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杜诗
幼好青莲罢，今迷诗圣哉。
铮言皆骨鲠，枯稿激风雷。
有恨微清吏，无过老秀才。
夜阑沉把卷，叹服近痴呆。
2021-02-03 23:34
钓鳌浪客回复：
[跟评] 23楼
陈无己先生语余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余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致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希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花蕊上蜂须’，功在一 ‘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像之乎？”[5]
可知陈师道对杜诗深有悟入，不是仅停留在字句模仿的浅表层面，“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的要求已经深入到了技艺法度的更高理论层面。
诚谢诗友的补充完善。
清人方东树引姚范论诗之语云：“后山之祖子美，不识其混茫飞动，沉郁顿挫，而溺其钝涩迂拙以为高。其师涪翁，不得其瑰玮卓诡，天骨开张，而耽乎洗剥渺寂以为奇。”[14]师道学杜，没有学到老杜千汇万状、沉郁顿挫的境界，却陷入竭蹶寒窘而浑然不觉；学黄没有学到山谷瑰玮卓诡的风采，而斤斤于粗朴瘦硬却不能解脱。这是非常内行的评价，师道的名言是：“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15]真正是自家招供。对于后山诗，钱鍾书作过非常形象的譬喻，他说：“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么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16]这话表面上轻松幽默，实则如老吏断狱，辛辣非常，把陈师道的长处、短处都描摹出来了。换句话说，后山诗有两种，一种是学杜、学韩的生硬僻涩型，一种是朴素白描的清纯沉健型，而两种之中又以前者为主，曲折生涩是后山诗的主导风格。当然，陈师道形成这种诗风和他的生平经历密不可分。他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长期的布衣生涯、穷困清苦生活养成了他孤介耿直的个性和对社会疏远而冷漠的态度。求深求涩是冥心苦吟的必然结果。
细论陈师道学杜的得失，恰好为下文考索评价其接受韩诗作了铺垫。钱基博有一段话论述后山诗风，极恳切：
诗境至师道而益仄，时境至师道而已穷，辞藻既已力湔，才气又不敢骋，无才无华，只见瘦硬。盖师道运思欲幽，造语欲僻，而倡为宁拙、宁朴、宁粗、宁僻之论；又谓：“学者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浅。”余谓老杜诗探怀以出，无心于“好”、“不好”，而刚健婀娜，自然妙造。白居易、苏轼，能为“好”者也：逸趣横生，寓怨悱于风情，以警快出闲暇。韩愈，能为“不好”者也：硬语盘空，发妩媚于粗朴，以迟重出雄矫。至于黄庭坚、陈师道，欲为“不好”者也；枯其笔，僻其句，而趣不足以发奥，气不能以运辞。然庭坚危仄之中，自有驱迈；而师道瘦硬以外，别无兴会。庭坚尚致力二谢而得其隽致，师道则一味韩、黄而益为瘦硬。[17]
这段话深堪玩味。老杜诗炉火纯青，已入化境，开后来法门无数，得其一端者即足以名家。陈师道为才气笔力所限，虽然学杜，但走的是偏锋。而且他明确声称，学杜应以韩愈、黄庭坚为阶梯，拾级而上。韩诗本出杜诗，为了显示与众不同，专力写那种不美之美、出奇制胜的东西，其实黄庭坚、陈师道走的也是这条路，为了刻意要好，一味冥心苦吟，求深求涩，以期达到独树一帜的艺术效果。任渊《后山诗注目录》云：“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18]可惜陈师道既没有韩愈、黄庭坚那样雄厚的“本钱”，而他的寒窘生活也限制了其眼力和心胸，最终学杜学成了生硬僻涩的样子。由此论之，陈师道是学杜而仅得韩。他的主观意图肯定不是如此，但客观结果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境地。清人姚范云：“后山之师杜，如穆、柳之徒学文于韩也。”[19]把师道学杜，比作宋初穆修、柳开等的学韩。穆、柳等高调学韩，但文章词涩言苦，不忍卒读。这个比拟非常恰当，非深谙诗道者不能言。学杜而仅得韩，是对后山诗艺术渊源、客观成就的恰当评价。至此，我们不妨下一断语：陈师道诗的艺术渊源固然多元，但杜甫、韩愈、黄庭坚是其研习的艺术主线。显而易见，韩愈对陈师道的影响非同一般，把韩诗称为后山诗的主要渊源之一，亦不为过。
学杜是没有问题的，议论焦点在于是否到了“逼近老杜”的程度。往深里追，陈诗还是略显雕琢的痕迹。明人谢榛《四溟诗话》评云：“赵章泉谓绝似子美。然两联为韵所牵，虚字太多，而无余味。”[11]《后山诗注补笺》引梅南本墨批云：“学杜太有迹。”[12]综合诸家意见，陈师道学杜的毛病恐怕在于一味追求枯淡瘦劲，而稍带雕饰痕迹。
再举一首陈师道的名作《登快哉亭》：
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
夕阳初隐地，暮霭已依山。
