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胡适明确指出，“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呻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

    胡适并痛斥古诗词“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魂”。所以，胡适大声疾呼，写诗应象写文章一样，要做到“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而这八条，基本上正是古诗词的大病根。

胡适提出，诗，就应该写的“读来爽口听来爽耳”。

    鲁迅同意这种看法，鲁迅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写诗的态度，那就是要“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胡适还用少见的调侃的语调说：“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建议人们断然摒弃古体律诗、绝句、五言、七言古体形式，并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念，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胡适一再强调：“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很难想象不自由的形式可以表达自由的思想。

     他在自己的新诗《尝试集》中表明了自己的写诗态度，“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诗的内容才是根本，形式只是外在的东西，不必过份追求，真正应该追求的，是“追求诗的内容之进步”。要在诗里表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而这一切，都是古体诗所难以达到的，所以，胡适抨击古体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无实物可言”。

    胡适对于那些“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的诗格非常不满，指责其简直就是“亡国之哀音”。胡适对那些“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的家伙们痛加讽刺，曾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对古诗常用的套路加以打击，嘲笑满篇的“蹉跎、寥落、飘零、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残更”等陈辞滥调，是“最可憎厌”的文字。

     所以，胡适提议大家写新诗。胡适自己带头，大写新诗，他的新诗集《尝试集》写的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当时却大受欢迎，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连鲁迅都表扬说“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可见胡适要求国人抛弃古体诗绝非一人之见。

   当然，胡适的新诗写的不好，他远没有郭沬若那样以新诗出名，闻一多甚至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批评胡适的新诗，说看了胡适的诗，“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创造社的穆木天就直接指斥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的“最大罪人”，连李敖都忍不住批评了胡适几句。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了“祸胡”和“胡祸”两个派别。

    但这些批评并不表明胡适的方向错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古体诗正在被远远的抛弃，这并不是一种悲哀，恰相反，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古体诗，且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