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春风看试几枪旗（《定风波•自和》）”等军事题材的频繁出现，以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鼓角连营（《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对战斗场景的描写，构成了词史上罕见的军事意象；他词中的历史人物，大多是宕放不羁、奇伟英豪或慷慨悲凉形象。如“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南乡子》）”的孙权、“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的刘裕、“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的李广等；他词中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也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突兀坚定的青山，在他的想象中不但妩媚可爱，而且奔腾驰聚，像万马的回旋，像巨犀的拔海而出（《贺新郎.用云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及《沁园春.灵山齐庵赋》等词）。就是眼前的酒杯、水边的鸥鸟、拦路的树木，他也会为它们发出军令。这些生动而夸张的描绘与想象，构成了辛词豪放风格的显著特征，比苏词更生动、更突兀。尤其是笔畅墨饱、气势飞舞的意境，是苏词里所没有的。为词世界增加了新的意象，创造了新的艺术景观。

以文为词。辛弃疾独特地将经史子等散文中的语言和古文词赋中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赋予了古典文学语言以新的生命力。他既能用古文，又能用俗语，在词史上可以说是语汇最为丰富的一位作者。他的词，有夹杂虚词助词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白话入词句式，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有对话、自问自答和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等。刘勰说他“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清.刘勰《文心雕龙》）”。如他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上片结句用杜诗（唐.杜甫《登高》），下片结句《三国志》注引《吴历》，丝毫不见生搬硬套的痕迹”[8]118。以文为词实现了词作创作方法上的更新，也使汉语的使用发生了变革。清吴衡照称：“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浪漫色彩。辛词以丰富的想象力，构成诡异奇特的意境，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君似是羲皇上，直做太初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巍未起，山鸟覆杯去（《山鬼谣.两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借怪石以即兴，浮想联翩，通篇以拟人化手法，视怪石为寂寞生活的知音。谓其来自远古，超然物外；赞其淳朴自然，古风不泯。人与石“神交心许，”频频相语，仿佛进入了仙境。其浪漫风格明显受《楚辞.九歌》的影响。又如“左手把青霓，右手扶明月。吾使丰隆前导，叫开闾阖。周游上下，径入寥天一。览县圃，万斛泉，千丈石。钧天广乐，燕我瑶之席。帝饮予殇甚乐，赐汝苍璧。嶙峋突兀，正在一丘壑。余马怀，仆夫悲，下恍惚（《千年调.开山径得石壁，因而名曰苍壁，事出望外，意天之所赐邪，喜而赋》）”一词，化用屈原《离骚》诗意描绘了一个富于幻想色彩的神话世界。词人神游天界，飘飘欲仙，叫开天门，直达天门最高处。然后飞上昆仑之巅，来到瑶池仙境，在那里天帝为之设宴款待，并赐以“苍璧”，可是当他得到这块“嶙峋突兀”的“苍璧”后，却怀念起故乡来了，终于“恍惚”回到了故乡。“这分明是词人积极用世和消极遁世思想矛盾的折光反射，是作者报国无门，远大理想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的心灵写照”[9]。

比兴手法。南宋王朝称那些从北方归来的人物为“归正人”。这种身份歧视使辛弃疾深陷政治上不被信任、仕途上屡遭诽谤等不公正境遇。迫使他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不能直抒胸臆，不得采取通过再现历史事件和隐喻现实生活等比兴方式，抒发和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感和抱负。达到化刚劲为绕指的艺术效果。1179年春末，他再一次接到命令，他被调往湖南，仍任转运副使。在饯别的酒宴上，想到自己四十华年，南归已经十七年了，但效忠国家民族的理想一直不能实现，一腔热血就消磨在这碌碌风尘之中，心中悲愤交加，深感抱负难展！他写下了（《摸鱼儿.淳熙乙亥，自湖北运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游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述？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在词中，他把自己比作陈皇后阿娇，被深闭长门宫，“佳期”一误再误。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既写了美人迟暮，青春将老之叹，又把自己遭到冷落闲置和虚度岁月的身世之感注入其中。下片集中写宫中美人失宠的幽怨，寄托自己失去朝廷信任，被打击排挤，一腔忠愤无处倾诉的怨恨之情。目睹眼下自己的处境，他以古讽今，警告朝中那些弄权者：那曾经邀宠误国的杨玉环、赵飞燕之流虽然得势一时，但他们却最终化作了尘土！忧国深哀、投闲孤愤之感得到充分展现。史载，“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多样风格。辛弃疾的词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他不拘前人的成法，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在不同的题材中表现不同的情调。他不仅大胆地打破了诗词之界限，而且进一步把诗词散文融为一炉。“例如《踏莎行.进退存亡》全用五经四书上的成句；《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又纯效楚辞体的用语；至于《沁园春.杯汝前来》、《哨遍.蜗角斗争》等，就简直是一篇文字优美、议论风生的散文”[10]9。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吊古伤时、谈禅说理、议论政治、寄情山水、感悟生活、抒发情感，还是讲军事、叙时政、发牢骚，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能。他的作品虽多，并不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生命，各有内容。有时豪迈奔放，慷慨激昂；有时沉郁苍凉，千回百转；有时用白话道来，直抒胸臆；有时借助典故，倾吐心中不平之气。既有委婉清新、缠绵隽永的，又有诙谐活泼、妙比巧喻的。就是同一类风格的作品里，辛词也是面貌各异，多姿多彩。例如同样是豪迈奔放的作品，《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与《木兰花慢.可怜今夜月》就很不相同。“许多别人不敢写、不愿写、不能写的题材，辛弃疾都能随意拈来，着手成春”[10]9。尤其是他的爱国词篇更是苍凉悲壮，真挚动人，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贺新郎.把酒长亭说》、《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等一些名篇，无一不是奔腾恣肆，慷慨悲歌。他的学生范开说他的词“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舒卷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宋.范开《稼轩词序》）”。清学者谓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综上所述，辛弃疾生活在宋金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汉族人民与文化如何免于女真的铁蹄蹂躏、摧残乃至毁灭、北方汉族人民如何从女真的奴役压榨下解脱出来，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驱逐女真，统一祖国，是所有汉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辛弃疾坚定地站在了时代前沿，站在了人民一边。这体现了一个英雄人物心中的责任和时代担当！作为一名民族战争战线上的战士和爱国词人，他“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就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命运。为了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生存，他出生入死，驰骋疆场，立志马革裹尸，虽九死而不悔！即使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赤诚之心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词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汉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其中爱祖国、爱民族的满腔热忱和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一惯提倡和尊崇的核心价值观。她构成了辛词的灵魂，赋予了辛词以旺盛的生命力，并使之成为了汉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一只号角。在后世，每当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这只号角就会响起。人们从那不屈不挠、慷慨激昂的音符里汲取了无尽的精神上的鼓舞力量。即使在近千年后今天，人们读到她，仍然会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感染！这正是辛弃疾和他的词不朽的魅力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赵慧平等.中国文学史话宋代卷［B］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430.

[2] 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五册［B］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1.

[3] [宋]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O］邓广铭.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 王兆鹏.唐宋词史论［B］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 张颢瀚.《古诗词赋观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五册［B］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 徐州师范学院编辑部.唐宋词三百首译注（内部刊物）［M］：徐州.1978.

[8]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B］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 黄拔荆.中国词史上卷［B］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390.

[10] 刘斯奋.辛弃疾词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1]［清］朱彝尊.词综［O］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5.

[12] 裴雯.中国古代文学史［B］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13] 洪亮.情天真有返魂香-宋词阅读笔记［J］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