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文派生了西方表音文字
木刀 发布于2020-11-19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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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论中文派生了西方表音文字西方文明诞生于18世纪：“中国化”的产物 ——儒家引导的欧洲启蒙运动 》一文中摘录的有关段落和章节。转贴此文的目的，在于提高大家的文化自信。对于古典诗词而言，它是文字的喜马拉雅峰，从来只有模仿，而绝不可能被超越。对于这个结论的得出，当你认真看完这个现定居国外在大英图书馆沉浸了数十年的资深学者所写出的详尽的文字之后，相信你会有相同的感慨。 18世纪以前的欧洲属于文明前的野蛮状态 （节选）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荷马史诗》是18世纪伪-造的——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等诗人按照“中国风”的语言、审美和哲理，变废为宝般彻底重写的杰作。17世纪的《荷马史诗》是怎样的呢？无论其故事情节，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原始野蛮”，而这恰恰是那时西方社会的真实写照。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沃尔夫（Jessica Wolfe）说： 正如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他的《新科学》中所说，我们会在《荷马史诗》中发现“古代希腊人是个野蛮民族”；他们的诗歌也是粗劣和无礼的，他们的语言文字非常贫乏……。维科在《荷马史诗》中所看到的是，原始的行为和天真的信仰，以及由两者所导致的无休止的战争和无法无天的状况……。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读到（旧版）《荷马史诗》，他的感叹则是：一种无法解决的原始人的冲突模式，同样困扰着17世纪的英格兰及全欧洲。 胜任于书写文学和知识的英文和其他西文（包括拉丁文），是在莎士比亚死后一百多年才形成的，它是被中文改造的结果〔下文详述〕。 中文内涵的西方文字是启蒙与文明的前提 西方的“表音文字”不能自我成立，因为它有三个“先天绝症”：手写、发音和语义皆混乱。西方在15世纪左右依靠四大发明（印刷和纸）锁定和规定“发音符号”（字母），从而产生“文字”；后者却因发音和语义的混乱，徒然增加普遍误解，而变成宗教战争的催化剂。幸亏被中国文化和文字拯救之。仅就语义而言，现代西方的诸语言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汉化”的结果。详述如下：
第一、所谓的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与英语问题的有关的宗教战争，而中文则成为其希望所在。美国霍华德大学教授安妮·凯莉（Ann Cline Kelly）写道：
克拉朗东《叛乱史》（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看到了英格兰内乱与其语言文字之间的相关性。很多词语都不能获得一致和真实的理解，这是长期战乱而不可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巴特勒的书《赫迪布拉斯》（Butler: Hudibras）开宗明义：“语言不能把人们连为一体；相反，那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时期，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杀，或许是听到尖刻的话，是嫉妒或恐惧？用耳朵把庶众聚集起来？……”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也警告：充斥粗劣词语，让人窒息；大家都不能善解人意，反而恶语相加……。所以，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彻底改进语言，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修补那破烂不堪的英语。……他们梦想恢复“巴别塔打乱语言”之前的伊甸园语言——它直接指事（而不受语音或方言影响）……。
精英们开始设计“真正的字”……这就促使了对汉语（汉字）的讨论；他们包括培根、洛克、威尔金斯、夸美纽斯、福修斯和赫尔曼·雨果……。“真正的字”的计划是寻找一种方法克服如此状况，即：“自从‘巴别塔’以来所有的欧洲语言都充满晦涩和荒谬”。当然，汉字……就是“真正的字”。
1669年，约翰·韦布（John Webb）发表了论文《探讨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直到半个世纪后，约翰·马尔（John Mawer）在《语言的进步》（1727）中写道：“必须在诺亚定居的地方寻找‘第一语言’，我们敢肯定那儿就是中国！”
第二、中文（汉字）为西方语言文字的危机，提供了化解之道。
大卫·波特说：“培根、威尔金斯、莱布尼茨和斯威夫特等语言改革家们，从古老的、非字母的书面汉语中，看到了完美语言的活的证据。”
默里·科恩（Murray Cohen）著《英格兰的语言实践》写道：
是利玛窦第一次将书面汉语介绍到西欧，掀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热烈讨论；在创造通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改革者们）一直在模仿利玛窦所描述的“表意文字”。培根首先提出“真正的字”，并且说就像汉字那样直接和真实的表达事物。培根的话经常被17世纪的语言改革家所引用。……而1657年（英国）的实际情况，则正如培根感叹的“部落的谬见”，他说：人们在语言上饱受折磨：极度的混乱、含糊不清、无规则和废话。
贝克（Cave Beck, 1623—1706年）认为，英语的如此缺陷使人无法用它来促进商业、科学和神学。……贝克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则是使文字含有共通概念，让操不同方言人们都能读懂，这也就是利玛窦、培根、威尔金斯和夸美纽斯所共识的那种。啊，好像世界又从头开始了：贝克仿佛像伊甸园里的亚当那样，对存在的万物重新分配符号（命名）！
第三、由于从汉字里摄取了“表意内涵”，现代西方的诸语言文字才胜任于表达知识（科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戈尔金（Michael D. Gordin）著《科学的巴别塔：英语全球化前后的科学成长》，该书确认汉字对于科学的决定作用：
