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谢灵运的儒释道
     魏晋南北朝前后300多年，分裂割据，战争频仍，儒家的独尊地位受到冲击，老庄横流。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家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陈寅恪先生云：“魏晋南 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谢灵运作为世家大族的子弟,其性豪奢,天资聪颖。生乎晋宋之际,面对政权的更迭,有一种难以应对之感。刘裕父子掌权之后,采取抑制士族的手段,公然降低爵禄。至此,就居于显贵地位的谢灵运,逆抗之心愈益显露,屡屡与朝廷采取对抗的态度,最终取得了咎由自取的恶果。
  纵观谢灵运之诗文,即就是纯粹的模山范水之作,无不渗透其强烈的政治情怀。作为一位世家大族子弟,谢灵运最终的理想就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立身于朝堂,做一位首宰卿相。当他的政治靠山庐陵王刘义真过早得谢世,其政治理想便随之破灭。
  １、谢灵运与儒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谢灵运作为东晋世族社会阶层中的一位士大夫，出生名门，且在少年时期就袭封康乐公。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即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谢灵运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只是表面现象，而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在谢灵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时时可见儒学思想的牵绊。 在门阀世家出身的谢灵运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那种儒学人格，在其诗文作品中时时可见儒家的经文典故。而儒家的情性观、山水观更是支撑起了其诗文独特的审美意境。
  具备儒学人格的谢灵运精通儒家经典，诗文隶事用典和山水意象的选用也都浸透着儒学色彩。而儒学情性观和山水观更是与其诗文审美意境的建构联系密切。东晋以来，谢氏一族的济世情怀，特别是谢安、谢玄的影响，更进一步形成强化并谢灵运的济世思想。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表现在撰写《撰征赋》、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后改依附刘裕、到被贬永嘉、辞职还乡，还是后来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都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这使他的山水诗中也蕴含着许多济世情怀。谢灵运临终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君子志”与“岩上泯”是仕与隐之间矛盾在诗中的集中反映。
  谢灵运一生可以说重未曾忘记官场，只是常常用游山玩水来消遣政治上的苦闷。当受贬称病回乡之时，不曾忘记上书《劝伐河北书》。中国文人在东晋和刘宋的年代，就有很多的隐士。在剡中东晋有王羲之、许询等十八名士，同时代就有不为王门伶人的戴逵、不惊宠辱的阮裕、喜游山水的孔淳之等等。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躲避战乱、政治黑暗、官场倾轧、报国无门等等原因加入了隐居的行列。他们也有的是企图用隐居这种“终南捷径”来求得出仕的机会。而谢的隐居基本上是亦官亦隐，希望通过适当的机会再度东山再起。谢灵运的隐居就是为了躲避刘宋王朝站错队后的政治迫害。由于谢灵运是士族后裔，而且是前朝受康乐公封爵的功臣之遗，在刘宋时代采取的压抑士族的政策里，只要远离庙堂，仍能逍遥地的游山玩水。
  谢灵运凭借自己家族积累的资产，开始了他的游玩之路。他每一次出行都有上百奴仆跟随，经常在山上闹出很大动静，惊动当地的官员。充裕的物质基础，所以能优游山水，徜徉其中而且乐此不疲。其实就是谢灵运热中官场，希望出仕来建功立业另一类告白。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每当官场斗争激烈时,他就用归隐来躲祸；而当一切趋于有利时，他又再度出仕。这种痛苦的角色转换，一直陪伴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出仕的渴望，只是现实世界是残酷的，政治投机又一次一次失败，未能给他一个充分发展治国才能的机会，只多是御用文人罢了。因此，他只能靠游山玩水来消遣、排遣自己苦闷的心情。学学祖辈太傅谢安高卧东山，也能成就“东山再起”。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那怕写下的山水诗，也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至多在诗歌中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或佛或道、或仕或隐。可以说谢灵运的时仕时隐是现实社会和上层统治者给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他的每次归隐都是自身理想与丑恶现实的矛盾冲突，是明显受到的外在压力。
