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一点关于“诗”的问题。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现在拿来做我讲这问题的开始。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下面她告诉那丫鬟学诗的方法。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以后，就会懂得作诗了。”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


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甚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不见有意境，不见有情趣。无意境，无情趣，就算有此人，也只是个俗人。仅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至于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

此刻先拿黛玉所举三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是道，是老庄；杜是儒，是孔孟。《红楼梦》作者，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故特举此三人。摩诘诗极富禅味。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著”。所以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此一联拿来和上引放翁一联相比，两联中都有一个“境”，境中都有一个人。“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那境中人如何，上面已说过。现在且讲摩诘这一联。在深山里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听到窗外树上果子熟了，烂了，给雨一打，朴朴地掉下；草里很多的虫，都在雨下叫。那人呢？就在屋里“雨中灯下”，听到外面“山果落，草虫鸣”，当然还夹着雨声。这样一个境，有情有景。把来和陆联相比，便知一方是动的活的，另一方却是死而滞的了。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

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甚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于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亦即所谓欣赏。我们读上举放翁那一联，似乎诗后面更没有东西，没有像摩诘那一联中的情趣与意境。摩诘诗之妙，妙在他对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看法，他虽没有写出来，但此情此景，却尽已在纸上。这是作诗的很高境界，也可说摩诘是由学禅而参悟到此境。

今再从禅理上讲，如何叫做“无我”呢？试从这两句诗讲，这两句诗里恰恰没有我，因他没有讲及他自己。又如何叫做“无住”、“无著”呢？“无住”、“无著”大体即如诗人之所谓“即景”。此在佛家亦说是“现量”，又叫做“如”。“如”是像这样子之义。“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只把这样子这境提示出来，而在这样子这境之背后，自有无限深意，要读者去体悟。这种诗，亦即所谓“诗中有画”；至于“画中有诗”，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画到最高境界，也同诗一样，背后要有一个人。画家作画，不专在所画的像不像，还要在所画之背后能有此画家。西方的写实画，无论画人、画物，要画得逼真，而且连照射在此人与物上的光与影也画出来，但纵是画得像，却不见在画后面更有意义之存在。即如我们此刻，每人面前看见这杯子，这茶壶，这桌子，这亦所谓“现量”，此刻我们固是每人都有见，却并没有个“悟”，这就变成无情无景。而且我们看了世上一切，还不但没有“悟”，甚至要有“迷”，这就变成了俗情与俗景。我们由此再读摩诘这两句诗，自然会觉得它生动，因他没有执着在那上。就诗中所见，虽只是一个“现量”，即当时的那一个“景”。但不由得我们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这是当着你面前这景的背后要有一番“情”，这始是文学表达到了最好的地步，而这一个“情”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

譬如唐诗最为人传诵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里面也有一人。这诗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究是怎样一回事。他不说，且教你去会。

又如另一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一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这一愁字。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而他还没睡，他正睡不着，于是他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一路听着，直听到天亮。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为他有愁。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甚么？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这样子作诗，就是后来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羚羊挂角”。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无住、无著。在“断魂”，在“愁”，这其中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要能“凌空”起来不著地，有情却似还无情。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因他连“断魂”字、“愁”字都没有，所以他的诗，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 2 】




以上我略略讲了王维的诗。

继续要讲杜工部。杜诗与王诗又不同。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上一次我们讲散文，讲到文学应是人生的。“五四运动”时提倡新文化，主张文学要人生化。在我认为，中国文学比西方更接近人生。一方面，中国文学里包括人生的方面比西方多。我上次谈到中国散文，姚氏《古文辞类纂》把它分成十三类，每类文体，各针对着人生之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又再加上诗、赋、词、曲、传记、小说等一切不同的文学，遂使中国文学里所能包括进去的人生内容，比西洋文学尽多了。在第二方面，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

