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8.4 虽然我的知识仍很浅薄,但是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的观点已经很幼稚了。我想过要搞2022版的《从研究到创作》,但是工程量大,改动处将极多。就打算明年2023再改吧。
2023.8.7 打算明年2024再改,研究与创作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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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是很有意思的。
但文学史毕竟是研究,和创作确实关系不大,鲁迅《知用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是从小说这门体裁来说的。他又说“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回事,做文章又是一回事。”(出处同上)
从文学史谈古典诗歌创作,似乎就不大一样。中国文学史对我们当今的古典诗歌创作,还是有些许宝贵的指导性意义。只不过,并非直接就能有所借鉴罢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当今的古典诗歌创作,这两个事物的本质和要素各自迥异,然而我们先不要一口咬定文学史研究对创作真的毫无意义。
有时候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概念还很模糊。“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三版),又指出“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而文学史著作也不能变成文人们的传记————
核心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变化的历史。
所以我们不论涉猎什么样的文学史著作,他们都会提到作家作品的优劣,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什么样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才能被称作“高”呢?其实就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新事物适应了变化的环境与条件;旧事物并不适应变化的环境与条件,就会走向灭亡。而“创新”才是文学史上真正耀眼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七言律诗这种诗歌体裁。“学律诗,不就是学杜甫嘛”,我们经常会如此说。律诗这一体裁的形成,既是继承南朝齐永明时期提出“四声八病”的音韵成果的准备之一,也是达到“音情顿挫”、“有金石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这种审美理想的准备之一,还是七律有九次纵横变化的唐诗在声律上繁荣的准备之一(按,明胡应麟《诗薮》内编之卷五: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自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许浑、刘沧角猎排偶,时作坳体,又一变也。共写有九次变化,当然他的话不一定全对)。
七律,是由沈佺期、宋之问等最后定型的,沈卒年714年,宋卒年712,而我们知道杜甫生年是712年,律诗成就最高的时期是晚年漂泊西南的时期759年——770年。也就是说,七律定型刚刚半个世纪,其表现手法就被杜甫挖掘得几近淋漓尽致了。“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转;山谷学之,得其坳峭;遗山学之,得其苍郁;明七子学之,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清施补华《岘佣说诗》)。钱钟书先生说:“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这句话用在七律上也当可以,因为似乎杜甫已经牢笼百态,我们写七律死活跳不出他笔下。所以七律的生命怕是微弱了。再看钱钟书先生的话,我们会想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命运从唐诗之后也逐渐衰微(唐诗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一旦没有创新,文学很快会失去活力。
当然,杜甫之后,李商隐就对七律的表现手法做出过相当大的开拓,其标志就是他的无题诗嘛。他的诗主要是在于表达心灵世界做了开疆辟土的大工程,所以诗句朦胧幽约,凄婉深丽。清刘熙载《诗概•艺概》:“诗深情绵邈”、“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者,李义山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
清代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之序:
晚唐以李义山为巨擘。余取而诵之,爱其设采繁艳,吐韵铿锵,结体森密。
当然,杜甫在七律上是盛唐的VIP,他的七言律也是不同于盛唐,是从其中创新的(不只七律,杜诗当亦都是如此)。“盛唐一味秀丽雄浑”(《诗薮》内编之卷四),正是在这种“气象浑成,神韵轩举”(同上卷五)、“意到辞工,不假雕饰”而“以韵发端,混成无迹”(谢榛《四溟诗话》卷一)的主流中,“杜则精粗、钜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备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诗薮》内编之卷四)。
谈到了杜甫的成就,不妨顺带一提李白。李诗的成就之一就在于集前朝诗歌之大成。很明显,他的诗里有汉朝曹植的高华;也有晋朝陶渊明的逸趣;当然也有“永明体”后的王融与小谢的清隽;既有北朝的遒劲,也有南朝的彩藻,还有隋入初唐的“体质浓厚,格调整齐”(同上卷五)等等。文学史讲求诗风的传承关系,你喜欢的诗、你作的诗,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自然,搞文学史的人也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声律之盛,中国诗歌才有如此的成就,自当不会有在创作中有完全跳脱声律平仄的极端否定的主张了。至于80年代前的学术界,“特别是后一阶段的大历时期,过去的叙述大都模糊,或者作笼统是判语式的否定,如一顶空洞的‘形式主义’的帽子。这其实是不顶事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附录摭谈,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一版;原题《〈唐代诗人丛考〉余论》,《书品》1986年第4期)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很难知道钱起写过“世事悠扬春梦里,年光寂寞旅愁中”(《送钟评事应宏词下第东归》)这种句子了。
学习了文学史,我们能明白文学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之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一步步的意义是什么,有多少步子走上了弯路,又有多少步子踏在了康庄大道上。有了文学史,我们才能系统地认识中国的文学,才对中国文学有个基本的框架。我们喜欢读谁的诗,读什么样的诗,我们都能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前世今生,从而再谈到我们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