  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作者对尘世的依恋每每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谢灵运出身好,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很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给他大带来了不尽的困惑与矛盾。
  综观谢灵运的一生，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实的凶险与仕途的挫折又迫使他接近佛、道思想，通过回归自然以摆脱现实的苦难。尽管有过荣耀，有过高官，但痛苦失意和孤独始终伴随着他，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谢灵运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本身对那种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无论是供职京城，还是放任外郡，都没有忘情山水，没有放弃过日后隐居的打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总之，谢灵运一生中确有隐居的打算，只是这种感情有时浓烈，有时淡薄罢了。正因为如此，他山水诗中的感情既有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歌颂，又放不开对人生世事的议论，他山水诗中那种写景抒情说理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谢灵运的诗歌主要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感受。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他的诗往往和纪行联系在一起。谢灵运的诗歌,内容无怪乎优游卒岁,湖光山色,登游揽胜。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游览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佳境，仿佛是有韵整齐的山水游记散文。这或许是儒家士大夫们耻于农事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事劳作，鸡鸣狗叫的村居情趣，在谢诗里是难觅踪迹的。
  ２、谢灵运与佛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慢慢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与庐陵王义真笺》、《和范先禄祗洹像赞三首》、《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八首，《伤己赋》、《逸民赋》、《昙隆法师徕》等”文章以阐述佛道思想为多。从作品中反映，他的隐居生活安闲自适，投入颇深。
  谢灵运在始宁所筑精舍，即其《石壁立抬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诗中的“石壁精舍”，此精舍因修建于始宁县之东山石壁峰下，主要为供云游四方的僧人临时在始宁讲授佛法道义之用，故其又称“招提精舍”。精舍的修筑，反映了谢灵运斯时欲参禅析理，修缘向佛的心态与决心。不仅如此，谢灵运还广邀名僧在其精舍中讲授佛法，如庐山的昙隆法师即为其中之一。如《山居赋》：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园。虽綷容之缅邈，谓哀音之恒存。建招提于幽峰，冀振锡之息肩。庶镫王之赠席，想香积之惠餐。（自注：鹿苑，说《四真谛》处。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坚固林，说泥洹处。庵罗园，说不思议处。今旁林艺园制苑，仿佛在昔。依然托想，虽綷容缅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谓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处也。所谓息肩。镫王、香积，事出《维摩经》。）
  谢灵运能够把眼中看到的江南美景想象成闪耀着佛光的灵鹫山，并能从中领悟到“空观”和“妙理”，可见，佛教对他影响之深。
  刘宋王朝建立后，世家大族虽然仍保留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政治上却沦为皇权的附庸。世家大族出身的谢灵运，深切感受到这种落差，这也就使他的内心信仰渐渐向佛教偏移。义熙八年五月，慧远大师建台画佛像，义熙九年九月大师作《佛影铭》刻于石。并命弟子道秉从庐山至建康，请谢灵运作《佛影铭》。谢灵运27岁上庐山见慧远大师起，思想由儒而佛，亦儒亦佛。时年，谢灵运也请求加入白莲社，而远公没有马上允许，只是劝诫他说：“您头发黑密，胡须俊美，而脸上和身上却透出乖僻反常的气质，不是能有圆满结局的形象。希望您多修阴德，严守戒律三年，这样才能有资格加入莲社。”大师已有78岁高龄了。一老一少相见，谈了一夜，相谈甚欢。从此他便与慧远大师建立了深交，跟从慧远大师修习净土。谢灵运欲成为一位世族阶层中“希门人之末”，但始终未能的成为真正的佛教居士。
