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对“探源工程”的建议

   由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蚩尤、少昊、颛顼可能都不在“探源工程”所界定的龙山时代的年代范围内，因此“探源工程”的目标和任务可能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或者说，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和研究，需要明确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事情：如果要探索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不要在考古学文化和年代上先入为主，去局限它、框定它，因为古史传说中可能有真实的东西，也可能有靠不住的东西，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靠不住的，只有依据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研究才能甄别、取舍；如果要探索龙山时代（或仰韶时代）的文明进程，就不要提什么炎黄、五帝，因为五帝的年代上限是否在龙山时代的年代范围内，五帝或炎黄文化是否能够与考古学文化吻合起来，与何种考古学文化能够对应，这些是需要对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作通盘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明确的。人为地将“五帝”界定在某个年代范围内，可能给研究工作带来麻烦、混乱甚至会陷入困境是不奇怪的；虽然“五帝时代”已是一个通行的说法，但“五帝”是否同处于一个时代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目前也是没有充分论证的，甚至简单的论证都没有。这问题很有点象易学界将“易学史”界定在《易经》产生以来的历史一样，是一种自缚手脚、削足适履。

  “探源工程”既定的目标和任务是：主要研究龙山时代又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其年代在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间。但是“探源工程”同时又要究明“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由于黄帝、炎帝、尧舜禹必须放到整个传说时代古史框架和体系中去考察，即必须同时研究太昊、少昊、蚩尤、颛顼、帝喾甚至包括伏羲、神农等等，可能与“五帝”文化相契合、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也必须放到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去考察，假如黄帝、炎帝正是对应于仰韶文化的话，那整个“探源工程”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了：年代上从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变成了前5000年一前2000年至少三千年，考古学文化上从主要是中原龙山文化变成了距今7000年一4000年间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西部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甚至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良渚等考古学文化都在内。一千年与三千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工作量。如果把包括探索“五帝”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比作三峡工程的话，那“探源工程”目前确定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只是一个“葛洲坝工程”，而且它可能与“工程”的基本目的和诉求“探索炎黄时代、炎黄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史前考古和史前文化研究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文明”的含义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研究问题。按一般的理解，文明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由于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录，古人的精神文明便只能靠出土遗迹、遗物以及有关传说和民族学资料作一些猜测，这种猜测毕竟非常有限，所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和文明理论对“文明”的理解便偏重于物质文明，这是时代和学科的局限所致。“探源工程”所说的文明起源，简言之即是国家的起源，用的是恩格斯关于“文明”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研究国家的起源、文明起源必须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阶级的产生等，所以有的考古家认为文明还包含一个“制度文明”甚至主要是研究社会制度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就说“这里说的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而不是什么文字、铜器和城市的起源。华夏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各方面的制度。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发祥史”[60]。其实，传统的文明三因素说“文字、铜器、城市”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制度文明”并不矛盾，“文字、铜器、城市”三因素集中地反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而其背后则与社会的组织程度、与“制度文明”相关。所以对“文明”的完整理解应该是包含三个层面，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程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道德风尚的进步状态。既往的考古学偏重于物质文明，是因为条件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所限（传统的文明三因素“文字、铜器、城市”之所以能够成立或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它们非常典型，也非常直观，能够一眼看出的）。现在要探索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演进程度，考古家进一步要依据和考察古代遗迹特别是墓葬和聚落遗址，这些是不能象文明三因素那样一眼观尽、即刻可判明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都有一定关系，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状态和程度象制度文明那样，也是不能凭借遗迹、遗物一眼观尽、即刻判明的，但不能说史前人类就没有精神生活、科学文化、教育、艺术、信仰、观念等等，当然，研究和探索“文明”起源也就不能撇开这些东西。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包括一些有特定造型和内涵表达的遗迹和器物形态）一直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读和解释，甚至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自近代考古学产生以来约200年时间，人们一直都没有对以彩陶图案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刻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当然更谈不上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都从外观感觉或以西方原始文化理论去看待和理解史前人类刻画，故以美术和图腾释之，实际二者都流于形式、表面、感觉、主观臆断，用今人的眼光简单类比而缺乏理性分析，完全没有触及史前人类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及思维方式。以中国为例，彩陶盛行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除了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外，其他流行彩陶的考古文化基本上只见素陶了。如果彩陶仅仅是美术作品，为什么中国七、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古人有此雅兴，而在后来的一千年中他们的后人却没有这种雅兴了？按照有些图腾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图腾现象、图腾文化盛行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实际这一认识也是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骨刻和雕塑的误读所致），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61]。但是以彩陶图案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刻画无论在中国、西亚、欧洲、美洲或者埃及、印度，都主要发生和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种图腾理论与考古现象明显不合。仍以中国为例，为什么中国七、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古人疯了一样地崇拜图腾，而在后来的一千年中他们的后人却把“图腾”这种神圣的东西给废弃了（或者压抑到内心，不在遗迹遗物上表现出来）？而到夏、商、周的时候，后人的后人又狂热地崇拜图腾（考古学家和图腾学家是把商、周青铜器纹饰看作图腾的）？很明显，无论美术或者图腾，与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真相都隔着一堵墙。正象研究“文明”起源不应回避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一样，史前考古、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也不应、不能回避史前器物纹饰。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和认识，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史前器物纹饰的内涵表达正是相应的。仍以中国为例，由于种植农业的起源，以天文历法现象崇拜，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观念、信仰的表述为核心的史前器物纹饰，盛行于原始农业的成熟期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龙山时代，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贫富分化、等级观念越来越严重，作为权力象征的有关天文历法的实践、知识被集中于部落或早期国家的最高层，以彩陶为代表的器物纹饰便不再在整个社会中盛行，这时便是《尚书·尧典》所说由领袖和专门的天文历法官员“敬授人时”了；到夏、商、周时期，由于统治和树立绝对权力、权威以及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制造神秘感、距离感的需要，有些史前纹饰便以变相和发展了的方式再次被铸于青铜礼器之上，这也是统治者自命“天子”、宣扬“君权神授”的一种需要，这种情形在社会分层早的红山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其表现即玉器纹饰的制作。