“科学的巴别塔（通天塔）”指一种能够表达科学概念与思维的通用语言，简称“科学语言”或“哲学语言”。……（17世纪）一些从中国返回的欧洲人明白了什么叫“文字的普遍性”（通用性）……。他们对于中国文字的印象是“表意”。……书面汉语正是被理解为一种通用书写系统，于是，欧洲人借用它来产生一种科学语言的概念体系〔从汉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
经过两个世纪的尊重与崇拜〔指17、18世纪的“中国风”与“汉字热”〕，人文之花终于绽放在拉丁的玫瑰枝之上；而世俗方言（指法语、英语和德语等）则都合乎逻辑的扩张，结果是，创建了“科学的巴别塔”〔表音文字具有了普遍性或通用性的“表意”内涵〕。“中国风”（立）。它侧重于物质文化和审美品味，包括茶艺、园艺、工艺和文艺，以及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西方工业和工业革命开始于仿制“中国风”产品。 作为西方建筑风格的典型，哥特式竟是“中国风”的衍生物〔沃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60年代首创〕。西方文学的诞生并非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而是在18世纪的英格兰。首先是用“中国风”的语言、审美和哲理，把《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剧作）“变废为宝、点石成金”。再加上《莪相史诗》、《英语古诗遗产》和哥特小说，这“五朵金花”构成西方的种子文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推介新书《中国与英语文学现代性》，称：“现代英语文学身份是被其他传统和历史——尤其是中国的——所塑造的。” （木刀注：看到有年轻的诗友，热衷于翻译外文所谓的“诗”，总会有一种惋惜感。） 总结（木刀注：这是全篇的补充，涉及到了文字，又不能节选，故仍之。）： 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比奇洛（Gordon Bigelow）说：“18世纪的历史背景就是一个（西方）“起源”的问题，不仅是财富的起源，还有语言、哲学和文明的起源。”这里所说的“语言”——如上所述——是指能够表达知识（哲理）和文学（审美）的语言文字，亦即基于汉语“表意”（写意）的“通用语言”；它和哲学与文明一道，首次出现在18世纪的西方。 西方文明诞生的契机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的启蒙运动，其实质是： ｛耶稣会士引进中国文化｝实现转型∶神的社会（神本乱世）→ 人的社会（以人为本）【世俗化、文明化（复制中国）】 大卫·罗加茨博士称：“中国创造了（现代）欧洲：儒家精神派生了启蒙世俗主义”（How China Created Europe: The Birth of the Enlightenment Secularism from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年）说：“通过耶稣会士的报告，儒家思想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再通过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友谊，儒家思想又影响了北美的建国与民主。” 何止是“影响”！就像这两篇论文（题目）所揭示的：《中国是怎样彻底变革法国》（How China Revolutionized France by T. A. Peterson, 华盛顿州立大学，2009年）和《二手“中国风”与儒家革命者》（Secondhand Chinoiserie and the Confucian Revolutionary by K. C. Davis, 杨百翰大学，2008年）。 后一篇文章的“儒家革命者”是指，美国的开国元勋都受到了经法国转手的“儒学启蒙”的洗礼；而“二手中国风”是指，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北美殖民地不得不通过宗主国获得“中国风”产品和工艺，这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经济原因。 然而，18—19世纪之交的西方掀起“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的逆流，主要是“去中国化”，并且从“慕华”到“仇华”；其代表人物包括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变本加厉地抄袭中国思想，却又丧心病狂地盗憎主人。 另一方面，19世纪的西方全面而系统地伪-造了“古典”（希腊—罗马），充当其“优秀传统”。以前是教会杜撰，而且是反动的，例如在17世纪，亚里士多德被当作“真正科学精神的大敌”（Aristotle as archenemy of the true spirit of science）。 其伪-造古典的高峰则是，在该世纪下半期精心设计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把它置于启蒙运动之前，以掩盖“西学中源”： 〔18世纪〕“中国热”（启蒙运动）＋“中国风”（审美品味）→〔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文学与“古典”春花怒放） →〔1855年〕儒勒·米什莱发明“文艺复兴”词语和概念 →〔1860年〕布克哈特编造“意大利文艺复兴”→〔19世纪后期〕实施伪-造工程 古今西方的文学艺术都是“中国风”的产物。诗云：“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关于西方以伪-造历史来抹杀中国的作用，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 –2005）指出： 欧洲人从（18世纪）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到（19世纪）则称中国人为“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为什么会有如此陡变？欧洲工业革命的到来与其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挺进，这两件事改变了西方人的心理；他们虚构历史——即使不是所有的历史，也至少是在发明一种以欧洲为主轴的虚假的古今“普世主义”。到19世纪后半叶，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世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它们都是欧洲或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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