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管是过去的科举制，还是如今的高考制度，都是寒门学子们出人头地的最公平且惟一的途径，金标题名是对文化的高度认同，它既是国之本，又是民之幸。
据《湖广通志》记载，科举制度下的湖广子弟总共考中过2432个进士，其中：唐朝27人，五代时期4人，宋朝948人，元朝：143人，明朝：565人，清朝745人。
由于湖广统指荆州以南，包括湖北的很多地方，而湖北这些地方较湖南离中原更近，开化的程度更高，参加考试的路程也更方便，所以进士的占比就多。唐朝湖广的27名进士中，真正属于湖南的只有8名，其中永州3名，郴州和衡阳各2名中，邵阳1名。名单如下：
何坚（道州人）、李鸽（宁远人）、周鲁儒（宁远人）；孟琯（郴州人）、刘瞻（郴州人平章事）；拔野古（耒阳人刺史）、曹松（衡阳人校书郎）；卿侃（邵阳人）。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政治、经济的重心南移，湖南才有可能跟湖北抗衡。《湖广通志》记载的五代时期湖广4位进士，湖南、湖北各占一半，湖南的两位进士中，永州、郴州各一个，永州何仲举，郴州骆仲舒。
为什么唐朝及五代的进士全部出在湘南？这就与唐宋八大家中的唐朝两大家韩愈和柳宗元有较大的关系了，两人分别在郴州和永州呆了较长时间，期间重视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提携后学，才有了如此局面。限于篇幅，本文只介绍郴州的三位进士，唐代的孟琯、刘瞻和五代的骆仲舒。

孟琯（789年—？），湖南郴州人，唐朝官员。孟存性之子。永贞元年（805年）十月，孟琯在郴州曾请序於韩愈。元和五年（810年）进士。 为长安县令。 甘露之变后，郑洪向仇士良举告姚中立，孟琯受牵连贬硖州长史。
大和九年（835年），再贬梧州司户参军。卒年不详。有《岭南异物志》一卷。

孟琯父亲是孟存性，孟存性有儿子九个，留有名字的有孟琯、孟璲、孟珏、孟瑊、孟球等五人。孟琯的儿子是孟启。
据《唐故朝请大夫守京兆少尹上柱国孟公墓志铭》记载，墓主孟璲，“公长兄琯，有重名於时，元和五年进士擢第”，明白记载了孟琯是孟家兄弟中的老大。
这篇墓志铭记载了“侄启书并篆盖”，文中也记录了孟璲的坟墓到龙丘府君（孟景仁）墓、到尚书府君（孟存性）墓以及到随州府君（孟琯）墓等自己的直系父亲（孟琯）、祖父（孟存性）的墓的距离，证明孟启是孟琯的儿子。
墓志铭中也说明了孟琯是孟轲的后代。孟琯兄弟的高祖是孟玄机，曾祖是孟景仁，祖父是孟洋。父亲是孟存性。

“今年秋，见孟氏子琯于郴，年甚少，礼甚度，手其文一编甚鉅。退披其编以读之，尽其书，无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识之矣。其十月，吾道于衡、潭以之荆，累累见孟氏子焉。其所与偕，尽善人长者，余益以奇之。今将去是而随举于京师，虽有不请，犹将强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请之烦邪！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茍如是，其于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 摘自《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之《送孟琯秀才序》，作者韩愈。
永贞元年（公元805）的金秋十月，韩愈在阳山遇赦北上，拟取道衡州、潭州赴任江陵，经过郴州，少年秀才孟琯以文晋谒，并请序于韩愈。
五年后，孟琯于元和五年（810）登进士第。
唐朝考进士不考八股文，考什么呢？考诗词歌赋，一首定输赢，考官随意出题。到了武则天（624年-705年）时期，虽然还是考诗词歌赋，但有了现代高考的意味，统一出题，统一考试标准。
在孟琯高考之前的某一年，祖咏699～746参加高考，题目是“终南望馀雪”，必须写出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看完后思考了一下，立马写出了四句：
他感到这四句已经表达完整，若按照考官要求写成六韵十二句的五言体，则有画蛇添足的感觉。当考官让他重写时，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考官很不高兴，结果祖咏未被录取。
这首《终南望馀雪》的作品，入选《唐诗三百首》，但是没有通过科举考试。
元和五年，是刑部侍郎崔枢知举，题目是《洪钟待撞赋》，孟琯通过了进士考试，但他写的《洪钟待撞赋》没有留传下来，