  《昙隆法师诔并序》一文记载，谢灵运因慕昙隆之名，而盛邀其至始宁“招提精舍”传经讲佛，并与之共游樗山和嵊山。《诔》文对此记载颇详：“缅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经始，偕是登临。开石通涧，剔柯疏林。远眺重叠，近瞩岖嶔。事寡地闲，寻微探0。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轴卷，藏拨纸襞。问来答往，俾日余夕。”又，是文的“并序”有云：“余时谢病东山，承风遥羡。岂望人期，颇以山招。法师至止，鄙人荣役。”对谢灵运邀昙隆至的大概进行了记载，颇资参考。其后二人于精舍中一道披阅佛经，研讨佛理，以至于“再历寒署”。翌年夏，昙流还庐山，谢灵运一路相送而至。
  《辨宗论》是谢灵运佛学著述之一。谢灵运的《辩宗论》又称《与诸道人辩宗论》，其中的“诸道人”，所指分别为法勖、僧维、慧驎、驎维、法纲、慧琳等僧人。谢灵运是"顿悟"派的坚强支持者。谢灵运由于没有系统深厚的佛教理论修养,使得他在选择接受“顿悟”还是“渐悟”不同学说时，反而没有传统佛家的理论束缚，因而敢于和固守传统经律的僧俗对垒。当然谢灵运本身的聪慧也是他支持顿悟说的原因。
  谢灵运是大觉大悟者。儒学与佛教，顿悟与渐悟，真知与假知等内涵及关系，是谢灵运在《辨宗论》中与僧友讨论佛教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这些具体的佛教内容，又蕴含着抽象的哲学思辨，这就是《辨宗论》的价值所在。
  虽然这些只是谢灵运与佛教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从中窥见出谢灵运与佛教关系之一斑。《高僧传》卷六《慧远传》云：“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出身道教世家的谢灵运，谢灵运有“才”,也有“傲物”表现。但说他“恃才傲物”却未必如此。观谢灵运的种种表现，也曾有多次进身政治显贵的机会，或许是他主动放弃的。与其说他恃才傲物，毋宁说是思想上的觉悟。他显然悟到了门阀世族地位在刘宋王朝时代的重大变化，不愿随着皇权政治的风云变幻而上下折腾。
  谢灵运笃好佛理，对方言音律多所通解，得知乌衣巷的慧叡法师精通梵语，便前往向他请益，因而对经文中诸多梵语的读音意义多能融会贯通，著有《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对于当时译经、读经裨益匪浅。谢灵运不仅有着高深的佛学素养，并能迎合新的思想潮流，对佛教教理、教义加以理解和发挥。
  据《隋唐嘉话》记载，笃信佛教的谢灵运，在临刑前，把自己的这把漂亮胡子捐给了寺庙。谢灵运死后，广州袛洹寺住持遵照他的遗愿，命人在收殓谢灵运尸体时割下他的漂亮胡子，装饰在维摩诘菩萨像上。这束美须为僧人所珍视，保存了270多年，直到唐中宗时（705－710年），被皇帝的女儿安乐公主所毁。
  谢灵运对于《大般涅槃经》汉译本有精彩的润色。据研究，《悉昙藏》中“谢灵运云”“谢居士”等，都是谢灵运涉及梵语的著作《十四音训叙》之佚文。此外，《法藏和尚传》所云，《华严经》也有谢灵运的润文。若加上《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谢灵运《游名山志》，日本空海《文镜秘府论》对“康乐公”的文章之赞，均足以证明谢灵运之盛名远播东亚。谢灵运说：“顿悟者，不离此生即得解脱。”但他自已却只在临刑前才顿悟不获岩上泯。
  ３、谢灵运与道
  谢灵运家世代信奉道教。其祖父谢玄和同族的谢安等，都与道教界人士来往频繁。谢灵运小时候耳濡目染，顺其自然，逍遥快乐的种子也许从此时就深入了谢灵运的心。这从谢灵运的《山居赋》可见：“兴节随宜，自然之数，非可敦戒也”、“顾弱龄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自弱龄奉法，故得免杀生之事。苟此悟万物好生之理。”这就是说自己小时候就信道奉法，不杀生害命。始宁墅或许可以称世上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地了。
  谢灵运很多著作体现出道家的思想。他在《山居赋》中说：“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并自注云：“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在他看来，道是第一的，其他事物不重要。《山居赋》几乎布满了道家思想，尤其是引用庄子的内容颇多。关于境界上，谢灵运认为庄子的“至道”是最高的，甚至高于养生之道和仙学。《山居赋》云：“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缨。指松菌而兴言，良未齐于殇彭。”这里完全出自于《庄子·逍遥游》。 “至道”是庄子所阐述的境界，其实和老子所说的“道”并无分别。均是融入自然，也就是道家讲的道法自然。所以谢灵运说：“羡蝉蜕之匪日，抚云霓其若惊。陵名山而屡憩，过岩室而披情。”其自注曰：“庄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数经历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获长生。方之松菌殇彭，邈然有间也。”谢灵运赞美山水的诗作非常之多，特别《游名山志》是谢灵运对始宁周边山水寻访之时所记，被视为始宁古县的地理书。他留下的山水诗《过始宁墅》、《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石壁立招提精舍》、《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这就是谢灵运为何踏遍山水自然，成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原因之一！谢灵运想以畅游山水来体悟大道，使自己真正融入于自然而达到“至道”。另外，谢灵运关于园林的诗作还有《登池上楼诗》、《游南亭诗》等。看一下谢灵运是怎样从园林山水中悟禅、参理的。谢灵运的山水园林诗中经常用到“理”这一字眼：