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
登临兴不尽，稚子故须还。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引方回、纪昀等人的评论：
方回：全篇劲健清瘦，尾句尤幽邃，此其所以逼老杜也。纪昀：尾句却有做作态，是宋派，绝非老杜。动引杜以张其军，是虚谷习气。[13]
与上一首存在同样问题，师道学杜不可谓不深刻、不鞭辟入里，而终不能研炼摹刻到精妙绝伦的境地。公认的学杜有得的佳作，尚且有人质疑，何况其他呢？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记录了其父葛胜仲与友人论师道学杜的一段话：
鲁直谓陈后山学诗如学道，此岂寻常雕章绘句者之可拟哉。客有谓余言后山诗，其要在于点化杜甫语尔，杜云“昨夜月同行”，后山则云“勤勤有月与同归”；杜云 “林昏罢幽磬”，后山则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远”，后山则云“斯人日已远”；杜云“中原鼓角悲”，后山则云“风连鼓角悲”；杜云“暗飞萤自照”，后山则云“飞萤元失照”；杜云“更觉追随尽”，后山则云“林湖更觉追随尽”；杜云“文章千古事”，后山则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后山则曰“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隐雾深”，后山则曰“寒城著雾深”；杜云“寒花只暂香”，后山则曰“寒花只自香”。如此类甚多，岂非点化老杜之语而成者？余谓不然。后山诗格律高古，真所谓“碌碌盆盎中，见此古罍洗”者。用语稍同，乃是读少陵诗熟，不觉在其笔下，又何以足病公。[8]
陈师道在字句点化方面仿效杜甫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有的可能是刻意模仿，有的因对杜诗烂熟于胸，无意间偶合。除了字句点化，师道学杜还表现在风格、意境等深层面上。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六转述他人论诗云：
赵章泉先生尝云：“学诗者莫不以杜为师，然能如其诗者，鲜矣。句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绝难得。陈后山《寄外舅郭大夫》诗，乃全篇之似杜者也。”[9]
那么，师道学杜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不妨就来考察这首全篇似杜的《寄外舅郭大夫》：
巴蜀通归使，妻孥且定居。
深知报消息，不忍问何如。
身健何妨远，情亲未忍疏。
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
师道贫穷至不能养家糊口，妻儿竟随娘家远走他乡，真太辛酸。此诗情真格老，有瘦硬浑成的风格，在后山诗中可算佳作。今人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二于此诗后征引了诸家评论。限于篇幅，下面仅转引方回、冯舒、查慎行等几家评论：
方回：后山学老杜，此其逼真者。枯淡瘦劲，情味深幽。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九僧”者流，为人所禁。诗不能成，曷不观此作乎？
冯舒：以枯淡瘦劲为杜，所以失之千里，此黄、陈与杜分歧之处。……如此学杜，岂不敛手拊心？== 查慎行：“不忍”、“未忍”犯重。四十字中何至失检点若此？以为逼近老杜，吾不谓然。
无名氏(甲)：总而论之，凡诗情要深，韵要雅，格要高，律要严，才要富。惟老杜兼之，故出奇无穷。后山此作情韵好，故得老杜之一体，方君终不解也。
在杜甫、韩愈接受史上，陈师道的情况较为复杂难辨。杜甫、韩愈的诗肯定是后山诗的重要艺术渊源，殆无疑义；然而，杜甫、韩愈诗对后山诗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两者之间有无差别，尚需细细斟酌。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涉及对杜诗、韩诗的评价多条，在师道眼里，两人的优劣高下差别极大，判然分明。对于杜甫，陈师道顶礼膜拜，一力称许，几乎尊为诗坛教主；而对韩愈，则一再批判贬低。虽然陈师道对韩诗的否定贬抑多于肯定赞美，但所论往往在关键的节骨眼上，富于理论思辨色彩，启人深思，故而师道批韩绝非不分青红皂白的刻意诋毁；相反，这些评论对于后世论韩诗影响极大。下面，拟考察后山诗学杜、学韩情况，罗列、评述师道论杜诗、韩诗，并从整体上对陈师道接受杜甫、韩愈诗歌的异同和意义作一评骘。
陈师道作为江西诗派的主要人物，其诗在后世毁誉参半。力捧师道的方回甚至说：“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2]推崇到了极点；而后来一些反对江西诗派的人，则又对后山诗贬损不遗余力，认为其诗艰涩、瘦硬、拙俗、难解。其实，我们应该撇开门户之见，进行综合客观研究。
