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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学之路 [七言]   文/细雨尘云    简体 繁体 手机版

我的求学之路-----记1978年报考研究生

幸福童年
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出生在晋商之都山西太谷,享有“美丽花园”的山西农学院,过去曾经是太谷当地的一个大户孟家的园林。父亲是留美归国的大学教授,母亲是图书馆的出纳组长。我们有兄弟三人,父亲对我们的学习抓的很紧,常常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小学部访问老师,每当他出差回来,一定要我们向他汇报学习成绩。在父亲的关怀下,我们小学部从5年级开始就有大学陈经纲教授给我们讲授英文。我和我的好朋友谷大水的学习成绩总是班上的一二名。考初中的时候,全县的小学考生要到县城太谷中学会考。太中上下课的钟声每天十几次,每次十几下,非常洪亮悦耳,响彻全太谷城,甚至我们离太谷3-4里外的农学院都可以听到。1964年6月的一天,小学部梁玉金老师带我们去太中熟悉考场,才正式见识了那口黄铜钟,大概有一个小桶大小,20-30斤重,高高地悬挂在一棵老榆树上,下面吊一条长麻绳。想到我将会升学到县城读书,每天将按照钟声上下课,心里非常期待和激动。初中考试虽然只有两门,却要考一天,上午算术,下午语文。记得每次母亲会打几个饼子,上面用菜刀工工整整地刻上100,那就是我们的午餐。1964年夏天统考,我考出了数学100,语文90,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其中数学的最后一道植树的题很难,全班只有谷大水和我做对了。
考上了中学,父亲让我们吃住在学校,宿舍里有很多臭虫,农村同学有虱子,咬得我们伤痕累累,一挠就流血,耳鸣不断。中学食堂一个月7.5元,一天两毛五的伙食。我学习成绩也是前一二名,而且是英文课代表。记得我的英文每次考试都是100分,还给其他班级的学生补习过课。 那时候虽然讲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学校里基本上还是以文化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为主。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爆发了。我当时才15岁,除了是三好学生,还在积极争取入团。记得我们全校学生在6-7月份出去帮助农民麦收“龙口夺食”。回来以后,中学和大学都有了大字报,不久广播电台广播了“十六条”。记得最后一堂课是由北京下放的摘帽右派,英文老师方坚予上的。她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我们75班全体同学欢呼雀跃。觉得我们虽然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却非常幸运地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从那一刻起,在我的记忆里,中学学校的钟声再也没有响过。我再次坐在安静的学习教室里是多年之后的事情。许多同学一辈子也再也没有回到教室。
文革失学
文化革命颠倒了黑白和是非,一夜之间,父亲(张龙志教授)成了全校头号“反动权威”,被多次批斗,开始作为“一类劳改人员”被遣送到他一手创建的畜牧站喂猪劳动改造三年,后来清队中又以”美国特务嫌疑”隔离劳改审查两年。我们家三个上中学的孩子也受到株连,从此10年成了抬不起头的“狗崽子”。更为严峻挑战来自望子成龙的父亲对我们教育的权威性。当他看到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中成年累月地“停课闹革命”, 参加政治运动,无所事事、荒废学业时,他痛心疾首,经常劝导我们学点东西,哪怕是一门手艺。在劳改回家后,他老人家累得浑身无力,坐在躺椅子上一言不发,痛苦地眼看我们悠游自在,进进出出,浪费大好时光和学习年华。他痛心疾首,愁容满面,愁肠欲断,却又不敢怒、不敢言。只是非常痛苦地凝视着我们,意思说你们这样下去怎么办?可怜的父亲在外面是“低头认罪”的“专案审查对象”, 被劳改队管制,每天除了劳改就是被批斗、交待历史和现行“问题”。更悲哀的是,处于那样的年代,我们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心想你老人家读书读到了美国,却落一个被全校批判的下场,难道要让我们走你的“白专道路”? 所以,父亲在家里父亲也没有话语权。我们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工人,改变家庭成分。那时候伙食普遍差,没有油水,大部分人常常饿肚子。因此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找一个餐馆厨师工作,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随便吃白面馒头,随便吃山西过油肉。成为人人羡慕,脑满肠肥的胖子。
由于我们属于父亲政治历史未定案的黑五类子弟,多次招工(包括手工业、煤矿、砖厂和建筑公司)与我们无缘,后来我二哥文焕和我只好到农村插队。1970年10月7日我们插队那天,在畜牧站劳改的父亲早早把猪喂完,从南猪场步行5-6里到太谷县灯光球场,悄悄为我们兄弟送行。我们竟然浑然不知,后来在四十多年后他了的日记才知道。他知道是他的政治历史“问题”株连了我们兄弟们的前途,所以浴血奋战,拼命改造,争取翻身。夏日里,他利用午休时间冒着酷暑烈日收集野菜树叶喂猪,为国家节约了几千斤粮食。寒冬里,为了保护母猪不受豺狼袭击,他不畏风雪严寒,点一堆火,彻夜地守候在矮小猪圈里接产,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任务。逆来顺受的他没有任何怨言,希望我们同他一起政治上打翻身仗,以免世世代代株连下去。后来父亲竟然被评为学校“思想改造”积极分子,他的一片丹心和精诚努力是淳厚的陕北人的本色,更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对于当时倒行逆施的混乱形势,父亲心明如镜,心急如焚,他又不敢有任何不满表示,但是对他自己和我们的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且用一首诗来表示他当时的悲愤心境。
【满江红】 国难家愁
痛心疾首,校内外,天下大乱。
望神州,废学奴儒,千古奇冤 。
六十奋斗荣与辱,
八万里路 艰和险。
若寒蝉,梦忧国忧子,空忧患!
斗批改 ,年复年;
生遭殃,师遭难。
春风渐 ,史轮终将回转。
天生我材必有用,
尽忠报国莫等闲。
望高远,越苍茫乌云,见青天!

