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的《黄鹤楼》诗，被历代诗家所推崇。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相传大诗人李白酒后欲在黄鹤楼题壁，抬头见到这首诗后，喟然而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弃笔而去。

这首诗被誉为“唐代七言律诗第一” 。但是，历代论家虽然注意到了这诗的立意境界，但语焉不详，大多用感叹世事变幻之类的评语，或是从技法而论的。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十三中说：“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然此类评论，很难说明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内在原因。

李白是读懂了这诗的，深知这里面的重量和内涵，故弃笔而去。但以李白豪迈慷慨，放浪形骸，桀骜不驯的性格，是不愿甘居人后的，他一直想找机会与崔颢一较高低。

在长安不能施展抱负的李白，被赐金而还了！在排挤出政治中心后，他第二次来到金陵，在金陵的凤凰台上，他面临长江，怀古伤今，终于以同样的七言格律向崔颢发起了挑战：“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与崔诗一样，李诗也一连用两个重叠的“凤凰”一词，第二句又用一“凤”字，让更加流动明快的音节来渲染气势，从而达到一气呵成，洒脱自然的艺术效果。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论崔、李两诗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

两诗都响遏行云，流韵无穷，但李白挑战是挑战了，却未能胜出，只能是“未易甲乙”。这表明李白虽离开朝廷了，却还沉浸在对国事的担忧中，没有能超脱出来。当然，这种心忧社稷江山，是中国士人的传统美德。

那么，究竟崔诗中怎样的立意境界使李白难以释怀，非得步崔颢后尘而为之呢？在我所看过的前人诗话和今人评述中，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给予答案。以我读此诗之愚见，崔颢之诗是用佛学“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来写的，是在讲述事物在时空和运动中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使李白不得不为之折服。

“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这是佛教阐释人生宇宙的提纲挈领，也是佛教区别于其它宗教的根本所在。我不想在此用佛学语言来详细解释“三法印”，而是用最简单的哲学语言来讲一讲它的要义。所谓“诸行无常”，“诸”，是指一切事物；“行”，运动；“无常”，没有常态，“常”，长久不变也。即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我们看到的所有事物不是恒定的，是在运动之中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一切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所谓“诸法无我”，“法”，法则，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无我”，没有“我”的主观意识的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即在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面前，主观之“我”是不存在的。所谓“涅盘寂静”，涅盘为梵语，意为不生不灭；寂静，意为不为外物所惑，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是认识论；“涅盘寂静”是方法论。在佛教看来，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是不以“我”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并因此得出了身外之物皆是虚幻，外在的所有一切也都是空幻的结论，要获得永恒（不生不灭）和避免生灭的世间法，只有“涅盘寂静”，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己心不为外物所动，“明心见性”和“见性成佛”。“三法印”对事物在时空中的运动规律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其希冀生命永恒的方法，则近乎荒谬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登临的黄鹤楼已是人去楼空，黄鹤不在，这真是“诸行无常”啊。“白云千载空悠悠”脱胎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白云一片去悠悠”，是说心中的“昔人”、“黄鹤”，如千年以来飘浮不定的白云，虚无缥缈，空空荡荡，一切都悠悠而去了。诗人在这种世事茫茫，不可捉摸的现实中，有一种万物皆空的感觉，眼前的一切也都是“空余”或“空悠悠”的了。诗人之所以产生“空”的感觉，是因为这些物象都有着自己的运动变化，不以我的主观愿望能有所改变，蕴含了“诸法无我”的思想。“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历历在目的汉阳晴川阁之碧树、稠密茂盛的江中鹦鹉洲之芳草，年年有枯荣，岁岁有盛衰，轮回有序，年复一年。诗人借草树无尽而感慨人生有限。这颈联与刘希夷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表现的是相同的意思，这里其实寄托着一种超越生死和对生命永恒的渴望。“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这后一句，也脱胎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青枫浦上不胜愁。”以中国叶落归根的传统，家乡应是自己的归宿之地，结合以上诗句来理解，“乡关”可理解为人生或心灵的归宿之地。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哪有谁不知道自己家乡是什么地方的吗？而且诗人用字也极有深意，如果把“日暮乡关何处是”解释为“有家难归”的话，那诗人应该用“何处在”。乡关何处是，讲的是乡关的概念；乡关何处在，讲的是乡关的方位。一字之别，含义不同。你看，夕阳残照，烟波浩缈，昔人不见，黄鹤己去，自己独立江边，人生或心灵的归宿难寻，而生命也不能象草树一样枯而复荣，一切都是“空悠悠”啊！这能不使人愁叹吗？

李白信奉道教，但对崔诗中表现出的人生宇宙观无疑是认同的，不然也不会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了，也不会有两次拟崔诗的格调意境之作。没有资料表明崔颢信奉的是佛教还是道教，但从全诗来看，崔颢认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认识论，却没有去追求“涅盘寂静”这种生命永恒的方法，否则，也不可能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感叹了。

以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释、道三种思想而言，有了“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和变化中的、并且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认识，进而想得到生命永恒的方法，不一定非得依“涅盘寂静”来进行，还有着另外两种选择。其一，道家的退而隐之，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得道成仙（永恒）为极乐。其二，儒家的进而取之，通过修齐治平，建功立业或著书立说而流芳百世，以永运活在后人心中来获得永恒。佛家的“涅盘寂静”是消极的，相对而言，儒、道两家的人生观则要积极得多，这也许正是中国许多士人能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傲慢地蔑视一切富贵权势的思想基础。

崔颢和李白都意识到了在客观规律面前，自我是虚无的，并由此认为眼中物象也是“空”的。这种哲学观是一元否定论，属客观唯心的范畴，还没有达到“空其所空”，即否认物象的客观存在，进入二元否定的主观唯心的范畴。因此，一个寻求“乡关”，挣扎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一个关注“长安”，未能摆脱对现实政治的期待。从精神层面讲，李诗不如崔诗空灵，这也是李白未能胜出的关键原因。

任何艺术都不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忠实描写，更不是对艺术外在形式——技巧的追求。作者笔下的所有物象，都是“人”化了的，是自己世界观的具体表现，有着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流动痕迹。因此，我们读诗或看任何艺术作品，都应该对当时的时代思想有清楚的认识，并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样才能读懂作品的艺术语言。否则，流连或痴迷于一些技巧技法，终是皮相之见。

（2009年6月根据1985年我在电大的授课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