大和九年（835）九月，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郑注，联合宰相李训，探知皇帝的意思，想除掉宦官，消灭宦官势力，策划“甘露之变”。
为了储备兵力，他们便任命罗立言为京兆少尹、权知府事。罗立言虽得重任，但也知道这是一场豪赌，成则飞黄腾达，一展抱负；败则肝脑涂地，祸及家人。于是罗立言一方面在达官显贵遍布的太平坊购置华宅，“毗邻皇城西南，东北抵皇城含光门，东邻善和坊，西邻延寿坊，南邻通义坊”，饮宴歌舞，及时行乐；另一方面接纳死士，收买从人，做好起事的准备。
11月21日，李训等上奏文宗说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有甘露，令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去看，伏兵幕下，被宦官们察觉，双方刀兵相见。李训、罗立言等率人攻入宣政殿击杀内官；左神策中尉仇士良率禁兵反扑，李、罗所部大败，王涯、李训四宰相等11人当场被杀。李训、郑注、罗立言等十几家被灭族，诛杀各级官员一千多人，“流血成渠，京师大骇”，这就是著名的“甘露事变”。
“甘露事变”的时候，孟琯是长安县令，姚中立是万年县令，都是知州罗立言的下属，处于风暴之中，更严重的是，在罗立言布置的伏兵中，就有两县的吏卒。
当初罗立言调集两县吏卒的时候，万年县的捕贼官郑洪，是发现了问题的。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进退两难。于是称病没有参加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当听说行动失败后，干脆称自己因病死亡，叫家人穿起丧服，聚在一起大哭。这下轮到姚中立进退两难了，纸包不住火，日后被查，会更严重。所以他直接向仇士良告发，说郑洪装死。仇士良将郑洪抓入军中，郑洪按照姚中立告诉他的话，对仇士良讲：“我没有参加行动，是县令姚中立说，要我除了他的命令，其他人的命令不要去听，我有什么罪？”结果，姚中立坐贬，郑洪也得以免死。万年县令姚中立贬朗州长史，长安县令孟琯贬硖州长史。

你以为此事就算完了？没有。“寻再贬中立为韶州司户参军，琯为梧州参军”。
文人不做官了，一般都选择回乡当乡绅，开办书院，教书育人。孟琯贬做小官后，有了大把的时间，选择的是著书，孟琯的《岭南异物志》，就是在被贬梧州后所写，记录在岭南见闻的新鲜事。如“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纳之。。。”记录了当时岭南的人们已知道用鹅的细毛夹在布中，纵横交错缝好后做成被子，适合寒夜使用。
在梧州，除了写书，孟琯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教育儿子孟启。

孟琯贬梧州以后，就没有更多行迹记载了。
再来说孟启，孟启编著了著名的《本事诗》，记录了许多唐朝诗人的逸事，并收录了相关的一些诗歌。因为这本书，很多优美的诗篇、故事和唐人佚诗才得以流传，因此弥足珍贵。崔护脍炙人口的“人面桃花”一诗即来自此书：
孟启会编书，但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的妻子李琡是李唐宗室，咸通十二年（871年）卒，年仅三十五岁，当时孟启仍久困考场，墓志里表达了对亡妻的愧疚。
乾符二年（875年）孟启终于高中进士，凤翔节度使令狐绹聘其为推官。
然而孟启当官的时间不长。五年后，与孟启一样久困考场的另外一个著名人物黄巢，于广明年间（880年正月至881年七月）率兵杀入长安，僖宗避祸四川，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孟启曾任司勋郎中。再往后面，孟启的记载也没有了。
黄巢兵入长安，结束了孟琯及家庭的故事。那就以黄巢的《不第后赋菊》，作为孟琯及其家庭的故事的结束。


刘瞻（820—874年），唐桂阳人，祖籍彭城，字几之。宣宗大中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累拜中书舍人，出为河东节度使。懿宗咸通十一年，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同昌公主卒，杀医官二十余人，瞻力谏，懿宗怒，贬驩州司户。僖宗立，召瞻还朝为相，未几卒。