其实处于中国底层的农民兄弟对于我们这些“狗崽子”并没有歧视,我插队不久就入了团。到1971年6月,我在插队不到一年就被第一个分配到太谷县油刷社当上一名月薪18元的学徒工。这个工作虽然不理想,却是生产队书记,父亲单位(农学院政工组)和招工单位政审同意的结果,其中贡献最大的恐怕还是父亲呕心沥血的默默努力。有趣的是,上班不久油刷社就在农学院承包了油漆工程,20岁的我穿着一身油漆的工作服,提个油漆桶,在校园里爬高钻低,东家进,西家出,干了半年,家喻户晓,流传至今。想到父亲40年前20岁时只身离开陕北榆林,身无分文,步行12天,行程近千里,来到太谷铭贤学校上高中时就在同一个校园里,他每天夜晚到学校发电厂打工还一边为机器加油, 一边背诵英文单词。后来又孤身自力地上了中央大学畜牧系并且到美国IOWA大学留学(师从J. LUSH)获得硕士学位。父亲当年打工的目的是为了上学求知,还靠自己走出了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我打工的目的是什么呢? 自己不学无术,连当时被批判的“白专”都不是。加上“狗崽子”的身份, 根本无法立足社会。 “磨难可励志”,那时的我才对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和指点迷津恍然大悟。虽然我们兄弟的工作都不理想,但是我们有插队和基层锻炼的经历,有改变现状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和父母在一起,有农学院的英文和数学老师的独特大好学习环境条件,为我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这也是老天刻意安排给我们难得的机会。因为许多在外地找到工作的同学就没有这样的学习环境。
磨难励志
从1971后半年开始,我不顾别人的嘲笑,偷偷将文革前中学课本找出来,逐道做例题和习题,每天学习几个小时。后来我和二哥说我们是“穷则思变”,他也开始和我一起自学,他脑子快,常常能够找到简明的解题方法。我们还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脸上终于有了微笑,劝告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前途”。一贯节约的他在补发工资后破例为我们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在农学院有利的条件是,有了数学和物理问题,我就求教陆智良教授,有了化学问题就请教郭定成教授,有了英文问题就求教冀一仑教授和陈经纲教授。那时候知识贬值,教授们都是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只是父亲曾经给陆智良教授送过一条“大前门”香烟。
到1972年大学开始工农兵学员,我们有了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想法和父亲的愿望一致,因为他老人家觉得他教了一辈大学,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可以上个大学。虽然父亲那时已经在文革后期全校第一个恢复了系主任的职位,但仅仅是落实政策,恢复了工作和职位,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希望被证明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因为文革本身就是要占领文化教育这个阵地,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根据“两个估计”: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难道你们这些臭老九的“狗崽子”妄想夺回被无产阶级占领的教育阵地?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上大学不仅要经过层层推荐和严格的政治审查,还要疏通与各级领导的关系,对于我们难于上青天。1973年,我没有被正式推荐,但靠体育名额参加了文化考试,当时数学12道题选作6道,我作对了11道,名列前茅。结果受名额指标限制,更因为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不算。有位南开大学老师问我“当一个物体被抛上天空,其中一点上升的速度和降落的速度有何不同?”我的回答是“相同的”,他对我非常满意,因为当时有许多高中生都回答错了。但是,因为我不属于正式推荐名额,无法录取。