   鉴于以上的原因和理由（它不是真理，但它可能更接近事实和真相），我们建议：①“探源工程”如果确定以龙山时代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就不宜提探索炎、黄文化，不能将龙山时代与所谓“五帝时代”等同起来，不宜先入为主地将黄帝的年代认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或以近。②“探源工程”如果要探索“五帝”的时代和文化，探索炎、黄文化，就不能人为地将其局限于龙山时代。如果这样，“探源工程”要探索、研究的年代和考古学文化与既定的目标和任务将有很大的不同，即可能需要将一千年（前3000——前2000年）改为三千年（前5000年——前2000年）。③根据已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实际，个人以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工作可以分做三个时段，分三步走：第一阶段，探索和研究龙山时代，为探索“五帝”文化、炎黄文化做准备，相当于长江上的“葛洲坝工程”；第二阶段，探索和研究仰韶时代，大致弄清“五帝”（包括与之相关的古史传说和人物）的年代框架和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相当于长江上的“三峡工程”；第三阶段，探索和研究前仰韶时代，即距今约一万年前至距今七千年前，完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古史体系，剥离中国古史传说和古代文献记载中真实与虚构、错讹的部分。④重视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分析和研究工作；“文明”起源研究应该考虑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这一部分；“文明”的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都应尽可能探索，而后两个层面尤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不必按西方的或一些过时的理论去套中国的考古发掘和古代历史文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是否定既有的理论）。⑤中国的考古家特别是研究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的学者要补上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和古代天文历法这一课；中国的易学家应该将主要精力转向于研究考古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解决《易经》八卦的起源、流变问题，以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养。 [全文完]

   注 释：[60]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89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61]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3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