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3）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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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