后来几年,为了让我们求学,全家竭尽全力,到处托人,磕头烧香。期间我因为打篮球换到了一家农机厂当了车工,工作和政治上都非常努力,还当上了县劳模和厂团支部书记。1974年二哥文焕从所在农机厂被推荐到县里,还是因为政审的问题被刷了下来。那时父亲的问题不大了。父亲出生为城市贫民,留美的问题也已经定案。但是问题又发生在母亲家庭。我的外公算是一位开明的“工商兼地主”,而母亲的一个弟弟在土改时被镇压了。记得1974年7月太谷招生办发榜那天,二哥榜上无名。当时父亲正在太原开华北地区养猪会议。母亲派大哥和我从太谷坐火车去太原找到父亲,在父亲的学生安排下找到老朋友,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王谦省长1957年反右运动时曾经在农学院蹲点,听到父亲曾经用美国带回来的西装盖在小猪身上的故事,深受感动,特地在反右运动后期批准了父亲科研发展计划,为研究畜牧场批了巨款)和省委文教书记,父亲的銘贤同学王大任。在听取我们申诉后,王大任书记责成晋中地区招办调查处理。虽然我们在山西省已经通了天,最终我们兄弟三人最终也没有任何上大学机会,其中的曲折故事真是一言难尽。好在1975年,我有幸从头至尾旁听了陆智良先生为全校“回炉班”开设的“高等数学”课程。我虽然不是正式学生,但也按期向陆先生交了考试作业和参加考试,据他太太徐琳老师悄悄告诉我,说完成的不比那些正规大学生学生差。
危机转机
到1975年,“四人帮”垂死挣扎,在朝阳农学院召开现场会,山西农学院也“学朝农”办起了分院。已经65岁的父亲不顾年迈多病,经过思想斗争,临危受命,被分配筹办位于塞外高原的雁北农学院。连续三年梦想上理工大学不成的我有时想想那时的招生制度还不如封建时期的科举制,一个政治审查就可以决定命运,完全没有个人奋斗机会,是历史的倒退,太荒唐了。“危机就是转机”走投无路的我趁机向父亲提出跟随他去雁北学习动物科学的想法,得到父亲的支持和学校的批准。有幸得到去雁北学习、创业、照顾老人家的机会,正式做了父亲的教辅。父亲高兴地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父亲却将我由一个“工人阶级”一员转到一个“臭老九”成堆,当时不被看好的农业学校里变成了一个没有名份的“小知识分子”,学习动物科学专业。许多人都认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专业发展前途,甚至有些荒唐可笑。“春江水暖鸭先知”,雁北条件虽然差,在学校里,至少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可以接触不断发展进步的前沿生物科学,不再为完成每天生产任务担忧了。那段时间我跟着父亲在雁北农学院扎扎实实系统学习了数理化,动物营养,遗传,统计,育种等课程。同时也参与在大同猪场开展山西黑猪育种和杂交试验工作。特别是1975年山西农学院冀一伦教授和陆智良教授等集体翻译了J.F.拉斯里的《家畜改良遗传学》,我有幸得到从父亲那里得到该书的英文原著,可以中英文对照学习,帮助很大,受益匪浅。更有父亲这位老师和活字典在身旁,我也可以算他老人家一个不在册的研究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苦苦追求的老师就在我的身旁。许多知识分子家庭的人,包括我自己多少年才明白了这一点。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受当时“读书无用”的大环境的影响。
由于雁北农学院师资缺乏,我曾为两届学生开设了“遗传育种”课程,学生反映还不错,自己沾沾自喜,甚至有些“夜郎自大”。父亲却坚持认为我应当正式注册成为一个学生,“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我当时错误地看不起雁北农学院,向往名校又苦于没有机会,但父命难违,才注册了在职学生。果然后来形势改变,学历越来越重要了。父亲再一次及时帮助了我,无论做人做学问都要老老实实打好基础,按步就班,日积月累,避免急功近利,好高骛远。
云开日出
