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跑进人生里边去生活。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

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清儒章实斋《文史通义》里说，古人有子部，后来转变为集部，这一说甚有见地。新文化运动以下，大家爱读先秦诸子，却忽略了此下的集部，这是一大偏差。
我们上边谈到林黛玉所讲的，还有一陶渊明。陶诗境界高。他生活简单，是个田园诗人。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陶诗像是极平淡，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才见他人格的高处。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但我主张读全集，又要深入分年读。一定要照清朝人下过工夫所注释的几个大家读。陶、李、杜、韩、苏诸家，都由清人下过大工夫，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和地点。我们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而在这十八家里边，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即如陆放翁诗，他删选得很好。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不加挑选，能这样去读诗，趣味才大，意境才高。这是学诗一大诀窍。

且莫管他哪一字和一句，甚至哪一首和哪几首。当知一首诗作得好，也不便是一诗人。一诗中某句作得好，某字下得好，这些都不行。当然，我们讲诗也要句斟字酌，该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这一字费斟酌。又如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第四个“绿”字是诗眼。一人最要紧的在两眼。一首诗中，一个字活了，就全诗都活，这也就是诗的眼。荆公这句诗，应当是“春风又吹江南岸”呢？还是“又到江南岸”、“又渡江南岸”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字的重要来。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这是容易知道的。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我们作诗，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所谓言之工与不工，主要分别是要讲出你的作意、你的内心情感，如何讲来才讲得好。倘使连这个作意和心情都没有，又有甚么“工”“不工”可辨？甚么“对”“不对”可论？譬如驾汽车出门，必然心里先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才知道我开向的这条道路走对或走错了。倘使没有目的，只乱开，那么到处都好，都不好，那真可谓无所用心了。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好比作画，尽临人家的，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家以后。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村庄上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呀。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如我们在纽约，一样可以读陶渊明的诗。我们住五层、六层的高楼，不到下边马路去，晚上拿一本陶诗，吟着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下边马路上车水马龙，我可不用管。我们今天置身海外，没有像杜工部在天宝之乱时，生活在兵荒马乱中，我们读杜诗，也可获得无上经验。我们不曾见的人，可以在诗中见；没有处过的境，可以在诗中想像处到。西方人的小说，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没有到过的境，没有碰见过的人。而中国文学之伟大，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如读《水浒》，固然觉得有趣，也像读《史记》般，但《史记》是真的，《水浒》是假的。读西方人小说，固然有趣，里边描写一个人，描写得生动灵活。而读杜工部诗，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这里却另生一问题，很值我们的注意。

中国大诗家写诗多半从年轻时就写起，一路写到老。像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都这样。我曾说过，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诗。循此说下，必得是一完人，乃能有一完集。而从来的大诗人，却似乎一开始，便有此境界格局了。这其间道理何在？巧妙又何在？固然他的为人以及他的诗，可以随年有进，但究是一开始便上这道路了。这中应有一甚深道理。关于此一番道理，我不能在此细说，但我只就事实试说一点，即是学文学似乎是学做人一条很径直的大道吧！

诸位会觉得，要立意做一人，便得要修养。即如要做到杜工部这样每饭不忘君亲，念念在忠君爱国上，实在不容易。其实下棋，便该自己下；唱戏，便该自己唱；学讲话，便该开口讲；要做一个人，就得自己实地去做。其实这道理还是很简单，主要在我们能真实跑到那地方去。要真立志，真实践履，亲身去到那地方。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所谓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 4 】


现在再退一层言之：学文学也并不定是在做学问。只应说我们是在求消遣，把人生中间有些业余时间和精神来放在那一面。我劝大家多把余闲在文学方面去用心，尤其是中国诗。我们能读诗，是很有价值的。我还要回到前边提及林黛玉所说如何学作诗的话。要是我们喜欢读诗，拿起《杜工部集》，挑自己喜欢的写下一百首，常常读，虽不能如黛玉对那个丫鬟所说：“那样做，一年工夫就会作诗了。”在我想，下了这工夫，并不一定要作诗，作好诗，可是若作出诗来，总可像个样。至少是讲的我心里要讲的话。倘使我们有一年工夫，把杜工部诗手抄一百首，李太白诗一百首，陶渊明诗一共也不多，王维诗也不多，抄出个几十首，常常读。过了几年拿这几个人的诗再重抄一遍，不要的剔掉，再加些新的进去，我想就读这四家诗也很够。不然的话，拿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选喜欢的，三家五家，抄个几十、一百首，隔一个时候再重抄一遍。最好不要乱七八糟的读，诗尽多读也读不尽。比如读《唐诗三百首》，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我们跑到菜场去，也只挑喜欢的买几样。你若尽去看，看一整天，每样看过，这是一无趣味的。学问如大海，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所要喝的，只是一杯水，但最好能在上流清的地方去挑。若在下流浊的地方喝一杯浊水，会坏肚子的。

学作诗，要学他最高的意境。如上举“重帘不卷……”那样的诗，我们就不必学。作诗、作文章都没有一定，就如做人也没有一定的格局。我们现在处境，当然要有一职业。职业不自由，在职业之外，我们定要能把心放到另一处，那么可以减少很多不愉快。不愉快的心情减掉，事情就简单了。对事不发生兴趣，越痛苦，那么越搞越坏。倘使能把我们的心放到别处去，反而连这件事也做好了。这因为你的精神愉快呀！

