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制诗就是奉皇帝之命所作的诗词。广义一点讲，奉上级之命所作也可以称为应制诗，进一步讲，凡是奉命所作，都可以划入应制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诗言志，本应独立自由表达心声，如果奉命，就必然会有很多顾忌，无法实现我手写我心地自由表达。
追根溯源，中国诗词的老祖宗都是《诗经》，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应制诗的祖宗就是《颂》。《诗》三百，而《颂》只有四十，占诗经的比例不大。因为祭祖、祭天、祷告而作，所以《颂》要求中正肃穆，歌功颂德。就不大好“赋比兴”全来，更不好“兴怨群观”占齐。弄不好得罪了祖宗、天地咋办？而整个《诗经》却是以“讽咏”为主，有“雅正”时弊的作用。所以，《颂》与诗经的整体风格不一致，也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距太远。历来认为，《颂》缺乏诗词文学价值，当然，它仍然有文化考古价值。后世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是这样说诗经的：“有国风，有雅颂，号四诗，当讽咏。”因为《雅》分《大雅》、《小雅》，所以说是“四诗”，可见《三字经》也认为诗应以“讽咏”为主。因此，我经常看见一些附庸“风雅”的“大师”，却天天写“颂”歌，就觉得好笑，他们竟不知道“风”有讽咏、怨刺的意思，“雅”有“雅正”缺失的意味，他们真该好好读一读《三字经》。回过头来说应制诗，我们就应该知道它的毛病何在了，就是不能讽咏、怨刺、雅正，只能歌颂。所谓“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所以，应制诗写得再好，其价值也有限。
《全唐诗》共收录诗词近五万首，以奉皇命而作为标题的应制诗就有八百余首，还有不少虽然标题不是，但其实是奉皇命而作，比如李白奉命为杨贵妃做的《清平调》三首。如果再加上奉上级命而作的，估计得有几千首广义应制诗。能读完《全唐诗》的人不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是清代人孙洙所编的《唐诗三百首》，其中只选了奉皇命而作的应制诗一首，奉上级命而作的广义应制诗二首。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三首应制诗。
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王维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
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
这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奉圣命而作的应制诗。唐玄宗作了一首《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王维奉命和了这首诗。前面说过，应制诗都是歌功颂德，吹牛拍马，但王维这首写景自然，歌功颂德拍马屁也不大露痕迹，且最后还强调“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意思是唐玄宗只是为了顺应天时，感受春的气息而出行，并非恣意游乐，玩物丧志。这看是拍马屁，却有规劝和“雅正”的意味。从应制诗的角度讲，王维这首确实写得较有诗味。盛唐宰相张九龄也写了不少应制诗，我们选一首来做比较:
上阳水窗旬宴得移字韵
河汉非应到，汀洲忽在斯。
仍逢帝乐下，如逐海槎窥。
春赏时将换，皇恩岁不移。
今朝游宴所，莫比天泉池。
张九龄这首就是标准应制诗，颂圣歌德，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与王维的应制诗比，高下立判。这说明王维更会作诗，而张九龄更会做官。做官总是要风险控制优先，展露文采是次要的。就鲁迅所说：不可不懂，不可全懂。张九龄当然是有诗才的，他的《望月怀远》就很好，发在下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就更容易理解应制诗为什么限制诗兴，价值有限了。
望月怀远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唐诗三百首》还选了两首奉上命而作的应制诗，不幸的是，我们伟大的王维又当选：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附贾至原作：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
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这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的中书舍人贾至上朝时作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于是同在宫里办公的僚友纷纷应和，其中就有我们大家熟知的王维、杜甫、岑参等大腕。中书舍人是唐朝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大秘，地位独特显要。王维当时是尚书右丞，虽然不及贾至，但官职也不低。只是王维在安史之乱时做过伪职，按律当斩，其弟弟当时是刑部侍郎，且平叛有大功，死保王维。这才留下了罪余之身，论资历王维比贾至老，也年长十余岁，所以，王维虽然和了贾至的诗，却主要是务虚地吹捧皇上而没有怎么吹捧贾舍人。不过，在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还写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吹得有点过了。
反而贾至的原作体现了真心，新皇登基，自己备受重用，早朝时得意洋洋，所以有“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春风满怀，溢于言表。
