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富五车
几年前,我在处理家中废旧物资时曾定了一个标准:凡三个月不使用的低值易耗品都应及时清除,以免屋子被那些弃之可惜、存之无用的东西挤占了空间,妨碍整洁。自从实施这个标准后,屋子里果然显出了宽松简洁的气象。但对于废书报及字纸,却始终拿不出个好办法。我是个教书匠,写的教案,讲稿颇多,每年不下几大摞;我读过的书报大都画有红杠杠,兴之所至,还要写几句旁批,以抒灵感。同事们对这些东西的处理很简单,卖给收购废品的货郎就了事,然而我却不敢。如此多年,它们始终积在那里。开始,我将一批过时的书报教案转到楼下的杂物库,后来,杂物库也挤满了,几次想把它们卖掉,但心里总有些发怵。这怵的心态缘于六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当年读大学时,我喜欢写日记,举凡读书体会,生活学习,林林总总点点滴滴凡可记者,总爱写在本子上。那是一个被人们称做连续三年苦日子的时期,城市里没有蔬菜,看不到副食品,只有一些饮食店门前悬挂着“三毛两碗尽量吃”的牌子,着清澈见底的糖精甜酒汤。有一天我在石家冲一家饮食店喝甜酒时遇见了一位教过私塾的老先生,他让我猜一字谜:
薄田一亩
人丁七口
食不果腹
偏要养狗
我猜了半天猜不出,后来老先生得意地在桌上画了一个“獸”字,我一看便有些不服气地说,这个字已破旧立新,简化字应该是:
薄田一亩
人丁五口
田头长草
何以养狗?
同时我也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兽”字。当时我将这段趣事记在本子上。我的这段日记被同舍的一位团支书看见了,趁我不在时拍了照。这些内容反映到系里和保卫处,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内定为攻击“连续三年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思想反动学生”,被暗暗地监督起来。平素我与同学的交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只要被认为是有些问题的,都被移花接木,深文周纳罗织在班上一本极秘密的“错误言论集”上。斯时我在班上实是一个读书用功,成绩优异的学生,按条件我是可以被评为优等生的,但不知何故每次都名落孙山。直到毕业时被作为“反动学生”公开批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我大学二年级时便被记入“另册”了,哪里还有什么优等生可言。后来我被送去劳动考察,成为公安六条上的“二十一种人”,这个的人没有人身自由和权利,一逢搞运动,抓革命的时候就要站出来“亮相”,成为“一抓就灵”的活靶子。有了这一次遭遇,我对文字上的东西便有了一种神经质的警惕和后怕。即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 文化革命”期间我因为“反动学生”问题一直留在学校。到了三查一清,工宣队进驻了学校时,我已养成了终日沉默,缄口不语的习惯。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姚文元写的一篇批判文章,姚抓住某“走资派”的一段文字上纲上线,然后说“字落在纸上就是斧头也砍不掉” 。当时我想我的那本日记此时定然也被作为学校的特级文物保存在什么地方,那上面的文字就是用斧头也砍不掉的呀!这一辈子别想有出头之日了。三查一清时,形势很紧张,工宣队将办公楼的第一层用砖封起来做了牢房,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都被关在那里。这时派性斗争已到极点,各派用放大镜互相“找虱子、抓辫子”,以图一举在政治上对方。有一天,工宣队在办公楼前悬挂了一幅巨大标语“绞死 5.31案件的反革命分子”,把全校人集中在那里,勒令“东方红”战斗队的一位电工前来接受批斗,原来他在几天前接受任务,在一个光辉形象塔上装了“敬祝×××万寿无疆”的霓虹灯,过不多久由于灯管质量问题,那幅灯标语变了“敬祝×××万寸无疆” ,工宣队认为这是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此人第三天便被拘捕,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又有一天,一位被称为不倒翁的院领导被造反派们荷枪实弹地押着挂牌游街示众。原来这位领导将一张印有红太阳肖像的报纸盖在鸡笼上,肖像被污染了,被视为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罪关进了牢房。此时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盛极一时。我自知我这种人如果再在文字上有什么闪失,新帐老帐一起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给家里写信,也不准家里来信。只读毛泽东、林彪的语录本,绝不做任何记号,我还将语录本上毛泽东、林彪的肖像用一层透明的塑料膜包起来,防止污损。当时那些稍有“问题”的人,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这一年的十二月底,忽然接到家里的电报,传来母亲逝世的噩耗。母亲身体一直很健康,怎么会突然死去?电报催我回去,可是我却不能,当时我虽然未被投进牢房,但仍属于不能自由行动的人,那几天我心情分外沉重,通宵失眠。可叹母亲在世时我不能报答养育之恩(当时每月只发给我二十多元生活费),老人家逝世后又无可慎终追远,令我终生徒含风木之悲。那个星期日,寝室里没有人,我悲歌当哭,在一张便笺上写了一首诗:
倚着一角 独立黄昏
与寒冷对峙
让眼泪浇灌一腔悲情
风头如刀 萧萧驰骋
您走了,殒殁于
沧海横流的时分。
留下的难道只有
寂灭无声?