陈师道游于苏轼门下，向曾巩执弟子礼，又学诗于黄庭坚。单就诗论，陈师道最佩服前代的杜甫和当时的黄庭坚，其《后山诗话》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3]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其诗皆成一家之风格，但杜甫更能融汇贯通，显示出地负海涵、千汇万状的艺术表现力。陈师道又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4]与李白的惊人天赋相比，杜甫显然更适合材质普通者的脾胃，有规矩可寻正是诗人中的芸芸众生所期盼的。陈师道接受杜甫，不是停留在点点滴滴的模仿，而是希望把杜诗的格调、思致、章法等技巧法度学到手。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记载了陈师道的学杜体会：
也成为后世评价其精炼脱俗的诗歌语言时的中肯之语。或许是两人境遇相似，贾岛和杜甫都视诗歌如生命，他们把诗歌当成宣泄不满、控诉不公、释解伤悲和寄托心灵的工具。作好诗是贾岛一生的追求，因此他极为重视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其诗用“下字无失”来评价毫不过分。广为人知的是其于驴上吟哦，忘情“推敲”的典故。从如此专注的赋诗精神来看，贾岛是深得老杜真传的。正是有了如此执着和专注的态度，贾岛其诗也因精于炼字而多次被后世诗论家引例述评。如 《送唐环归敷水庄》 之颈联“松径僧寻药，沙泉鹤见鱼”，李怀民评曰：“‘寻’字‘见’字，皆极平常字，然二句传神入妙，却全在此二字。”[2]598 方回对这一联评价更高：“八句皆好，三、四尤精致……人能作此一联，亦可以名世矣。”[8]1135 能得此般评价，其分量可见一斑。再如，“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忆江上吴处士》） 一“生”一“满”字，不仅给人以动感，而且连秋风和落叶都沾染了诗人对友人的怀念，情绪饱满、生动，把今非昔比的凄冷心境写得淋漓尽致。
贾、杜都能写奇僻之诗，所不同者，杜诗能于琐细中和奇僻中见出淡美、幽静和明朗，如 《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其二》 云：“天寒鸟已归，月出山更静。土室延白光，松门耿疏影。”再如 《雨晴》 云：“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而贾岛由于气度、才力、阅历等有限，只能穷力“冥搜”奇幽，剑走偏锋，把杜诗之琐细幽微延展至幽奇荒僻，一味刻意求奇，弄得作茧自缚，反而局限了“自己”的视野，导致题材窄狭，格调荒凉凄苦。诚如朱彝尊所言：“浪仙诗虽尚奇怪，然稍落苦僻一路。”[5]只成得僻涩一体。二、语言：雕琢推敲多苦吟古人作诗极为重视“炼字”，因为对诗歌语言的锤炼与创造，最能体现诗人的表现力和创造力，用字的好坏更直接关系到诗歌的优劣。杜甫的炼字艺术历来备受推崇，如叶梦得所言：“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6]宋人孙奕谈及炼字时也说：“子美工巧尤多。”[7]正因如此，不少诗论家都认同，学杜必学“用字”。杜甫亦立誓：“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不仅是其对诗语的自觉追求，
其风格较之以前有了显著的变化：诗风由之前写阔大、壮美之物的昂扬奋发转向细微、病残甚至废弃景物的悲婉细腻。杜甫作诗视角的转变，是当时衰微的国运、贫困落魄的生活处境与幽微柔弱之物共鸣共通的结果。如诗中常见“零落”“凋残”“病马”“废畦”等词或意象，诗句偏于奇幽，即事感怀亦多萧瑟阴沉之气，当可视作贾诗的先声。今人陈延杰直言贾岛之五律是承传杜甫而来：“岛之五律，其源亦出自少陵，以细小处见奇，实能造幽微之境，而于事理物态，体认最深。”[4]贾岛出身卑微，家境贫寒，早年为僧，又终身不第，坎坷的人生境遇加之盛世不再的感伤使贾岛养成了幽僻的个性和特殊的审美癖好，视野局限于细微琐屑之物，尤其好以僻涩、怪奇之景构建清奇幽僻的诗境，故其笔下的诗歌也散发出浓郁的哀怨、愁苦色彩。如“几蜩嘿凉叶，数蛩思阴壁” （《感秋》），“波岛忽已暮，海雨寒蒙蒙” （《辞二知己》），“孤灯冈舍掩，残磬雪风吹” （《题青龙寺镜公房》），“霜蹊犹舒英，寒蝶断来踪” （《延寿里精舍寓居》），“萧关分碛路，嘶马背寒鸿” （《送李骑曹》），“君看明月夜，松桂寒森森” （《寄友人》），“客归秋雨后，印锁暮钟前” （《题皇甫荀蓝田厅》）等等。在这些诗句里，不仅意象是琐细、幽僻的，甚至连诗人对生命的嗅觉都是清苦、发涩的。以贾岛之眼，即使寻常之物也陡然变得萧条凄冷，给人浓浓的秋冬颓废之感
贾岛是中唐时期一位令人瞩目的诗人，尤以独具个性的五律闻名于唐代诗坛。贾岛一生转益多师，不仅远绍陶谢，近学王孟及大历诗人，还俗初期还追随过不少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如韩愈、张王、姚合等。贾岛博采诸家，兼收并蓄，苦吟推敲，形成了以“奇僻”为特色的多样化诗风。如其弟可止言：“诗僻降今古孙” （《哭贾岛》）；王定保亦云：“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1]；李怀民则在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中奉贾岛为“清真僻苦主”[2]598。以上这些评论均提到了贾岛诗歌中“僻”的特色。而孙仅在 《读杜工部诗集序》 中却说杜甫诗支而为六家，“贾岛得其奇僻。”