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为何要放进，又要不放进？这一层道理，须到宋人讲理学，才精妙地讲出。这不在我们今天的讲题内，此处且不论。现在要讲的，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甚么大道理。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其实，杜工部诗还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他的诗，就高在这上。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正为他不讲忠孝，不讲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若使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倘使杜工部急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我们读杜诗，最好是分年读。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要知道他在甚么地方，甚么年代，甚么背景下写这诗，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后来讲杜诗的，一定要讲每一首诗的真实用意在哪里，有时不免有些过分，而且有些曲解。我们固要深究其作诗的背景，但若尽用力在考据上，而陷于曲解，则反而弄得索然无味了。但我们若说只要就诗求诗，不必再管它在哪年哪一地方为甚么写这首诗，这样也不行。你还是要知道他究是在哪一年哪一地为着甚么背景而写这诗的。至于这诗之内容及其真实涵义，你反可不必太深求，如此才能得到它诗的真趣味。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那么你对这诗一定知道得很浅。他在天宝以前的诗，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显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有不同；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不同。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

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王荆公诗写得非常好，可是若读王诗全部，便觉得不如杜工部与苏东坡。这因荆公一生，有一段长时间，为他的政治生涯占去了。直要到他晚年，在南京钟山住下，那一段时期的诗，境界高了，和以前显见有不同。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我第一次读苏诗，从他年轻时离开四川一路出来到汴京，如是往下，初读甚感有兴趣，但后来再三读，有些时的作品，却多少觉得有一点讨厌。譬如他在西湖这一段，流连景物，一天到晚饮酒啊，逛山啊，如是般连接着，一气读下，便易令人觉得有点腻。在此上，苏诗便不如杜诗境界之高卓。此因杜工部没有像东坡在杭州、徐州般那样安闲地生活过。在中年期的苏诗，分开一首一首地读，都很好，可是连年一路这样下去，便令人读来易生厌。试问一个人老这样生活，这有什么意义呀？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我们读诗，正贵从各家长处去领略。

我们再看白乐天的诗。若随便挑来看，也都好。但要对着年谱拿他一生的诗一口气读下，那比东坡诗更易见缺点。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杜工部生活殊不然。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像他在《丽人行》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即如屈原，前面并非没有路，但屈原不肯走，宁愿走绝路。故屈原《离骚》，可谓是穷而后工的榜样！他弟子宋玉并不然，因此宋玉也不会穷。所以宋玉只能学屈原做文章，没学到屈原的做人。而宋玉的文章，也终不能和屈原相比。

现在再讲回到陆放翁。放翁亦是诗中一大家，他一生没有忘了恢复中原的大愿。到他临死，还作下了一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即此一端，可想放翁诗境界也尽高。放翁一生，从他年轻时从家里到四川去，后来由四川回到他本乡来，也尽见在诗中了。他的晚年诗，就等于他的日记。有时一天一首，有时一天两三首，乃至更多首，尽是春夏秋冬，长年流转，这般的在乡村里过。他那时很有些像陶渊明。你单拿他诗一首两首地读，也不见有大兴味。可是你拿他诗跟他年龄一起读，尤其是七十、八十逐年而下，觉得他的怀抱、健康，和他心中的恬淡平白，真是叫人钦羡。而他同时又能不忘国家民族大义，放翁诗之伟大，就在这地方。可惜他作诗太多。他似乎有意作诗，而又没有像杜工部般的生活波澜，这是他吃亏处。若把他诗删掉一些，这一部陆放翁诗集，可就会更好了。

在清诗中我最喜欢郑子尹。郑是贵州遵义人，他并没做高官，一生多住在家乡。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他是一孝子，他在母亲坟上筑了一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他诗学韩昌黎，韩诗“佶屈聱牙”，可是在子尹诗中，能流露出他极真挚的性格来。尤其是到了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他母亲。诗中有人，其人又是性情中人，像那样的诗也就极难得了。

李太白诗固然好，因他喜欢道家，爱讲庄老出世。出世的诗，更不需照着年谱读。他也并不要把自己生命放进诗里去。连他自己生命还想要超出这世间。这等于我们读《庄子》，尽不必去考他时代背景。他的境界之高，正高在他这个超人生的人生上。李太白诗，也有些不考索它背景，是无法明得他诗中用意的。但李诗真长处，实并不在这点上。我们读李太白、王摩诘诗，尽可不管他年代。而读杜工部、韩昌黎以至苏东坡、陆放翁等人的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整个人生放进诗去了。因此能依据年谱去读他们诗便更好。郑子尹的生活，当然不够得丰富，可是他也作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他也把他自己全部放进诗中去了。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但春天来了，梅花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又活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他母亲了。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再从他母亲身上讲到整一家，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这就见其人之至孝，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而见。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归文也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诗写得更深厚。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