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罗贯中曾借周瑜之口说出名句：“既生瑜，何生亮！”而北宋词人苏轼也生不逢时，让人慨叹：“既生东坡，何生半山！”历史上苏轼与王安石是政敌，据说词人在改诗后遭诗人的“暗算”。

有一次，王安石刚写了两句诗便搁笔，于是一个“口袋”便布置好了。待到苏轼来时，已人去乌斋空，只见桌上留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轼瞧了又瞧，不由得摇了摇头，心想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见苏轼已“上钩”，不禁哈哈大笑，自语道：“明月鸟如何当空照？黄狗虫怎会卧花荫？”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轼若不遇王安石，命运又会怎样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改诗有风险，改诗需谨慎。

假如苏轼生活在唐朝，遇到韩愈，那他的命运就要改写。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既才华横溢又爱才，对因苦吟而闯入仪仗队的贾岛不但不治罪，还替他修改诗，让他消除了“推敲”的烦恼。当时韩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念道：“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韩愈选择“敲”，理由是“敲比推更好，敲字能够体现出礼貌，更能有一种立体的感觉”，就这样，成了贾岛的一字之师。苏轼若遇韩愈，必有一番成就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伯乐改诗，可遇不可求。

假如苏轼生活在清朝，遇到乾隆，命运也要改写。当年乾隆作《飞雪》诗时，只是吟唱了前三句：“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最后一句竟然接不下去。这时御用枪手沈德潜站了出来，补上了最后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一首烂诗立刻被他点石成金。乾隆对他大为赞赏，从此他便荣宠不断。后来沈德潜太过得意，竟然将替皇帝润色的诗收到了自己的作品集里，并且把替皇上写诗的事告诉了很多人，却被乾隆听到了。更要命的是，曾为《一柱楼诗》作过序，当时沈德潜已入土多年，但仍然被乾隆认为是徐述夔的同党，并大骂其“卑污无耻、昧良负恩”。乾隆还下令将沈德潜的坟墓给铲平了，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恨。苏轼若遇乾隆，或许遭遇比沈德潜也好不了多少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也替改诗，败也替改诗。

我们既不是苏轼，更不是韩愈，难道就不能替别人改诗吗？答案是可以的。

这个新时代，即使替帝王改诗，也不必怕掉脑袋。拿乾隆的诗“开刀”，你会有一种爽感。比如，“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梅花都不见”。你可以这么改写：“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上蟾宫嫦娥见。”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唐人张打油，他的成名作是《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你可以这么改写：“屋外井铺绒，难填黑窟窿。黄毛身上白，白狗肿如熊。”这么一改，便写成一首五言绝句。今天，谨以此诗，致敬这位打油诗的开山鼻祖张打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