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他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属同龄好友，都是文学巨匠。白居易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诗敌之动者，非梦得而谁”。刘禹锡的“诗豪”称号由此而得。

一、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

刘禹锡自称西汉景帝第九子刘胜后代，二十一岁（793年、唐德宗贞元九年）首次应考科举，竟连过进士、博学鸿词科、取士科三关，一举取得仕途入场券。

之后十年，他历任国家图书馆官员、军政幕僚（参战讨伐叛乱）、地方官。三十二岁，他被调回京城授职“监察御史”（约相当于现在纪监委官员），这是一个级别低、权威高的职位，被俗称为“八品宰相”。

彼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四十年。公元766～835年史称中唐，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导致百姓逃散、户口锐减，朝廷税基不断缩小，财政越来越困难。而朝廷上宦官专权，地方被藩镇割据，宦官控制军权已成制度化。如果不作一次大改革，抑制宦官、藩镇势力，重塑中央政权，李唐皇朝必然加快走向覆灭。

805年农历正月，唐德宗去世。已经中风失语的太子继位为唐顺宗，随即推行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刘禹锡与柳宗元、王叔文、王伾四人，组成革新派集团的领导核心。[唐]冯贽《云仙杂记》说：在这段推行新政的时间，刘禹锡每日处理的公函文档多达千件以上。

这次政治革新使“百姓相聚欢呼大喜”，“人情大悦”（韩愈《顺宗实录》），却触动了宦官、藩镇和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反扑。当年八月，病重的唐顺宗被迫禅位给亲宦官的唐宪宗，永贞革新只历经146日遂告失败，革新派成员立即惨遭迫害，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被重罚远贬，先后在朗州（今属湖南）、连州（今属广东）、夔州（今属重庆）、和州（今属安徽），长达二十二年才回归京城。

因领导这次政治革新，刘禹锡尝尽苦头，但他改革弊政的理想始终不渝。

沉沉夏夜闲堂开，
飞蚊伺暗声如雷。
嘈然欻起初骇听，
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
昧者不分聪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
利嘴迎人看不得。
我驱七尺尔如芒，
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
为尔设幄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
羞尔微形饲丹鸟。

——这首《聚蚊谣》是刘禹锡讽喻诗代表作，写于朗州，锋芒直指残杀改革派的权宦，把它们写成嗜血的飞蚊群，预言邪恶必败、正义必胜，到“清商一来秋日晓”，丑恶的蚊群最终被丹鸟捕食殆尽。须知这些置改革派于死地的权贵，主使是唐宪宗。刘禹锡还在被贬蛮荒之地的第一站，竟然就如此直书自己的愤懑。

如他那样的名士，本来稍微精致利己，现世就能过得丰盛安稳，至少会远离厄运。但刘禹锡不是这种人。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戏赠看花诸君子》历代诗集必选，写于815年三月，他被贬朗州第十年，突然被召回长安。皇帝也许改变了对他的想法，但他却没想过要改变自己。这天他与柳宗元等同游长安玄都观，面对满园桃花触景生情：永贞革新失败已经过去十年，刘禹锡借用花色炫目、花期却相当短暂的桃花，借喻权宦势力日益飞扬拔扈。刘郎是他自称，“尽是刘郎去后栽”意思说：因永贞革新失败刘某本人被远贬，你们这些丑类才有机会翻盘！

皇帝对改革派夙怨本来很深，绝对不把这首诗看成“戏作”。十年前唐宪宗对父亲唐顺宗逼官、使之让位给自己，接着害死父亲，他不能不心存亏欠，他感到这首诗简直是辱骂自己，于是大发雷霆，当月将刘禹锡贬至比朗州加倍荒凉遥远的播州（今属贵州）。后因朝廷重臣说情，才改贬广东连州。

这一次贬上加贬，使他增多十二年漂泊。“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这十三年刘禹锡写过不少愁肠百结的思念诗、忆怀诗、别离诗，读者能体会他的孤苦、忧伤。但是，他后悔吗？他畏缩吗？不。被贬到连州当年，他就写下这首《答杨八敬之绝句》：

饱霜孤竹声偏切，
带火焦桐韵本悲。
今日知音一留听，
是君心事不平时。

再如《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他对永贞革新派旧友寄托深切怀念：

曾随织女渡天河，
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
当时朝士已无多。

刘禹锡对邪恶势力岂止不害怕、不屈服，他身居边远贬所，还表现出达观乐道、从无气馁。他不少诗句写得豪迈壮阔，甚至惊世骇俗：“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其一）。

828年（唐文宗大和二年），他漫长的贬谪生涯终于结束，回到长安又逢春天，时年五十七。同样是三月他再游玄都观，当年红极一时的桃花，眼前“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于是写下著名的《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被卷进残酷无情、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刘禹锡能够笑到最后，他凭什么底气？

