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宝鸡找战友玩了几天后，坐三天火车硬座去上海，那时候我身上揣着仅有的几十块钱，混迹在火车站广场枕着铺盖卷垫着报纸睡满一地的人群中，对那个传说中的大都市充满了好奇。    
        在硬座车厢里呆四十几个小时的旅程并不愉快，因为就连座位底下也躺满了衣裳破旧满脸倦色的乘客，整个车厢都弥漫着汗味和脚臭的混合气息，一眼看去全是挤得密密麻麻的漠然的脸孔，上厕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许多男女都只好用矿泉水瓶子解决问题。
        车过河南差不多是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吵闹声弄醒，接着就有一个满身汗臭穿着土气的中年人很粗暴地把我从座位上拉开，转眼看去他们大概有五六个人，已经抢了好几个位置，而且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嚷着：“都花一样的车费凭啥只能你坐？”，被抢了位子的几个人灰溜溜地躲到一边，其中有个少年似乎在抹眼泪，刚才他被打了一耳光。
        那天我才发现，这些建筑工地上满脸水泥灰的可怜人，面对羸弱些许的同类人群时，可以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和蛮不讲理，只不过我并不害怕他们这种装出来的凶狠，伸手抓起桌上的半瓶啤酒，狠狠地砸在抢我座位那个大叔头上，酒水和鲜血还有碎玻璃立刻顺着他黢黑的脸庞流下来，我把手里的半截玻璃瓶抵到他脖子上，伸手就是一个耳光，不出所料他的同伴们全部吓得脸色发白不敢动弹。
        我迅速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节车厢，那些人并没有扑上来，而且原本挤得水泄不通的过道，所有的人都在主动向后退开，所以好人总是被欺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时跑到上海去，一是因为我少年时的好友卫国在那里，二是小时候听祖父说过他年轻时闯上海的故事，听他说过外滩上高高的渡轮，南京路上的戏园和舞厅，直到很多年后，祖父一直尊称杜月笙为杜先生，说那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
        后来我知道，其实我还有一个亲爷爷，据说先祖是从湖南搬到这四省交界的山区腹地，我爷爷受不了山寨里的贫困，十几岁外出谋生，先是给人打零工，之后蒸些米糕端个筲箕沿街叫卖，有点积蓄之后经营盐巴布匹，二十几年艰辛，总算置办下许多家产田地，然而刚过上好日子就到了一九五一年，刘邓大军入川了。
        祖父其实是我爷爷的三哥，他年轻时和本地的大土匪结了仇，就跑到常德去投奔了一个同乡的师长，他是这个师长的手下却不穿军装，专门负责带着十几个人，武装押运烟土到上海去，再把买来的武器或大洋带回湖南，后来师长和大部分官兵都在常德会战中战死殉国，他才回到家乡来开了一个瓷器店，那时他听说弟弟被解放军抓走了，就把全部家产都变卖成银元，装了满满一个大背篼，送到军营里去，结果钱被全部没收还把他捆了起来，虽人财两空我祖父却因祸得福，反而在后来的阶级斗争中逃过大难，最后活到九十高龄。
        爷爷将长子，也就是我父亲托付给兄长，奶奶带着其他几个孩子回了乡下，那时所有的田地房屋都被分给了穷人，只好住在以前用来收租谷的仓库里，山寨里的贫下中农其实都是宗族里的叔伯兄弟，但在斗争地主婆也就是我奶奶时却捆绑吊打绝不留情，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两个叔叔家里境况好转，但老人家双目已盲，而那些革命的族亲们依然贫困。

        我朋友住的那个地方叫七宝镇，周围都是各种工厂，平时根本看不到几个人，只有厂里换班时间，才会看到许多满面倦色的工人一涌而出，就像掉到地上的马蜂窝一样，那时他管着几十个工人干活忙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只能自己去市里闲逛，去了外滩去了浦东去了杭州湾去了崇明岛，玩了七八天终于觉得有些无聊。
        那时上海有个规定很讨厌，也许是为了限制外来人口，每天晚上郊区的出租房集中地带总有许多联防队员在查暂住证，如果拿不出来直接拉到收容所，被打一顿还是轻的，据说有许多人因为交不起罚款，就被弄到采石场打几个月石头，每天还吃不饱饭，进去了都得脱上几层皮，在市区则没有这种担心，南京路上人群川流不息，逛上几天几夜也没有谁会来问上一句。