心中的花蕾被冻结
希望的幼芽
也被埋得深深
鲜花还会挂在枝头吗?
我盼望春天来临
写完这首诗,心情总算是平静了些,但从不写字的我这时却坏了自己不写字的规矩,我想烧掉它却又舍不得,但又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好。我把房门闩得牢牢的,将这张纸折成一个细细的纸条插在被子的棉絮里。当我刚刚做完这一切,就响起了敲门声,我开了门,原来是进驻学院的那位工宣队长,他看了我一眼,便在我的床上,桌上仔细观察,像一头警犬在搜寻猎物,后来没发现什么异常才不露声色地走了。当时我紧张得要死,我知道要是那首诗被搜出来必将大祸临头,因为我的母亲是“走资派”瘐死在牛棚里的,还对“文化革命”说了坏话。怎么处理这张诗笺呢?我觉得只有烧掉它才踏实。
从那以后我便养成了一个烧字纸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沿袭到现在。我烧字纸不是祈祷造字的苍颉,而是惶惧于一朝被蛇咬,朝朝引蛇来的可怕现实。
再回过来说我杂物库中的那些教案和旧书报吧。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九七九年各级组织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我也算是否极泰来,梦寐以求做一个正常人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这时党中央宣布不搞运动,不抓辫子了,但禁锢初解,乍暖还寒,时不时也要搞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的群众运动,因而我仍然保持着右派分子“多做事,少讲话,慎于文字”的光荣传统。我的字纸不乱丢,我看过的书报不乱甩,因为那上面有我的眉批,它们表达了我的思想,我害怕抓辫子,我深信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的道理,因而我对它们就是烧。没有烧过字纸的人以为这是件轻易的事,实则不然。开始我将其卷成纸条,用来煮饭,但火力不够,纸烬塞满了炉膛,后来使用了气体燃料,我又设计了一个焚纸炉,但燃烧速度缓慢,费时费力,而且满屋飘扬着纸烬和烟,弄得家人都有怨言。我对字纸处理无可奈何,便只好将它们封存堆积在那里,十年之后,竟然“汗牛充栋”!后来有一天一个收废纸的货郎从我的杂物库经过,见我有那样多的废书报不作处理很是惊讶。当时我对他讲了我害怕的想法,他嘿然大笑起来,他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的脑筋还停留在四人帮时代!当今共产党推进民主法治,怎么还会搞文字狱!现在的人,如果按一九五七年的标准划右派,全国不搞出几个亿来才怪!他又说,现在没有思想罪了,不信你去问问法官。
第二天我从图书馆借了一部刑法来研读,那上面只列了一项反革命煽动罪,并且对于犯罪目的,方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做了详细的诠释。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将它们卖给了废旧物品收购站。那天收购站开来一辆双排座,那些废书废报废纸整整堆了一车,邻居们有的笑我迂,有的笑我“学富五车”!
书是卖了,开始那两天心里很不安,惟恐有人来找麻烦,但日子却过得很平静,后来事情已经过去半年,我那发怵的心态变得自嘲自怜起来,我自怜自己经过那次政治灾难之后,便把自己瓮了起来,不敢思考,不敢自由表达,目光短识,以至当法制和民主的春天来到的时候仍然无以自拔。一个不能思考,不能自由表达的人久而久之便会麻木不仁,失去主见,失去创新的能力。我敢说我差一点就变成了这种人。一个人若是这样,还只是人生价值的单个丧失,要是一个民族也是这样,那么丧失的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进步的灵魂。这个民族便难以自我更新和发展,必然与主流文明格格不入,难以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遑论其影响力和竞争力。我感谢那位收购废品的货郎,是他几句不经意的话让我的思想得以解放。那位货郎比我整整小了二十岁,他生活在中国一个推进法治民主的时代,造就了这一代人善于独立思考、心胸坦荡、富于正义感、诚实勇敢的高素质。在互关网时代,他们思想上难于桎梏,无法禁锢,因而比我们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细腻的思维触角,这一代人是我们民族进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