[3]于此，孙仅不但指出了贾岛诗歌“奇僻”的特色，而且还将其诗风的渊源追溯至杜甫。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其诗堪称全美，为唐代后起的多家诗风开启了无限“法门”，六家学之各有所得，“奇僻”是其中一偏，贾岛承而变之，遂自成一家。贾岛对杜甫的学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风格：搜奇抉幽落苦僻杜诗之奇僻，主要指的是杜甫在流寓秦州时期所作诗歌的风调。西行秦州的三个月，杜甫不仅目睹了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动乱，也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困顿的生活。此间，杜甫创作了近百首诗歌，
一、家世背景
杜甫和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也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一职。杜甫七岁即开始学诗，十五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可见杜甫从小的家庭教育十分成功。这样“奉儒守官”的家庭，使杜甫自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他终身不渝的忠君恋阙、忧国忧民的思想。我们课本中的《春望》、《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羌村三首》中有明显体现。
二、年少优游
正因为有这样较优越的家庭环境，杜甫才能有财力在青年时期进行两次长期的漫游经历。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第二次漫游是在齐赵一带。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如《梦李白二首》、《赠李白》、《天末怀李白》。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其中有《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诗中以饱满的热情形象地描绘了泰山雄伟壮观的气势，抒发了作者青年时期的豪情和远大抱负。
三、 仕途不顺
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这个时期，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
四、战乱流离
杜甫离开长安往奉先县探家，迎接他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状。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也携带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他先是由奉先逃到白水，后又由白水再逃到鄜州。《登高》《羌村三首》就是这期间的作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 “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玄宗旧臣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五、西南漂泊
漂泊西南时期，从肃宗上元元年(760年)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年)。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像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
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六、江舟长逝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年)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杜甫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的成熟，奠定了他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
送张升之·昔年常恨李白杜甫不相从
项安世
昔年常恨李白杜甫不相从，又见韩愈孟郊恨不如云龙。
我今与子别，正与二子同。
我在大江北，君归五湖东。
我犹作楚客，君复为吴侬。
江湖吴楚休相忆，青云有路各努力。
【该评论已被删除】2021-01-19 16:59
还是随性好，万民走一条路，老杜就成董仲舒了。有点残缺才是美，没有残缺结局就是被打成残废。回翻大历以前诸公，四平头摞眼时有所见，但主流是积极向上哀而不怨的。
诚谢指导。
颦
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