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有一段，写林黛玉教香菱（甄英莲）学写诗（现在高中语文收为课文），集中表达此书的诗学主张，又可以当成学写古体诗词的入门教程，值得爱好者研读、推敲。

一、为什么要从王维起步？

俗语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亦会偷。写诗一定要从读诗起步。《红楼梦》写到香菱拜师学艺，对林黛玉说：“我只爱陆放翁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说：“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接着黛玉向香菱推荐古诗读法：

步骤一是基础阅读，分为3个小步，（1）读王维的五言律诗100首，须“细心揣摩透熟”；（2）读杜甫七言律诗120首；（3）读李白七言绝句100至200首。

步骤二是扩展阅读，通读陶渊明、应玚、刘桢、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的作品。

我们知道王维、杜甫、李白三位，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分别被尊为“诗佛”、“诗圣”、“诗仙”，属于唐诗第一梦幻组合。三人的主要写作活动，都在唐朝开元、天宝时期，史称盛唐（650～755年），他们的作品被奉为诗学的最高端榜样。

最高端的写法，自然最难学，为何要从最高端开头，而不是挑选相对低端的做入门，然后再循序渐进？原来中国古代处世智慧，信奉从高端学习、不怕向难处探求的传统。

唐太宗《帝范•崇文》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南宋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这些名言的意思大约是：凡事从头部学起，学会中等知识的机会很大；而从中等的学起，就只能学到尾部的学问。可见，非最上等的知识都不值得学习。写诗不从梦幻组合学起，很难学成。

二、为什么要先学写景？

林黛玉要香菱练写习作，出题《吟月》，属于写景（情境）。香菱前后练了三首，最后一首大获成功，受到《红楼梦》故事里面一众高手的认可，应了林黛玉所预言“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

吟 月

精华欲掩料应难，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
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自问，
何缘不使永团圆。

这是香菱刻苦学习王维的结果，王维特别擅长描绘自然景物，“我们可以看到他既能概括地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派诗家的领军大师，山水田园主题作品占去他传世诗歌的一大半（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二章），当中杰作《山居秋暝》，在华语世界家喻户晓：

山 居 秋 暝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

练习写景诗，可供选择的场域、素材相当丰富，其立意、情趣更可以多样化。先学写景，特别有利于训练作者的观察、捕捉能力。然后触景生情、移情入景，容易进一步学习抒情、怀古、讽喻之类的写法。

三、为什么要先学律诗？

香菱《吟月》的体裁是七言律诗。黛玉推荐香菱最先阅读的是王维的100首五律，再读杜甫七律120首。

本文上面两题“为什么”，主要是对写作中萌发诗意、剪裁内容而言，提倡“取法于上”的理念。但从纯粹形式、技巧角度，则有所不同，初学起步时不适宜追求高难技巧。

王国维诗论名著《人间词话》第五十九章写道：“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意思是：格律诗中绝句的艺术价值是最上等的，律诗次之，排律最次；推广到词（体裁），道理也是一样。总之以字数（行数）较少的为尊贵，字数中等的次之，字数最多的就是最下等。

不过，学过写诗的人都知道，字数最少的体裁容易学会、也容易写得平淡无奇，易学难精。绝句字数（20/28字）扩展成律诗的字数（40/56字）后，写出佳句的机会整整多了一倍。近体诗发展成熟后，律诗中间两联要求对仗，中国诗词任何一种体裁、词牌，句法都以运用对仗数量多、质量好为尊，那么起步学律诗最适宜不过了。其实律诗的字数也是相当精简的，经营好律诗后再学绝句，把握理当更大。

还有，王维传世律诗有125首（仄韵不计在内），占他全部诗作的1/3强，想必也是《红楼梦》主张先学律诗的原因之一。

四、为什么“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红楼梦》有一段著名的诗学对话：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虚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第四十八回）

——这段对话，阐发清朝乾隆时期影响最大的诗人、诗论家袁枚的“性灵说”诗学主张。概括地，可以这么理解：性灵说的精髓是，写诗以抒发个人真情实感为上，即内容境界为上，平仄格律、一切形式上的东西绝对不应作头等考虑；形式不可压倒内容，反而内容超越形式才是天经地义的。

“性灵说”（作家群体称“性灵派”）比以前的诗学理论更加合理合情，显然更符合中国诗词艺术的发展规律，最终战胜朝廷钦定的“格调派”诗论，在乾隆前期诗坛所向披靡。小说中林黛玉说的“不以词害意”，原文出自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

《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生活年代在大约1715至1764年，袁枚生活在1716至1797年，性灵说诗论在1745年（乾隆十年）已有表述。《红楼梦》在写作中追随当时最受追捧、相对最合乎情理的新出诗论，充分体现作者思想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