       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石壁立招提精舍》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关于“理”的内涵问题，一直在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看法，如有认为“理”乃是老庄的玄思，也有认为“理”是佛教的哲学。而更多的人较认同“理”兼有佛、道二家的含义。其实谢灵运诗中的“理”兼有佛理和玄理之义，但就不同篇目而言，则有偏于“玄”或偏于“佛”的差异。 在谢灵运的园林诗中，佛理的表现或要比玄理更明显些。这种佛理与玄理的分辨，主要是从山水诗的用词和篇章结构两方面体现出来的。
  谢灵运虽然热爱道家思想中的“无为”，但并不表示他是无所作为。“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作为。因为不违背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而为，所以无所不为，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遵循道，遵循客观规律。他除了游山玩水以外，也很重视对国家形势的分析判断。如当他辞官回乡之时，却上书《劝伐河北书》，对当时的敌情分析得有理有据。如他运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方法治理永嘉，藏游山玩水之中，巡视农田水利，察看台风大潮，提出要修建一条长堤，把农田保护起来，并把水流联成网络，以利排灌。他在《白石岩下径行田》云： “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他还曾带领老百姓到城郊栽种桑树，《种桑》云：“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命学士讲书》中，字字句句可以看出他对教育的重视，他甚至曾亲自到郡学讲学，在即将离位的时候，还到郡学去检查学生的作业，勉励学子树立远大志向，成为有用之材。谢灵运的兴学对于当时地处偏远、识字不多的温州人来讲意义十分重大。明代《洪武温州府图志·序》云：“尝考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尚慈惠，谢灵运之招士讲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因此谢灵运对温州的教育事业做的贡献功不可没。谢灵运在游山玩水之时，也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谢灵运对祖传始宁墅扩建，把自身的佛、道信仰追求和山水情趣融合在一起，把山水视为至善至美。这种独特的对山水的执著追求，唤醒了人们对个性的追求的，激发了倾心自然山水的热情，进而产生了纯粹的有独立意义的山水审美意识。也成就了中国特有的山水审美心态、情趣，并促进了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艺术的诞生。私家园林在崇尚清谈，高逸遁世、体悟自然的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大多扬弃了秦汉时代以宫室建筑为中心的构园手法，转向以山水为主体。
  谢灵运也许应该早一点隐退。如果他在永初三（422）年，宋少帝继位，便选择了隐退、如果他在元嘉五年第二次回始宁隐居不再出仕，如果他在元嘉八年临川内史任上安分守纪......也就不会被杀。但也就不会成为山水诗的开拓者。上千年过去了，就让我们相应谢灵运的心，顺其自然吧。
  
  谢灵运集儒、释、道的信仰为一体，又出身豪门、承袭康乐公，使得个性特色十分鲜明。自视甚高、恃才傲物、率性而为，目无法纪又狂妄至极。而面对的刘宋王，族出身于寒门，对自身身份的自卑，以及出于对刚刚获得的皇权保护，他们有时会，装出爱护文人的样子，但也无法抑制他们打击士族豪门的行动。
  谢灵运这样的家族，其实就是他们打击的主要对象，似乎谢灵运没有这种危机感。谢灵运非常两难，满怀“君子志”，又“不获岩上泯”，有心“希门人之末”，却始终未能的成为真正的佛教居士。隐居林泉，还是慕道信佛，一切还是逃脱不了“君子志”的魔掌。谢灵运一而再，再而三地借以游乐来罢解心中的不满，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政治上站错队。那未，一个自幼不杀生、护生放生，乃至于连花草都希望他们顺其自然而生长的人又怎么会渐渐叛逆呢？谢灵运的死是一场悲剧，是中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这位追逐着“君子志”欲建功立业（《述祖德诗》）、又从小耳濡目染道家的顺其自然与逍遥自在思想熏陶下快乐生活的人、又有深厚的佛学修养，本来应该有一个锦绣的前程，最终将它恣情任性地打烂，没有逃离政治的阴谋，落得一个被诛杀的下场。
  谢灵运临终诗是自我总结，最后一句“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是两难选择中的遗恨罢了。毛泽东称谢灵运诗“一归自然”、“匠心独到”、“在新在俊”。并在其著名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还直接引用了谢灵运的“秦帝鲁连耻”全诗。但对谢灵运其人则直言：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