        卫国给了我不少钱，但我还是决定找点活干，于是跑到一个电子元件厂去应聘保安，老板出来让我练了一趟擒敌拳，然后同意我到厂里保安队上班，保安队长是个很瘦小的南方人，和五大三粗的队友们明显不同，后来听说是老板的亲戚，除了发给我衣服帽子皮鞋，还有一根橡胶制的狼牙棒，他告诉我，外面来的小偷很少，主要是防着工人偷偷带东西出去，我问他：“如果发现了怎么办？”，他拿过棍子用力挥舞着说：“就这么办！”。
        我很不喜欢动手打人，在保安队上班期间，也一直没有动手的机会，因为那些本该血气方刚的年轻工人，实在是太温顺了，保安队员在厂区巡逻，发现谁没有出入证，上去就是几个耳光，而他可能有几十个同乡就在旁边也都不反抗，只会不停地说自己忘记带了之类的话，还有一次两个保安队员怀疑一个女工偷偷藏了东西，就在大门口把人家上衣扒开搜身，同乡姐妹去找了她的男朋友，结果那小子急急忙忙赶来，口袋里掏出来的却不是利刃而是一包香烟。
        那时候在外面打工的女孩，很多都会在厂里交一个男朋友，一方面两个人一起租房子煮饭可以节约生活费，一方面也是找个伴免得孤独，这些人也有一部分后来结了婚，但大部分到最后都是各奔东西，也许是她们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枯燥劳动以后，太想有碗热饭吃，太想有个人说说话了，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人群，不论男女都会比平时软弱一点，但也因此少了许多顾忌，所以在家乡腼腆朴实的农村女孩，到了城市会变得大胆许多。
        我到厂里上班几天后，就有个四川女孩经常在路过大门口时找我说话，保安比其他工种挣钱少但是很轻松，而且我总是很沉着，不像别的队员看见漂亮女工就吹口哨，所以我猜她对我有点意思，那个女孩应该只有十八九岁，经常穿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脸上是健康的红润，头发梳成一个马尾束在脑后黑得发亮，笑起来两只眼睛眯得弯弯像两只豌豆荚。
        有一次她假装很随意地约我一起出去玩，我很愉快地同意了，然后找换班休息时间，两个人一起去市区玩，我们去看了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繁华似锦的淮海中路，游客如织的外滩公园，还专门跑到城隍庙去吃有名的蟹黄包，然而当她知道一盘包子要卖几十块钱以后，坚决地不肯吃，拉着我去路边小店要了两个盒饭，她高兴地对我说：“你看看，盒饭多好，有这么大块的鱼！”。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但是我一直记得，那只拉着我的手，是如此地温暖和柔软。
        我们一起去看了那一年的甲A联赛冠亚军决战，大连万达对上海申花，体育馆内的观众席不停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从来没到现场看过球赛的她，居然也把手掌拍得通红，不能不说足球的感染力确实强大，后来所有球迷都知道了，在这个新闻和真人秀往往分不清楚的国度，喝着啤酒骂着大街，半夜里看球赛，仍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前提是千万别看中国男足。
        那天晚上我们从体育馆出来，广场上灯火通明熙熙攘攘，主场迎战的上海人正在举办一个盛大的美食节，许多五颜六色的大大的遮阳伞形成一个个方阵，下面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风味小吃，空气里飘荡着烧烤的油烟，蒸腾的水汽，还有食物的香味，我拉着她的手在热闹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偶尔也买上一点喂到她嘴里，于是她开心的笑脸上总会浮起一丝粉粉的娇羞，广场的另一边在放露天电影，观众却不是很多，我们站到人群后面时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她悄悄地把我环抱在她腰间的手臂拉到自己的小腹上，在我耳边悄声说：“今天吃得好饱，你摸摸是不是有点鼓？”，隔着薄薄的毛衣，我感到自己手掌下面那一片温软，情不自禁地低头在她腮边亲了一下，她的身体向我怀里靠过来，夜色中，那双眼睛波光明亮。
        第二天，我们去附近的居民家里租房子，除了刚好能放下一张床的卧室，还可以在阳台上的简易厨房做饭，那其实是一套房子分成的几个单间，合租的三对男女都是附近工厂里干活的工人，所以每到半夜，彼此都能听到隔壁床上的动静。

