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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诗词语法漫谈(九)

木刀 发布于2021-10-19 09:05   点击:602   评论:1  

由于《诗词语法漫谈之八》贴出后,偶然得知有人声言,八卦是史前的拼音文字,追之索之,延误至今,还请各位看官谅解。

诗词语法漫谈(九)
——现代汉语语法的产生,是西方刻意误导的结果

    第一个尝试建立汉字语法的,是清末民初的马建忠,花十多年时间写了一本《马氏文通》,其语法归纳的材料,来自于古代传下来的典籍(文言文)和少数古代文豪的代表作(也是文言文)。

    然而,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一场废字改文的运动也随之呼声不绝于耳、方兴未艾。

    所谓的“废字”,就是舍弃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由此,民国根据日文的假名思路,推出了注音字母方案,新中国建国后,以同样的思路,另推出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字母方案,这两种方案的推出,都是在为废字作前期准备。作为废字的过渡办法之一,就是两朝都推出了简体字。汉字笔划繁多,于底层人民学习增加了学习负担,确有字形简化的必要。

    但从文字发展角度看,用表音文字取代表意文字,不是文字的极大倒退,而是无异于文字的自宫。由于文字的优劣不是本漫谈的主题,在此便不再展开,大家只要记住“废字自宫”这四个字就足矣。

    所谓的“改文”,就是舍弃文言文,全面改用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所谓“白话文”。

    前面说过,西方殖民者为了拔高表音文字的地位,先是利用汉字学习初期的繁难,与拼音文字学习初期的简便,将它们刻意的对立起来加以恶意炒作,却偏偏故意不说学习后期难易颠倒的事实,即汉字学习的后期(掌握一千字后),由于文字的表意特性,学习是十分轻松的,反观拼音文字,却不得不面对巨量的编码式音义关系的死记硬背。它们这样宣传的目的,就是要使不擅思考的人们感到拼音文字的高大上。为了坐实他们妄言的拼音文字的先进性,西方殖民者还不惜长时间、大体量地伪-造古迹和古文字,妄图以所谓的“考古实物”——埃及图文和苏美尔等楔形文字来证实,文字是由象形向表音发展的。

    正是由于西方殖民者虚构的文字发展历史,使得中国的学者几乎整体认可了它们叵心设计的文字进化理论。在这个前提下,文言文的语法便不再有人过问,白话文的语法便以西方拼音文字语法为圭臬。但是,中国学者们并不知道也无法理解西方的欺骗,但他们发现,在构建现代汉语语法的过程中,一直不能将语法理论与实际运用妥帖的沟通起来。例如,众所周知,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不能运用所学语法知识进行文学创作。

    如此一来,汉字就有了三个语法:一个是根据拼音文字语法构建的现代汉语语法,一个是文言文使用的文言语法,一个是完全托生于口语的文学语法。然而,现代汉语语法却不能完美解释文言文和口语的语法现象。同时,文言文语法由于废弃了《马氏文通》的框架,几乎就演化成了漫散的用字法。而口语则似乎完全不讲究语法,一切以“是不是可以理解”和“是否能够流行”来决定,如现在网上流行的“喜大普奔”、“定体问”等等所谓的XX体。

    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三种语法的客观存在,大大耽搁了我们后代的语言文字的学习进度,阻碍了掌握文字的自如程度。

    为什么说现代汉语语法受到了“误导”?

    这里简单举几个方面的例证。

    第一个例证,就是,“名词+形容词=句子”这个语法公式是否成立。

    按照拼音文字语法来说,句子里必须至少要有主谓宾三种句子成分,缺一不可。因此,如果遵循这个语法原则,前述公式是不成立的。这是笔者小学学习作文时就一再强调的语法常识。然而,由于近来研究诗词的语法问题而返回头去查看现代汉语语法时,却惊奇地发现,上述公式现在可以作为句子了。这也就是说,一个句子里,现在可以没有动词了。看来,我们的语法界似乎感到不能再照抄拼音文字的语法结构了。前述公式之所以不能成立,不就是受西方拼音文字语法的误导而造成的吗?实际上,早在清末民初,马建忠就在《马氏文通》中说过,上述公式是成立的,可惜后来的知识精英们在“拼音文字是文字的终极形式”的蛊惑下,舍弃了马建忠的正确论断。

