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诗歌都是有题目的，最初的诗歌却并非如此。从命题角度考察，中国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从先有诗后立题到先有题再作诗的两个阶段。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回到《诗经》的历史现场，撇开文本内容不论，单是题目就很复杂。顾炎武在《日知录》“诗题”条中说：“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也就是说最初《诗经》十五国风都没有题目，雅和颂中只有极少数篇什才有题目。可见那时的诗歌，无题乃是主流。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文本每一篇都有题目，但都是因为称引的需要而加上去的。
      由谁加上去的呢？顾炎武说：“《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顾炎武语焉不详，袁枚则明确指出《诗经》和《古诗十九首》各篇题目乃是后人所追加的。尽管两人语言表述不一致，但对先有诗后有题的认同却是一致的。至于诗题字数，两人说法略有出入，当以顾炎武所说为是。《诗经》中以一字名篇的，有《氓》《板》《荡》等；二字名篇的很普遍，如《关雎》《蒹葭》《桃夭》等都是如此；三字名篇的有《麟之趾》《摽有梅》《扬之水》等；四字名篇的有《何彼秾矣》《鹑之奔奔》《君子阳阳》等。至于如何加上诗题，理论化的表述便是“摘字名篇”，也就是以每篇第一句开头几个字作为题目。这样命题，文本固然有了称引符号，但往往由题目看不出诗歌内容。方玉润在《原始诗经》中说“其名多可移易”，也就是换个题目也无妨。劳孝舆则在《春秋诗话》中指出：“学者生千载后，不得起千载以上之人而请业焉。事在渺茫而强为之题，牵诗以就我，则有题已无诗，不如无题而诗尚在也。”
      于诞生之初无标题的，从文类上看非独诗歌为然。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说：“古时非先有题而后作诗，乃先有诗而后标题。文亦犹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这表明了先秦散体文章、五代与北宋时期的词，多为无题之作。特定时期的诗文无题，自有其历史原因。但是“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对于穿凿附会、削足适履的立题方式，王国维很不以为然，甚至指斥“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汉魏之后，中国诗歌经历了一个转捩点，先立题再写诗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创作方式。袁枚将其概括为“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清人田同之在《西圃诗说》中道：“古人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未有诗成后以题强肖者。”其中“古人”一词指代不明，细究起来指称汉魏以后诗人才符合“先有题而后有诗”的历史事实。至此，中国诗歌的发展，从命题方式上看，便经历了从“诗成而缀题”到“先立题后赋诗”的转型。
       先立题再赋诗，诗歌当围绕题目来写，题目就成为了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也导致了诗题呈现出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明代周叙在《诗学梯航》“命题”条中说：“魏晋诗人赋咏篇什，无藉于题，特立题以纪辞耳，其语甚简。”“宋齐以往，渐加繁细。”以至于诗题明显变长，不再像《诗经》作品那样局限于短题。而随着诗题变长，创作时间、创作缘起、歌咏对象以及诗歌体制等，都可以在诗题上得到反映。到了唐代，诗题愈加精密。“一诗之意，俱见题中，更无罅隙。其所长者，虽文采不加而意思曲折，叙事甚备而措辞不繁”。“宋人命题，虽曰明白，而其造语陈腐，读之殊无气味。”“元朝诸公承宋旧染，互相传袭，自非确然有识论，不溺于流俗，而或自拔于晋唐者，几何人哉？”宋代诗歌命题遭到贬低，甚至元人诗歌命题的不尽如人意，也被认为是受了宋人不良影响所致。周叙所论，虽然不尽准确，但体现了对诗歌命题特色历时性的综合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先命题再作诗往往不被看好。袁枚说：“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袁枚没有道出有题之诗质量滑坡的原因，我个人揣度应该和主题先行有关。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中指出：“魏晋以前，先有诗后有题，为情造文也。宋齐以后，先有题后有诗，为文造情也。诗之真伪，并见于此。”把先有诗后有题归为情造文，把先有题后有诗视为为文造情，尽管有待商榷，但凸显了乔亿对有题诗的贬斥。
       诗歌立题上卓有建树的作家，在后世看来主要有谢灵运和杜甫。清人曾习经曾道：“漫道凡夫圣可齐，不经意处耐攀跻。后人率尔谈康乐，且向前贤学制题。”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又被尊为谢康乐，其诗歌如何命题可谓小事不小，却值得后人认真揣摩学习。现实主义精神一直潜在地影响着作家，汉乐府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曹操曾借古题写时事，杜甫则突破了古题的囿限，创作了不少直面社会生活的新题乐府。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尽管杜甫“即事名篇”最早的作品并非《悲陈陶》，而是《兵车行》，但是这样把诗歌创作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强化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影响极为深远，以至元稹、白居易等“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杜甫启发了中唐新乐府运动。《蔡宽夫诗话》推崇道：“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
      ”为诗立题，事关重大。不恰当的诗题，读起来令人生厌。那么好的诗题又如何呢？北宋马永卿在《嬾真子录》中说：“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屦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微细之物皆能见之。若夫与客对谈，急趋而过，则何暇详视至于是哉？”好的诗题具有明确的规范性和指向性，不但有助于作品趋于完美，还有益于诗歌接受与欣赏。尽管诗以言志，假如因为种种原因，作者不想将己意言明，甚至企图设置理解的障碍，那又如何立题呢？其实不妨以《无题》或以《“题未定”草》名之，李商隐和鲁迅有些诗文就是如此。
       《说文解字》中说：“题，额也。”中国古代文论常以人体来喻文章，依照这种思维方式，诗题犹如人的额头，文本内容则如人的躯干。文学作品完璧，端的有赖文本内容与题目相结合，故而题目不可或缺。魏晋以前诗歌无题，今人无须奉为圭臬；魏晋以后诗歌有题，可谓文学进步的表现。题目是作品有机组成部分，既参与了作品意义建构，又对作品价值有重大影响，如何立题，应该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是作者着力打造的亮点。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