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谈诗 】
                              李万修

1913年，20岁的青年毛泽东就讲道：“诗者，有美感的性质。”正因为诗有美感，能给人类以享受，所以毛泽东从小就爱好诗歌，一生不懈写诗。因而我国的诗歌历代不衰，并且顺应时代的发展，产生出新的诗体。可以说，只要有阳光，就会有诗歌。

“诗言志”，“诗必须有诗意”，“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振奋。”这就要有感而发，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文以理胜，诗以情胜。”要有感情，以情感人。

“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诗属于人民，人民是诗的上帝。人民高于一切，一切应当为人民，为人民而想，为人民而歌。那就不要钻在象牙塔里，自我吟吟哦哦，自我陶醉赏识。

“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该是适合人民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所以早在1938年延安时期就赞扬了柯仲平：“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取、融化，为诗歌的大众化作了辛勤的努力。”诗不能离开大众化，走向贵族化。

“人们主张新文学要建立在通俗易懂的口语基础上，诗么，主要应该是新诗，让大家都能看懂，而不仅仅为了上层知识分子。”在给胡乔木诗词稿的批语中指出：“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提倡诗应该读懂，不要朦胧，更不能晦涩，而且最起码做到让中学生读懂。

“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必绝对的整齐。”还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诗必须精炼、简洁，明白，要讲究韵律，有了韵，才能与文区别开来。形式大体整齐，就不一定是一刀切的方块了。对于诗的韵律，毛泽东是特别强调的。他说：“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还提出：“要编一本现时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古代就有不少的韵书，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出现过一些韵书。九十年代末重阳编著的《新韵谱》就是其中一例。这自然对写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是写格律诗的圣手，但他首先肯定：“诗应当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诗体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而对蒋竹如说过：“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以普及，不宜提倡。唯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裁，尚是有用的。”看来，平仄开放的律绝形式即重阳倡导的新韵体诗还是可行的，当今这类诗极其普遍。

毛泽东认为诗应以新诗为主体，却对新诗很不满意。“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现在的新诗，太散漫。”“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些话虽然是几十年前讲的，而现在的新诗比起那时的新诗，散漫不成形无韵少节奏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格律诗和新诗，都应在发展中改造。”他在1957年就讲过：“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的诗人们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这之间有几百年的时间。而新诗产生至今已九十年，改革至今亦走过了五十年，看来再一个五十年是否能够改革好，也还是一个大问号。

新诗有问题，怎样改革，如何发展，走向哪里，毛泽东也指出了正确方向：“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中国诗歌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体。”毛泽东这样认为，是有充足的理由：“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而且总结出：“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对于古典诗词更是坚决肯定：“源远流长。一万年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同时不忘接受外国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所以强调：“民歌与古典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这也就是继承古典诗词，吸取民歌营养，借鉴外国精萃，三结合而产生出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体诗歌，很可能就是近几年兴起的新韵体诗歌。

诗应当继承传统性，具有民族性。毛泽东认为：“艺术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要有民族风味，让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总要有民族的特色，要有自己特殊的风格，独树一帜。”中华诗如果背离了传统性和民族性，也就不存在中华诗了。

毛泽东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是写旧体诗的，而且格律成峰。但要把新诗写好，也不容易，所以在与陈毅谈诗时说：“你还可以写新诗，你的胆子大，我不敢写。”这当然是谦虚话，但也道出了新诗也不好写。

诗是一门很高的艺术，要显示出艺术性。毛泽东说：“缺乏艺术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看来，诗不能假大空，不可标语口号。

如何才能写好诗，毛泽东也有精辟的论述。他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直说。所以比、兴两法不能不用的。”比兴的写作方法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总结出来的。诗最忌讳概念化，比兴能使诗形象化。“诗贵有含蓄和留有余地。”这样才能意味深长，余音绕梁。“诗贵意境高，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这样就活灵活现，波起浪翻，不显呆板。毛泽东同时说：“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要搞点儿幻想。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想象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想象，就缺乏浪漫色彩，诗就飞不起来。

“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侯，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沁园春·雪》中“原驰腊象”，自己将“驱”改为“驰”，采用臧克家的意见把“腊”改为“蜡”，“蜡象”为白色，正好与“银蛇”相对。再如《七律·长征》中“金沙浪拍悬崖暖”，自己将“悬”改为“云”，又听一位大学教师罗无贞的建议，把“浪”改为“水”，因为前面有“浪”，两个“浪”字重复出现不太好。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被毛泽东称为“一字师”。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诗词十分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