    这就是说,在早期,“天高云淡”不成句,而现在,它就是两个短句子,一个短句是“天高”,另一个是“云淡”。这就为创作古典诗词提供了极大的语法便利。

    第二个例证,就是词性。

    同样的,按照拼音文字的语法来说,每个单词都要在使用前就确定它的词性。于是,我们的语法界也就照搬过来,强调词的词性不可更改。然而,我们可爱的语法界同仁,却不去想想这里的道理。还是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早就强调过,字性不可论定,然可随文而定(不是原文)。同样的,拿这一条去分析现实中的句子,不遵守这个规则的句子比比皆是。为了能使现代汉语语法得以生存,语法界发明出了一个兼类词。就是说,有的词既可以作名词,又可以作动词,这样的词,就叫兼类词。但实际上,对于表意文字而言,所有的词,都可以作为任意一种词性的词使用。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举“运动”这个词作为例子。

1、作名词:我参加了一场运动。

2、作动词:我运动了一下。

3、作副词:你该运动运动了。
    前一个运动为副词,后一个为动词。现在解释为叠词,但又不能解释其为什么能叠,推搪的说法是:习惯使然。

4、作形容词:我参加了运动会。
    按照拼音文字的语法定义,“会”是名词,修饰名词的词就是形容词。但现在的解释是,运动会是复合名词。

    实际上,该词甚至可以作为虚词使用,但其实际该如何构句,笔者也还未掌握,就不举例了。但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至少所有的实词都可以是实词里的兼类词,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划分还有意义吗?

    为了避免兼类划分的尴尬,语法界又发明了“名词动用”一类的说辞。这几乎就是委婉地承认,事先划分词性是无意义的了。

    那位可能会说,拼音文字为什么非要事先确定词性呢?这是因为,拼音文字就是表音文字,声音与字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是一种硬性编码的关系。为了能够轻易地较快从听觉上识别单词的意思,首先就要清楚它的词性,这就有必要事先将所用单词的词性加以明确,这是加快听觉识别的最简单的办法。类似的,在汉语的口头语中,也有一类字的作用就是表征词性的,如“木头”的“头”、“房子”的“子”、“创造性”的“性”、“花儿”的“儿”,这些字从文字的角度来看,都是多余的,可以省去,但在口语中,为了加快字的听力辨识,却无法将所有字的词性标志全部去掉,从而成为了中华儿女曾经使用过拼音文字这一史实遗留下的语言痕迹。

    现代汉语语法规则中的词性的事先认定,给古典诗词写作带来的最大混乱就是对仗的认定。

    第三个例证,就是关于词的基本单位的确认。

    开始时,把单个字或不可剥离的多个字(如葡萄、枇杷)称为词,后来把可剥离但表达为一个意思的多个字称为词组(如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来,再加上短语,就将句子的成分分析搞的异常复杂。按照马建忠的观点,他在定义什么是“字”的时候,说过,只要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的字串,都可以看作与单个字无异。按照他的观点,就没有必要把句子的成分搞的这么复杂。而之所以非要这样来定义句子成分,是因为拼音文字语法没有字的概念,其最基本的单位就是连在一起的字母串构成的单词,其从形式上很容易区分。但是,作为汉字的基本成分的词,却只有字的区分,没有形式上的区分,致使分析语法的时候,对词的划分容易产生分歧。其实,汉字是表意文字,根本不需要从形式上去确定哪些字可以构成词,只需从“在句子中是否表达单一意思”上去分辨就足够了。因此,字、词、词组、短语这样的概念划分,只会造成语法分析的概念混乱,是语法构建上的画蛇添足和叠床架屋。

    难道语法结构不是越简单越好吗?

    当然,现代汉语语法需要诟病的地方还有很多,笔者会在后面的聊天中慢慢地一一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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