《唐诗三百首》还选了一首岑参奉上命而作的应制诗，也是奉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杜甫的奉和作品虽然没有选入《唐诗三百首》，也一并列出，看看同一件事他们两位又怎么表达：
岑参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附杜甫和诗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杜甫、岑参当时都是七、八品的小官。如果说贾至是皇帝的大秘，他们两位就是小秘，科级干部。虽然级别不高，但在中央机枢工作，地位却不低，贾至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所以，他们除开吹捧皇上，还得吹捧贾至，岑参的“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杜甫的“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都是毫不掩饰地吹捧贾至。岑参的那句好理解，就是说贾至是中书省（凤池）老大，写的诗太好，小人们和不了。杜甫的这句不但拍了贾至的马屁，还拍了贾至他爹的马屁，因为贾家和王维家一样，都是世家，贾至的爹也当过中书舍人，父子都担当同一重要职位，在历朝历代也不多见，杜甫点出了这个龙睛。王维虽然没有像杜甫、岑参这么露骨地拍马屁，但经验老道的王维故意在和诗中尾联也失粘，因为贾至的原诗尾联失粘，这是顶级马屁技术，不读通中国宫廷秘术是学不会的。杜甫、岑参两个熊孩子就毫无反应，他们的和诗完全合律。
显然，杜甫、岑参都是有诗兴、诗才的人，但写应制诗就显得干瘪，虽然他们的应制诗也写得比其他人好，但都不能与他们自己的伟大作品媲美。杜甫还单独写过一首应制诗：
紫辰殿退朝口号
杜甫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
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
昼漏希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
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
这个倒好，直接命名为口号了，也算是点中了应制诗的要害，根本不能算诗，就是一些效忠颂圣的口号而已。顺便说一句，苏东坡也写过应制诗：
上元侍宴
苏轼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这也算是写得好的应制诗了，不过皇上已经成了天上祥云缭绕的玉皇了。所以，有才的文人拍起马屁来也是不得了的。我这里一点没有责怪苏东坡的意思，反而是应该反思一下，什么样的制度下，诗人才不需要写马屁诗呢？
皇帝都是玻璃心，你一不小心就把他得罪了，就是拍马屁都有风险啊。唐玄宗时，孟浩然曾经在王维家玩，突然玄宗驾临，孟浩然躲避不及，王维只好带他拜见玄宗。玄宗也听说过孟浩然的诗名，就索诗观看，仓促之下孟浩然就拿出了这一首：
岁暮归南山
孟浩然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谁知玄宗看到“不才明主弃”后大怒：你自己不求上进，怎么反诬蔑我抛弃你？拂袖而去。场面相当尴尬。所以，孟浩然虽然文名卓著，却终身官运不佳。
前面提到李白奉皇命为杨贵妃写了《清平调》三首，其二为：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据说高力士不喜李白狂傲，事后就对杨贵妃进谗：李白不怀好意，用汉朝淫后赵飞燕比喻你，赵飞燕后来被废，自杀身亡，结局不好，怎么可以比喻贵妃您呢？再，飞燕是出了名的瘦，李白这是在讥刺您太胖啊！因此，李学士后来就被赐金还乡，骑白鹿，访名山去了。
诗人在唐宋朝的遭遇还算是好的了。到了明清，文人因写诗而坐文字狱，以至于杀头的都比比皆是。随便举几例：明初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认为是影射皇上好色，处腰斩；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被认为是诬蔑皇上宫女淫乐，下狱死；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认为是讥刺时政，投入水中淹死。清朝翰林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雍正帝马上把徐骏革职，再派人查徐骏的诗集，找出了两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于是定罪诽谤大清，把性命送了；乾隆年间，礼部侍郎沈德潜在《咏黑牡丹》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被认为是影射异族入侵中原，虽然已死，仍被下令剖棺锉尸；胡中藻是乾隆元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被乾隆皇帝借其《坚磨生诗钞》中 “一把心肠论浊清”入罪，处腰斩。
明清文人也写了大量诗词，明初“颂圣德，歌太平”的台阁体盛行；而清朝，单乾隆皇帝就写了四万多首，数量上到是一人盖压全唐，可质量上就相去万里了。众所周知，唐宋以后，就几乎没有什么好诗词传世。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怕文字狱，写的都是四平八稳的台阁体，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应制诗，口号诗一样，甚至还不如。
诗的特点是赋比兴，以“讽咏”为主，且有“诗无达诂”的说法。换言之，也就是说一首诗可以被各种解读，包括杀头式的解读。谁不怕杀头啊？因此，消灭了尖锐的“讽咏”后，温和的“讽咏”就变得刺耳了；消灭了温和的“讽咏”后，连沉默都变得居心叵测；当沉默也被消灭时，歌颂得不够卖力就是罪过。中国的诗词史正好印证了这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