大观四年1110六月二十七日，郴州教授谭世勣作《刘相公祠堂记》，介绍了刘瞻的为官业绩，书室地址等：

昔韩吏部以谓中州清淑之气，至郴而穷,蜿嬗堪舆，磅礴而郁积，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其间。呜呼！若彭城刘公相国者，其真所谓忠信才德，数当唐末乱离，士大夫与时浮沉，偷生苟禄不暇，往往罕能以节义自全。公于此时独以耿正显，致身宰相，蔚有休声.懿宗怒韩宗劭，谏官、御史，依递退缩，莫敢言者，公拜疏固争，窜逐海上，濒死而不悔卒，还朝列复秉均轴。其余烈遗风至今日照人耳目，史臣谓公行已终始，全洁信不诬矣。
公讳瞻，字几之，其自彭城徒桂阳，今之东山寺乃公之书室，后裔尚多居郴，颇能言其世系。郴之士大夫思公之风烈，相与创祠于卫飒、茨充、许荆三贤之次，而求余文以记之。
窃观郴之为州，介于交广，在湖南号为僻小，前此能卓然自显，位居辅弼者于传记,惟公一人而已。刚风劲节见称于唐，可谓豪杰之士也。已夫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可用，以唐季之区区，其教养之法不足道,而犹且有如公者出焉，矧今日之盛明而圣天子方以乐育人才为务，将见此邦之士秀颖错出，继公之后者代不乏人。昔闽越得一欧阳詹以贡诸朝，而名乡钜公接武。其后盖其风声气俗有所表，厉而皆奋发也。安之后人谒公之祠，观公之像，而无奋发以自著见于时者乎？然则公之泽及于郴人者，可谓甚远，而郴人之思公也者，岂有穷哉。
60年后，公元1170年前后，郴州知州丁逢来到东塔岭，有感而发，作《东山》诗一首，：
梁启超称中国历史上，只有六大政治家。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
李德裕（787-849），就是唐朝唯一一个登上梁启超政治家榜的人物。
贞元八年（792），李德裕五岁，父亲李吉甫贬明州长史，其后十三年，李德裕随父辗转于明州、忠州、郴州、饶州等地。
李德裕在郴时间是贞元十八——贞元十九（802-803）年，李德裕一家刚离开郴州，韩愈就来到郴州，两人完美的错开。韩愈说郴州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其间，不知是不是看到了李德裕的背影。这是李德裕家族第一次来到郴州。
四十年后，李德裕的儿子李烨，受李德裕被贬的影响，又来到郴州，任郴县县尉， 全家同行。一家四代，全部在郴州生活过，李烨的女儿李若水姑娘，嫁给了刘瞻。李烨最终卒于郴州。
刘瞻为人节俭，所得到的俸禄皆用来接济穷困的亲朋好友，家中没有丝毫存储。他虽位极人臣但数亩之居还不是自己的私房，而且还能拒绝四方只贿赂，是位难得的清廉之官。
李若水姑娘，作为当年的相府千金，如今的相府夫人，过着简单的生活，无怨无悔。