二、重构儒学天人秩序的思想先驱

读刘禹锡，不可绕过发生在中唐时期的一场哲学论战。

论战的另两位对手是：韩愈、柳宗元，被誉为唐宋八大家的最重量级人物。这场论战由韩愈发起，柳宗元接战，刘禹锡最后写就《天论》上、中、下三篇推动高潮。

韩愈没有参加永贞革新，在永贞革新前两年（803）他已因直谏唐德宗被远贬广东。815年，他寄信给柳宗元，认为永贞革新的失败乃是天意。在中国传统语境，天人关系是核心话题。从孔子“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主张君权神授、推天道以明人事，为皇权统治的合法性背书。

然而到中唐，时人已亲历安史之乱等事件，皇权对臣民既然是奉天承运，为何君臣之间、甚至皇室内部，会上演惨无人道的杀夺？天人感应框架的合法性、有效性，受到猛烈的冲击。但韩愈抱持传统，他列举一大堆人类如何肆无忌惮地破坏“天”（天然状态）的事例，然后归纳两个要点：一是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二是天不喜欢那些积极有为，务求有利于生民的人。他认为天人关系是“相仇”、“相残”，人的正确做法除了任天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

柳宗元立即写作《天说》反驳韩愈：天地、元气、阴阳都应属自然界，与自然界的其他物质（例如果蓏、草木、痈痔）一样，都是物质性的。我们知道果蓏、草木、痈痔不能赏功罚祸，天地、元气、阴阳又岂能赏功罚祸？《天说》结论是“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意思是：（诘问韩愈）假如你坚信你守持的仁义理念，而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那就应该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又何必把生死得失的念头寄托在象瓜果、痈痔、草木那样没有意识的“天”上面呢？

柳宗元代表作《江雪》所传达的，正是这种哲学意象，有些史家概括为“天人不相与”（或称“天人相异”），否定韩愈主张的天人感应、天人相仇、天人相残，因为天没有意志。柳宗元参加领导永贞革新，虽因坚持道义而遭罹祸厄，被重罚远贬，但他相信与天谴无关，他仅觉得自己是寂寞于天地之间的独行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不过柳宗元的抗辩，仅回应了韩愈天命论哲学的第一个要点。刘禹锡前进一步，指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天再不总是高高在上、一成不变地充当宰制（赏罚）人类祸福的主角。那么，“人”以其与“天”不同的禀赋能力，以积极的作为对天道作出回应，怎会不符合天道？

他举例阐明，各人处事有时要依靠体力条件，而各人体力强、弱有别，属于“天理”（或称“天道”，指天然禀赋、生理条件等），归自然范畴。不过，各人处事并非全依靠体力强弱，有时还得依靠是非（善恶）判断，这就是“人理”（或称“人道”，法制、道德秩序等），归社会范畴。如果在荒野中求生存，体力强的人必然胜出，体现天理优胜；但在城市中讨生活，正常情况下主要靠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取得成功，单靠体力强不足以赢，那就是人理优胜的一面。总称为“交相胜”（天、人互有胜场）。

于是，刘禹锡认为人类个体在社会的际遇与天无关，仅与法（可理解为法治）的状态相关，分为三种状态：法大行、法小弛、法大弛：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 “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 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 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这是《天论》的华彩段，是刘禹锡天人哲学思想的核心。一些学者认为：这场哲学论战提出天人关系的新构想，是重建天人平衡的一次尝试。“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重新将‘天人’关系带回思想探究的核心地带，并无一例外地将天人关系的天平导向‘人’之一极。这是一个儒学‘回向自我’ 以回应历史追问的时代，但此一重建平衡的过程直至宋儒方始完成。‘天人感应’模式下的‘天人合一’在宋儒的运思之下最终完成了向‘以仁为本’的‘天人一体’模式的转型。”（刘顺《天人之际：中唐时期的“天论”与诗歌转型》）

王浚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获秋。

——这首《西塞山怀古》是刘禹锡的怀古诗代表作之一。他的天人哲学体现在诗歌创作，形式上对传统美学旨趣的守持， “开朗流畅，含思宛转。”“运用似无过人之处，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癸签》）。与同时代韩孟诗派奇崛、元白诗派的轻俗相映成趣。在内容上呈现为对人理、人世的关怀，对历史教训的珍视、警觉，断定与天命的“王气”并不足恃、天然的防卫屏障“山形”亦不足凭。事实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

三、“民歌体”格律诗的开拓者

明朝诗论家杨慎写道：“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人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诗话》）。刘禹锡在世及身后，历代诗论家对他的评价可谓越来越高。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这首诗写于826年（五十五岁，唐敬宗宝历二年），他结束漫长的贬谪生涯被召回京，路过扬州时与白居易相会，筵席间白居易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表达对刘禹锡坎坷人生遭遇的同情、不平和劝慰，格调有点沉郁：“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写诗应和，他被贬时间总共二十二年，但这两首诗都必须写成“二十三年”，因为两首诗的“三”字位都应是平声，如果写成“二”变成仄声，不合律。（《顾学颉文学论集》）

这首刘禹锡代表作，以伤感的情调起笔，回首漫长的贬谪岁月，接着写出革新派政治家的豪迈、坚定，写出哲学家的睿智、通达。颈联和尾联乐观奋发，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白居易盛赞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

