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文人的宿命

肉体的群居与精神的独立是人的双重特性。但人毕竟是由肉体的动物进化而来的，因此肉体的群居是第一位的，精神的独立是第二位的。所谓精神的独立也就是意志的独立，这种对于独立意志的追求正是对肉体群居性的否定，由此人才成为了真正的人。这似乎也可以用老子的所谓“反者道之动”来解释，但“道”就要用人来替换，“反”“动”也就要变为超越了。

有了精神的独立才有了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也就是灵魂的自由。灵魂本是被禁锢在肉体中的囚徒，精神的独立为其打开了枷锁；从此死的灵魂才变成了活的灵魂，人之道也便得到了提升。然后有文人。文人正是可以将思想用语言、文字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人。正所谓“我思故我在”，文人最终所要成就的正是一个伟大的自我。

精神独立造就的自我与肉体群居形成的社会是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在中国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解决这一矛盾最简单的办法是放弃，放弃对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放弃自我。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原意是要所有的人都放弃对自我的追求、要整个社会都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状态中去。其实，这样的社会形态在当今的地球上也不是没有，在那样的状态里，人只是无所谓精神与思想的纯粹的肉体，与动物的区别仅限于极为低级的层面。老子要用牺牲整个人类的方式来换取世界的宁静，以便于他去“玄之又玄”中探求所谓的“众妙之门”，结果却是自己跑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连肉体的群居也放弃了；虽然也因此而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自我。

孔子“克己复礼”与老子“小国寡民”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至少都是要通过改造社会来成就自我。庄子是第一个通过改造自我来成就自我的人，正所谓“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在被社会抛弃的同时抛弃了社会，但这其中似乎已经加入了自欺欺人的成分。没有了物质的基础，精神的独立便无异于对肉体的自残。这种自欺欺人的第一个最大的受害者自然是庄子自己，然后便是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由于不能融入当时的社会，即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因此只好沦落为乞丐，最终也只好用“死去何所道，尸体同山阿”来了。

解决肉体群居与精神独立这一矛盾更为便捷的方法是自杀，即自己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的文人都是喜爱山水的仁者和智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更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处世哲学。他们当中也的确有过一些“达者”，比如屈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投水自尽了。他们当中更多的都是“穷人”，“独善其身”的时候总喜欢住到深山老林里去；但所谓隐居大多又不过是养精蓄锐的一种方式，正如李白的放飞庐山，一经邀请便又钻到永王的幕府中去了。在了结自己的时候他们更喜欢投水。屈原不仅投水还要怀沙，李白不仅投水还要揽月，还有王国维——还一定要投入到某一个特定地方的水里去。据说这一切都是一种美丽，但其实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成就了一个自我而已。也因此，现在的文人们已不再拘泥于形式，跳楼、卧轨、上吊、服毒，可谓无为不可了。

用一个自我来对抗整个社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要面对更大的危险。有研究者提出屈原是死于谋杀，虽然并没有确实的根据但也不无道理。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许也只是逃避他杀的一个借口。李白的流放夜郎和苏轼的发配海南岛虽然也算得上是自作自受，但王国维的躲债和曹雪芹的喝粥却或许是老天无眼。与这些人比起来，生活在当今的我们已经是够幸福的了，但自寻烦恼或许正是中国文人永恒的宿命，自寻短见也同样还是这种宿命最高级别的体现。

改变这一宿命的最好的办法是像鲁迅那样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但纸里包不住火，白纸黑字的东西即便再含蓄也还是容易露出其反社会的马脚；因此鲁迅的烟抽得很多一如李白的酒喝得很凶，所谓的英年早逝不过是慢性自杀而已。“倒鲁”的人有的说鲁迅是汉奸，有的说鲁迅是小人，甚至还要将鲁迅当年的工资单拿出来示众。但鲁迅却说：“忘了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或许“倒鲁”者只是要还鲁迅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我们喜爱鲁迅也并不因为他曾被与孔夫子一起并称为中国的圣人。

自杀，或许是中国文人最伟大的宿命。如何超越这宿命，正是每一个中国文人每时每刻都要思考的“命”题。

                                                                201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