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胡笳曲.四拍》中有：“胡马长鸣不知数，衣冠南渡多崩奔。”后世经常将“五胡乱华”与“衣冠南渡”联用，估计也是受文天祥的启发。我们都知道，宋朝版图最大时，也不到300万平方公里，与我们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差距甚大，所以，今天说的中华文明和文天祥眼中的大宋文明，无论内涵外延，都差距甚大。今天的普通话正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南方农耕民族交融中形成，不幸的是这个过程交织着战争、屠杀、血腥和奴役。

 史学家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大的几次衣冠南渡分别是：1.西晋末年到南北朝结束；2.唐“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3.北宋末年到元朝。这都涉及到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和政权轮替。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认为，早在元代，中原音就完成了 “入派三声”，所谓“入派三声”就是将“入”声字全部派入了“平、上、去”三声，即“平上去入”的古汉语四声就变成了今天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所以，也有人称为“入派四声”，“入”声从此消失了，当然不是从中国语言中消失，而是从“官话”中消失了。音韵学家们还发现，入声在中原官话的消失，早在南北朝就开始了，经历隋唐五代、由宋至元，入声完成了在官话里最后的消亡。 

 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见到专家意见。个人猜测：游牧民族不适应“入”声的发音，在那个“沟通基本靠吼”的年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沟通交流的距离较农耕民族远，所需要的发音应该简单洪亮悠长，而入声则正好相反，短促阻塞。南方农耕民族的沟通距离比较近，种植和畜牧所需的名词和动作都比较多和细，需要复杂发音来区分以增加沟通效率。而农耕民族沟通环境噪音相对低，音量自然不及游牧民族高，入声不影响沟通，能增加音韵以识别和表达复杂的事物。其实，从音乐上我们也能发现这个规律，草原牧歌的曲调多粗犷、悠扬，而南方戏剧的声调多细腻、婉转。

 隋唐虽然被认为是汉族皇朝，但隋文帝、唐太祖的妻子独孤氏都是突厥人，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北方游牧民族人氏在两朝任高官的比比皆是，独孤氏、宇文氏、长孙氏都是当时望族，我们可以理解官话发音向北方游牧民族倾斜的逻辑了，入声减少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到宋元，一直是汉族与辽、金、西夏、蒙古等北方民族逐鹿，最后以蒙古族统治的元朝获胜，这样，官话中入声的彻底消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因为历次“衣冠南渡”的原因，入声却大量保存在了今天的南方方言中，如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等。所谓“衣冠南渡”，其实是指汉族朝廷和汉文化人南渡，这些人主要是进入了吴方言区，即今天的江浙上海一带，而很多的平民、难民则进入了当时相对不发达、不开化的广东、广西、福建一带。所以，专家们认为闽方言、潮汕话、客家话较多地保留了上古汉语（唐以前），而吴方言、粤语较多地保留了唐宋音，甚至有专家认为今天的吴声母加粤韵母就是唐宋音。

 由此可见，今天的普通话也是很早就开始诞生了，至少在元朝完成“入派三声”时，就已经基本成型。我们今天讲的普通话与台湾还留存的中华民国“国语”，差别微乎其微，考虑到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均以南方人为主，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北方话作为官话，我们也可以说普通话是历史的选择。

 本人由四川定居广州30年了，至今不会说粤语，只是基本能听懂，所谓的“识听唔识讲。”自己对普通话、粤语并无特殊好恶，因为她们都是历史的传承。因此，推广普通话不能以消灭粤语等其它南方方言为代价。先哲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我年轻时喜欢足球，曾经有北方朋友对粤语将著名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翻译为“碧咸”表示不解，认为是南蛮文化的结果。其实，碧咸的粤语发音“bik ham”是非常接近英语发音“bekhæm”的，所以，无知往往造成偏见。我们今天学习唐宋诗词，了解汉语音韵的历史流变。就是增加见闻，消除偏见，减少歧见，用见多识广来改变少见多怪，以实现先圣所追求的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