“物极必反”,到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为首党中央粉碎,1977年邓小平复出,举国欢腾,科学春天终于到来。他们大刀阔斧进行拨乱反正,不仅恢复停止长达11年的大学招生高考,而且大规模地启动了解放后基本停顿的“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招生。那天是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远在塞外高原的我恍如隔世,欢欣鼓舞,摩拳擦掌,积极准备。当时“井蛙观天”的我的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斗胆报考了一代宗师,大名鼎鼎的北京农大吴仲贤先生的“动物数量遗传”硕士研究生。按照父亲的说法,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是1978年5月5日,我满怀信心地骑车自行车到60里外的大同市参加全国统一研究生考试,背上书包里背着全校唯一的 一台20多斤重的苏联造手摇计算机。那台机器是父亲从山西农学院带到雁北的,还真派上了用场,帮助我做对了那道方差分析的考题。缺点就是摇动起来叮叮咣咣,声音很大。好在我们教室中只有4-5个考生,监考也没有见过这个玩意,没有提出异议。有点出乎意外的是,考题中吴先生还问了一道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的问题。当时实用主义甚嚣尘上,觉得微生物遗传工程与动物育种很遥远。在30多年后的今天,分子遗传学在动植物育种和人类抗病制药中日益得到广泛应用。现在我们才理解,当年吴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早早就高瞻远瞩地预测了新生学科的应用价值和其深远影响。虽然当时自己远在雁北塞外,毕竟处于学校和家庭学术环境,资料信息方面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算是捷足先登了。
在盛夏8月份,我们通过初试的几十个人又冒着酷暑去河北涿县(华北农大)参加复试。那年报考吴先生有十几个人,原计划招收3人。复试后综合成绩合格,又扩大招收2人,我才得以破格录取(我政治得了86分,英文60分,统计和遗传都是60-70分)。我们5人和其他几十位同学一道,便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宠儿”(全国当年录取硕士研究生10708人)。仅仅从这一点看,吴先生看到国家多年动乱,人才青黄不接,多为国家培养人才,弥补十年浩劫造成的损失。他没有嫌弃我们基础差,学历浅,费心费力,而是看到我们勤奋好学,后生可畏。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把握上,大发慈悲,高抬贵手,因材施教,我们终于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之恩 。
“有志者事竟成”,两个哥哥也在我之前考上了大学。能够迈出这一步,对于我们全家过去十年的艰辛努力和不懈追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补偿。因为文革之后扬弃了奉行几乎30年,根据家庭成分进行政治审查的“阶级路线”。千千万万“黑五类”后代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上大学机会。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其实也就是对于几千年前孔圣人“有教无类”真理的必然回归。

                  自创前途

生于书香花园林,

三好学生承家风。

不幸年少逢乱世,

经年停课搞运动。

慈父疾首愁肠断,

逆子随波混光阴。

涉世始觉才学浅,

失学方知课堂珍。

发奋自学上金榜,

回首步步老爸恩。

 

 

 

本文发表于 2017-06-24 10:36 ,被阅读过 879 次。    [举报] 自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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