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收藏了一方已逐渐远离当代人视线的民国时期的旧物品—铜墨盒。
民国时期的二款铜墨盒，均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人士使用的文房物品。一件为方形，盒盖上刻篆书“还我河山”；一件为圆形，刻有楷书“读书不忘救国”。方形铜墨盒铜墨盒上“还我河山”的字迹出自民族英雄岳飞的手迹。“九·一八”事变后，无数爱国志士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其间，江苏学者周承忠从相传为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唐代诗人李华所著）碑拓中，取“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之“河”、“山”二字，又取“秦没而还，多事之夷”之“还”字，“奇中有异于仁义”的繁体“羲”中的“我”字，组“还我河山”四字，并配以岳飞的落款和图章，形成了一幅号召国人抗倭救亡的激励题词，勉励华夏儿女像岳飞那般精忠报国。之后，“还我河山”一语也成为当时影响最广泛的抗日救国号召用语之一。
“读书不忘救国”这句名言，出自近代教育家、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他在一次毕业演讲中，慷慨陈辞，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激励学生们发奋读书，报效国家。
“还我河山”、“读书不忘救国”这些抗战时期的号召语，道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至今对后代仍有警示作用。它让我们铭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铜墨盒是软笔（毛笔）书写时代末期的产物，盛行于清代中后期及民国年间。它作为盛装墨汁之器，因小巧且方便携带，曾一度深受历史时期文人墨客的喜爱，几成文化人的必备之物。
铜墨盒作为文房用具，在历史上流行时期不过一两百年，是一种典型的近代文具。据近现代著名史学家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所述，“大约始于嘉、道之际”。不过，就其出现的原型传说，却是一个十分具有爱意的红袖添香的故事。
历史上，文人墨客书写、绘画，桌案上离不开砚台和墨锭。这两件颇具份量和体积的器物而言，即便再小，在携带上也不是很方便的事情。旧时的富家子弟读书、赶考，多有书童陪伴，可见原因一二。嘉道年间，有一赶考秀才，其妻怕他携砚不便，临行前研了许多墨并将它装入盛胭脂的粉盒内，又将墨汁浸入棉花，以防墨汁洒漏。不想，效果奇妙，该秀才不但携带轻便，这一充满妻子爱意和寄托的墨盒，也让他答题极为顺利……于是，考生们开始纷纷效仿。不久，市面上出现了的墨盒，并出现了雕工精湛又不易毁坏的铜制墨盒，盒中吸墨的棉花也换成了蚕丝。至光绪前后，铜墨盒已成为刻铜艺人的一门手艺，一些知名文房经营店铺开始叫卖刻有自己堂号的品牌墨盒。
虽然民间传说关于墨盒出现的时间上是否精准不得而知，但从目前遗存的墨盒实物和相关史料看，其内容却也合情合理。清末学者震钧（唐晏）的《天咫偶闻》中曾载：“墨盒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夫案头，墨盒之外，砚台寥寥。”由此可见，晚清时期，铜墨盒已成为文人雅士爱用的时髦之物。
铜墨盒从出现到兴盛再到退出书写舞台，前前后后也就约200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短短瞬间，但其间在推进民间工艺及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所起到的特殊意义是不可替代的。正如镌刻着抗战用语的墨盒一般，很多时候，它们已然成为具体历史时期的实物见证，向现今未尝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述说着当时的社会状况、面貌。
铜墨盒的兴盛期始于清代光绪年间，当时铜墨盒作坊增多，市场对制作工艺的要求随之增大，作坊堂号已成为较量的主要手段，其间较有名气的有万礼斋、京明斋、古松斋、明远阁、来薰阁、同古堂、淳菁阁、荣宝斋、一得阁等，时至民国有的已是响当当的百年老店。如今，铜墨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汇聚着绘画、雕刻、文字于一体的这一文房小器物，所记录的那些历史片段和往事，依然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审视，在“朝花夕拾”般感受中，获得前人的智慧，去对话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