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七岁的皇太子李漼正式即位,成了新的皇帝,史称唐懿宗。
李漼和他的宠妃郭氏即有名的郭淑妃育有一个女儿，称作同昌公主。
这位公主据记载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说过半个字，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开口说了两个字“得活”，当时的李漼还是过了今天不保明天的郓王李温，听了这话极为吃惊。更巧合的是，就在之后的不久，宫中迎接李漼即位的人便出现了，由此李漼将同昌公主视作自己的福星，倍加宠爱。到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嫁时，当爹的李漼几乎把宫里面的珍宝古玩全部打包，作为嫁妆送到了女儿女婿家，并同时赐钱五百万缗，创造了天下古今第一的嫁女纪录。
可惜的是，丰厚的嫁妆与盛大的婚礼并不能让同昌公主像童话里的公主那样，就此过上永远幸福美满的生活，事实上，同昌公主嫁到夫婿韦家后，仅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就香消玉殒了。
女儿的英年早逝对于李漼而言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很悲痛，亲自为爱女撰写挽歌，且为同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同时他也很愤怒，于是他下令将作为公主主治医生的翰林医官韩宗劭、康仲殷等二十余人全部斩首，并将他们的家属亲戚统统关进京兆府的监狱，令京兆尹温璋从重量刑，狠狠治罪。
按照皇帝的授意，这多达三百多人的医官家属也是要杀的。这个想法显然过于疯狂，朝中的宰相不得不发声了。这里有必要先提上一句,李漼这辈子一共任用了二十一位宰相，但其中的大多数不是碌碌无为的行政不作为者，就是拉帮结派的奸佞小人，反正能算得上称职的寥寥无几，不过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刘瞻却是一个例外。他听闻皇帝有意进一步迁怒韩宗劭等人的亲属，深知不妙，便打算制止皇帝滥杀无辜。
最开始，刘瞻打算依靠广大谏官的力量让皇帝改变主意。谁知,经过了李漼近十年的调教，满朝谏官集体得了软骨病，怂得连屁都不敢放声响。于是刘瞻只好亲自上阵，上书希望皇帝慈悲为怀，放那些医官的家属一马。
可皇帝希望的只是刘瞻少管闲事，所以他看了刘宰相的奏疏心里虽然不爽，但也没说啥，只是像以往一样不予回复。谁知这一回刘瞻没有按照套路来，见皇帝不吭声,他找来了同样富有正义感的京兆尹温璋一道入宫面圣力谏，劝李漼收回成命。
一边是力主放人、解救无辜的直臣，一边是痛失所爱、满腹邪火的皇帝，双方见面自然是火花四射。刘瞻、温璋劝谏时的言辞估计十分激烈，所以搞得皇帝很是激动，最终，李漼天子的风度也不要了直接爆了粗口，连叫两个大臣“滚出去"。
对于反对派，仅让他们滚出大殿是不够的，还应该让他们滚出京城,滚得越远越好。
九月七日，李漼突然下旨,外放刘瞻为荆南节度使，并贬温璋为振州司马。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皇帝在打击报复，压制言论。而随着刘瞻、温璋的榜样效应的彰显，一切质疑声都会成为保留意见，再跟着时间烟消云散。然而，这件事终究没有以皇帝的完全胜利落幕，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九月七日，在得知被贬消息的那个晚上，京兆尹温璋在整理好衣冠后，饮药自尽。
死前留言如下:生不逢时,死何足惜!
温璋一死，事情就闹大了。说到底，温璋仗义执言并没有犯什么错，而作为京畿地区的大领导居然就这么活生生被逼死了，这足以让朝中群臣恐慌一阵。
是的，恐慌只有一阵，因为很快这种情绪就转化为了愤怒。
九月十二日，皇帝对温璋之死发表观点，在这份敕书中，李漼给温章的评价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且下令在三日之内将温璋的遗体草草埋在城外，待有恩宥之时,方许归葬家乡。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要知道读书人自幼聆听圣贤之言，讲求的就是忠言直行以事其君，如今皇帝如此过分，是个人就无法保持沉默。于是众多大臣纷纷私下串联，准备联名上书或在宫门外集会公开替温璋喊冤。然而不等他们付诸行动，身边的一批同伴就倒下了。
九月二十日，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筜等朝臣因与刘瞻平素关系密切被贬岭南。
僖宗即位，为刘瞻平反，官复原职。
长安的人们准备在刘瞻到京城之时凑钱请百戏来迎接这位贤相，刘瞻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改变了回京城日期路线，回避了这一殊荣。
由此可见，在荣誉面前，刘瞻躬谦之至。

关于刘瞻，可以用北宋末年郴州知州阮阅在东山上的两首诗作个总结。


但得青编有完传，故居寂寞亦何伤。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时代，当这个时代过去，还能青史留名，足矣。