我想到中国的将来，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这个精神和力量在哪里？灌进新血，最好莫过于文学。
“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毛病哪里会找不到？像我们刚才所说，《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但不是古诗同全是“无病呻吟”的。说不用典故，举出几个用典用得极坏的例给你看。可是一部杜工部诗，哪一句没有典？无一字无来历，却不能说他错。若专讲毛病，比如一个人，有了病，该请医生治去，却不能把这个人扔了。中国目前文化有病，文学也有病，这不错。可是总要找到文化、文学的生命在哪里。这里面定有个生命。没有生命，怎么能两千年到今天？说从前人全错了，这不是在故意瞎说吗？

又如说某种文学是“庙堂文学”，某种文学是“山林文学”，又是什么“帮闲文学”等，这些话都有些荒唐。有人说我们要作“帮忙文学”，不要作“帮闲的文学”。其实，即如周作人正是在闲中写出这许多话，要是他不闲，怎么能找那么多零零碎碎人家没看见、不知道的那些小花样来呀？他文章里都写的是这些，他还不闲吗？若说要不用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典故用来已不是典故。《论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不忘填沟壑”。杜工部诗说“饿死焉知填沟壑，高歌但觉有鬼神”，此两句“沟壑”两字有典，“填”字也有典，“饿死”二字也有典，“高歌”也有典，这两句没有一字没有典，这又该叫是甚么文学呢？

我们且莫尽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应看他内容。一个人如何处家庭、处朋友、处社会，杜工部诗里所提到的朋友，也只是些平常人，可是跑到杜工部笔下，那就都有神，都有味，都好。我们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吗？若我们今晚请一位朋友吃顿饭，这事很平常。社工部诗里也常这样请朋友吃饭，或是别人请他，他吃得开心作一首诗，诗直传到现在，我们读着还觉得痛快。同样一个境界，在杜工部笔下就变成文学了。我们吃人家一顿，摸摸肚皮跑了，明天事情过去，全没有了，觉得这事情一无意思般。读杜工部诗，他吃人家一顿饭，味道如何，他在卫八处士家“夜雨剪春韭”那一餐，不仅他吃得开心，一千年到现在，我们读他诗，也觉得开心，好像那一餐，在我心中也有分，也还有余味。其实很平常，可是杜工部写上诗里，你会特别觉得其可爱。不仅杜工部可爱，凡他所接触的，其人其境皆可爱。其实杜工部碰到的人，有的在历史上有，有的历史上没有，许多人只是极平常。至于杜工部之处境及其日常生活，或许在我们要感到不可一日安，但在工部诗里便全成可爱。所以在我们平常交朋友，且莫要觉得这人平常，他同你做朋友，这就不平常。你不要看他请你吃顿饭平常，只是“请你吃”这件事就不平常。杜工部当年穷途潦倒，做一小官，东奔西跑。他或许是个土头土脑的人，别人或会说，这位先生一天到晚作诗，如此而已。可是一千年来越往后，越觉他伟大。看树林，一眼看来是树林。跑到远处，才看出林中那一棵高的来。这棵高的，近看看不见，要在远处才觉到。我们要隔一千年才了解杜工部伟大，两千年才感觉孔夫子伟大。现在我们许多人在一块，并无伟大与不伟大。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要隔五百年、一千年才会特别显出来。那么我们也许会说一个人要等死后五百年、一千年，他才得伟大，有什么意思啊？其实真伟大的人，他不觉得他自己的伟大。要是杜工部觉得自己伟大，人家请他吃顿饭，他不会开心到这样子，好像吃你一顿饭是千该万当，还觉得你招待不周到，同你做朋友，简直委曲了，这样哪里会有好诗做出来？


我这些琐碎话，只说中国文学之伟大有其内在的真实性，所教训我们的，全是些最平常而最真实的。倘我们对这些不能有所欣赏，我们做人，可能做不通。因此，我希望诸位要了解中国文学的真精神，中国人拿人生加进文学里，而这些人生则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的！这个高境界，需要经过多少年修养。但这些大文学家，好像一开头就是大文学家了，不晓得怎样一开头他的胸襟情趣会就与众不同呀！好在我们并不想自己做大文学家，只要欣赏欣赏便够了。你喜欢看梅兰芳戏，自己并不想做梅兰芳，一辈子练唱工，练台步，一生尽化在上面。在我则只想去看一次痛快就好了。

这样也不就是无志气。当知做学问最高境界，也只像听人唱戏，能欣赏，不想把自己放进去，一心想登台出风头。有人说这样不是更一无成就吗？其实诗人心胸最高境界并不在时时自己想成就。现在我们有了一职业，生活已安定，为何定想要成就。像是志气高，其实还是伪，心里老是郁郁闷着，说不定一不当心随时随地就会出毛病。如此般的人生，如何更会有成就。大人物，大事业，大诗人，大作家，都该有一个来源，我们且把它来源处欣赏。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当下即是一满足，便何论成就与其他。让我且举《诗经》中两句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诗经》说：“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不求”，至少也应是一个诗人的心胸吧！

【摘自1987年巴蜀书社版《中国文学讲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