历代如同白居易那样的超一流文学大家，推崇、学习刘禹锡的人还有很多。单说诗歌（他的散文名声亦相当高），例如晚唐李商隐、杜牧（史称小李、小杜比拟李白、杜甫），写诗都明显效法刘禹锡：杜牧的名作《泊秦淮》、《山行》、《故洛阳城有感》等意境都脱胎于刘禹锡（[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而李商隐的“七言句法，兼学梦得”（[清]何焯《义门读书记》）。

又例如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说他老师苏东坡“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剌”（《后山诗话》）。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非常欣赏刘禹锡作品，亲笔书写他的诗句“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挂在府第中，而王安石本人诗作“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二句，就是受到上述刘句启发（[清]吴景旭《历代诗话》）。

北宋诗人黄庭坚艺术成就卓著，与苏轼并称“苏黄”，是江西诗派创始人。他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异曲也。昔子瞻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道出刘禹锡平生创作中，有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贡献，就是用心探索地方俚语文学，引入民歌特色创作格律诗（七绝）并取得巨大成功。当中最著名的是《竹枝词》十一首，都写于他被贬夔州时期（821～824年），这一时期还写下《浪淘沙词》（九首）、《堤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都属于学习民歌体的出色佳作。

白帝城头春草生，
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
北人莫上动乡情。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一）

——这首就是上一段引述苏东坡、黄庭坚二人大赞为“不可追也！”的作品，成功运用对比烘托，民歌风味相当浓厚。作者思乡情感跃然纸上，意境清新语言浑然天成。

其二
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

其七
瞿塘嘈嘈十二滩，
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其九
山上层层桃李花，
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
长刀短笠去烧畬。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

民歌体不仅在写作形式上独辟蹊径，为传统的格律诗引入一股新风，而且在内容上，书写富有地方特色的社会面貌、民情爱情，仿佛向读者展示一幅幅生动活泼、明丽鲜活的风俗画。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二首》之一）

——这首竹枝词知名度极高，是七绝诗集所有版本必选的经典，借鉴隐语、谐音、双关等民歌手法（诗意解读详见附录）。而且诗中出现“踏歌”（一作“唱歌”，当然也指唱民歌），踏歌也是一种俚语民歌即上文《踏歌词》，一种民歌体诗中又搭载第二种民歌，简直绝无仅有，读者必能体会刘禹锡对民歌学习的锐意、潜心，一如他在《竹枝词》的序言中曾经写道：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当今文学史家认为：“《刘梦得集》现存的两卷乐府诗,是他努力学习民歌的成绩。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流放巴楚间学习当时民歌俚调写成的作品。从《竹枝词》的序里，可以知道他当时看到了民歌‘含思宛转’的特色，并有意识地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写了这些民歌体的小诗”（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其成果足以开创风气、垂范后世。

四、结语

刘禹锡是一位对哲学、经学、医学、书法、音乐、佛教、天文等都有研究的文学家，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作为文学家，刘禹锡诗文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卞孝萱、卞敏著《刘禹锡评传》第十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本文引用这段话作为结语。刘禹锡的“诗豪”大名，无疑实至名归。


附录：《竹枝词二首》之一句解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诗的开头直写江畔风景。时值阳春，万物萌苏，江水波澜不兴，平静得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而那依依的杨柳，正随风扬起万千青条，撩拨着诗中女主人公的少女情怀。她徘徊江畔，内心里本就充满了春天带来的缠绵情愫；而就在此时，遥远的江面上忽然传来情郎那嘹亮的歌声，这突如其来的喜悦，又怎能不令她柔肠百结，感慨万千呢？诗人用笔简练，第一句起兴，渲染环境氛围；第二句则就一个具体情节生发，将镜头转移至江面上，却又不让主人公思慕的对象直接出场，而是以歌见人，从而营造出“未睹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来。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诗的三、四句以物象写人情。“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即目所见，而“晴”字又谐音双关为“情”，作者借用民歌中常见的手法，措意巧妙，用天气的晴与不晴来谐音双关情郎的有情和无情，从而将一个青春少女那既惊喜又迟疑、既欢乐又哀怨的复杂恋爱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先是听到了情郎的歌声，继而开始琢磨这歌声之中的涵义，是爱慕呢，或者仅仅是暧昧？情郎的心，是不是也如我一样有情有义呢？这些细微的心思，都好像眼前那半阴半晴的天气，令人捉摸不定。人的情绪是丰富而细微的，要想传情达意，直白的说明还远远不够，往往要借助某些具体意象才能完成。在这里，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来写少女的热恋情怀，先说日出和雨，不过是眼下实景；而以 “晴”谐“情”，便起到了画龙点睛般的艺术效果。少女初闻歌声的惊喜、萦绕心头的困惑、以及揣度情郎心思之后的费解和惘然，都已经不言自明了。个中意味言近旨远，更留给读者驰骋想像的广阔空间，可谓深得兴象玲珑之妙。

*附录摘自姜晓东编著《刘禹锡》，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