骆仲舒，临武人（《湖南通志》卷一三四）。后周显德三年（九五六）进士。宋太祖开宝中，历给事郎、起居舍人。
骆氏在桂阳虽为小姓，但名望传颂郴桂间。其始祖骆良相浙江义乌人，后晋天福间（936-942）进士，授广东巡抚，致仕后经桂阳监，见桂阳宝山在望，锦湖堪掬，山明水秀，乃举家迁桂阳城西南胥宇定居。其子骆仲舒后周登进士，官至太子中书起居舍人。
桂阳城南骆氏之后连续“八代连中”科第，成为桂阳千年佳话。
其后裔又开太和沙坪大溪。
大溪，亦称大陂头，位于桂阳城东南五公里太和镇境内，村落座东朝西，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村前胡屯水碧波荡漾，潺流长，村后骆家山林木参天，丹桂繁茂，鸟语花香。
大溪骆氏族人系唐骆宾王后裔。始祖良相公后晋天福年间做官广东巡抚，都察院佥都御史，致仕归乡，道经桂阳监，喜其风土淳朴，山川清秀，则胥宇而居，且从浙江义乌迁徙而来，开创了桂阳骆氏基业。明朝初期，九世祖发兴公佐太祖覆元，授千户侯，任茶陵卫，继由茶陵调守于州，官居乡土，回籍桂阳，处居于城，后移居城南石岭下。成化六年（1470年），十三世祖洪公承业守墓，卜居大溪，开村立业迄今537年，现有160余户，600多口人。
骆氏后裔，衍分众多，宗枝播迁遍及广东徐闻、乐昌，湖南新田、临武、北湖等地。乡土亦有东庄、砂坪、竹筱窝、黎芙塘、乌团园、船山等多个骆姓村庄，骆氏宗族繁荣兴旺、世代荣昌。
骆氏祖先于城修有骆氏宗祠。清嘉庆初（1796年），大溪再建骆氏公祠，咸丰三年（1853年）行修缮维护。公祠占地1200多平方米，祠宇飞檐，气势宏伟，内设戏台，雕梁画栋，唐诗壁画，图文并茂，神堂肃穆，祖德流芳，宾王灵位，文韵昭然。光绪十七年（1891年），于村口西、南面各建门楼一座，门首镌有“四杰第”牌匾。彰显唐初“四杰”之名望，大溪文化之内涵。清末民初，在村北一、二里处，兴建“曲江庙”，重修“莲花庵”，使其神有所依，祖有其位。祭祖祈福香火不断，求神拜佛颇为盛行。村前曲江桥原为石墩木桥，后亦修建过“花桥”，1975年架设石拱桥。2005年修好通村水泥公路，建好村前牌坊，2006年开展“大溪唐文化生态风景区”项目建设，2007年架通饮用自来水，好一派欣欣向荣胜境。
骆氏家族世代耕读为本，崇文尚武，修身养性。历来曾开办多家书斋书院，颇具名气的有亦乐斋、桂水轩等。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书房下又建学校亦乐轩，因而骆氏宗族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先辈曾有“瑞取八代”之盛况，即：八代连登科第，代代书香丕振。先贤骆仲舒及子骆安世先后皆登进士第，仲舒仕历太子中书起居舍人，中官给事郎，安世以著作郎知郑州。被誉为“桂阳之光”。元代骆廷玉授汉阳军通判。清代骆鸣璋廪贡生，文章理学推重一时。历代众多文人武将，奋力报国，光宗耀祖，丕振家声。自宋来族人登科出仕甚众，据谱记有进士4人，举人3人，登仕郎15人，六品军功以上的33人。现今村人有博士骆亚波1人，研究生2人，大专以上学历的32人。
骆氏子孙遵家规，循祖训，蔚然成风。树立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高尚情操。施行了“讲人伦，明礼义，重农桑、足衣食，隆学术、崇正学，训子弟、禁非为”等优良德行。清同治年间，先后成立了“义学会、积谷会、清明会、路会”等，还置有“学田、义田、祭田”，对读书者资助奖励，对贫困者救济扶助，对公益事业管理维护。
大溪物产丰富，尤以水果、辣椒、南瓜最负盛名。水果盛产梨子，兼桃、李、枇杷、杨梅、葡萄、杂果等，州志誉之“岁可千金”。大溪五爪辣最为著名，曾举为“山珍”，明代被列为朝庭贡品。大溪早南瓜名冠南乡，其量多质好，首屈一指，乡人美称“金瓜”。
大溪历史文化深厚，人文精神淳朴，自然物产丰富，环境风光优美。大溪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