        后来有一天，我接她下班出来，两个人在厂里食堂吃了晚饭，到厂区外面的公路边散步，那时我们总是聊得很开心，她最喜欢听我说各地的风景名胜和有名的小吃，然后在心里憧憬等有钱了去旅游一趟。
        到了晚上八点过，突然从背后追上来两个穿着皮夹克的年轻人，叫住我们说要查暂住证，她的脸色一瞬间就吓白了，拉着我的手非常害怕，因为她刚到厂里两个月，也许是舍不得五百元，还没有去派出所拿暂住证，而我从一开始就拒绝那个东西，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的上海土地上停留？
        然而那两个不知道是警察还是联防队员的年轻人并不愿听我讲道理，或者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一直在用方言骂骂咧咧地试图把我们拉到不远处停着的一辆长安面包车上去，而我身边的女孩苦苦相求却被推了一下，摔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她开始低声哭了起来，此时我再一次要求查看他们的执法证，因为他们并没有着装。
        但其中一个年轻人飞起一脚踢到了我的胸口，我并没有如他所愿地倒下或者被踢飞，反而很快地冲上去，搂住他的头颈向下一拉，同时重重的一个前撞膝顶到他小腹上，他立刻按住腹部弯下腰来，此时我的膝盖再次撞到了他脸上，并且还加了一拳劈在后脑处，我迅速转身，另外一个似乎很慌乱地伸手到腰间准备掏出什么，只不过无论是啥，他都没有机会了，因为我很重地一脚踢到了他的下身。我拉起女孩的手就往公路外边跑，而那两个小子就像两只煮熟的龙虾一样，蜷缩在地上大声哀嚎。
        回到我们住了不到二十天的出租房里，我对一直害怕得发抖的她说：“这地方我不能呆了，马上就得走，你也不要在这边上班了，明天去换个工作吧，我的朋友会照顾你”，之后我简单收拾了行李，当天夜里就离开上海去了镇江。
        记得当初在西藏当兵时，曾见过当时的第一政委公安部长，他拍着我的肩膀夸奖说：“小伙子，相当不错”，老部长还亲手给我系上衣领上的风纪扣，那时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心想做一个优秀的青年军官，不料风云变幻世事无常，多年之后我连警务人员也都敢打了。
        临别之时，我给了那女孩去找我朋友的电话。

        初中时卫国和我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经常跑到他家里去玩，他的母亲还留在农村老家养猪种地，父亲和几个叔伯长期在外跑江湖，江湖这两个字看起来像是武侠传说，实际就是在邻近十几个县的各个乡场上转来转去，他们卖各种东西，管这一行叫做“吃开口饭”，似乎也会使一点四门拳之类的功夫，而且懂得很多叫做“海话”的江湖黑话，比如走路叫“接地”，吃饭叫“上炕”，睡觉叫“坐窑”，而老江湖就叫“老海”，那时在我心里，这是一个无比神奇的世界。
        这几个长辈都是千真万确的农民，但他们见多识广，六十年代他家老大因为唱自己编的山歌“毛主席大救星，领导人民挖蕨根”被弄成了反革命，时值红卫兵大串联，走遍全国坐火车吃饭睡觉不要钱，于是几位青年农民决心去北京找毛主席他老人家告状，也打着革命的旗帜到处跑，有了这样的光荣历史，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不愿在家种地也就成了必然，那时候他们偶尔回家，都能带回一包或多或少的人民币。
        卫国比我年长几岁，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每天都到他家里去，和他的几个弟弟一起玩扑克或者练拳，那时我在他家里吃饭比在自己家还多，我从部队回来，才听别人说他出了事。
        山区的乡场其实就是定期集市，卫国在离家不过几十公里的场上摆摊，那天来了几个地痞说帮工商所收市场管理费，他从口袋里摸了十元交过去，到中午其中一个跑来说钱不够，他只好又交了十元，但那小子认为他态度不够端正，上前打了他几个耳光，之后认为用手打人，手掌也会疼，于是甩掉脚下的塑料拖鞋，让他捡起来打自己的脸，他扑上去就和那个地痞打在一起，然后对方来了很多人，卫国被殴打的混乱中拔出短刀，插入其中一个的腹部，当即毙命。
        他当时就翻山越岭逃去了外乡，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卫国跑到城里找我，才知道当年的案子已经摆平了，说是给县里公安局一共交了二十万元，这事终于被定性成正当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