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刀：《砸碎音文字语法的枷锁，托起意文字语法的朝阳》

    得益于何新掀起的“倒西狂飚”，禁锢在汉语语法身上已久的枷锁，终于有望得以瓦解。

    所谓的“倒西狂飙”，就是近年来，尤其是习大大提出“文化自信”以来，中华大地上，开始对西方所宣传的文明刮起了全方位的质疑风。其中，埃及和苏美尔两个文明的文字，都受到了重点关注。这是因为，这两种文字的发展历史，似乎在充分地着这样一个相互佐证的文字演进的历史必然，即文字演进的过程，是：由象形发端，最终演变为拼音。

    这个文字进化过程暗示了这样一个结论，拼音文字是充分进化的最先进的文字。汉字是象形文字，所以，象形的方块汉字终将被历史所抛弃，并要最终进化成为拼音文字。这个结论一经西方学者根据考古文物推断出来后，就成了套在汉语身上的一副枷锁。

    由于过去汉语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语法，中华文明的传人在落后挨打之后，痛定思痛，认为追赶历史进程所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汉语语法，以便简化学习文化的过程。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国民不再愚昧下去。在整个建立语法的过程中，鉴于拼音文字优越性的铁证，如太阳般发出光芒万丈，国人也就只能丢弃自信，始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所谓最先进的拼音文字的语法，来规约自己文字的语法，指望最终能弯道超车。这使得拼音文字语法的规则，成了汉语语法建立时要首先顾及的基本原则，成了钢浇铁铸的枷锁，以至于从来没有人想过，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能划上等号么？更没有人想过，要彻底抛弃拼音文字的语法规则，在自己已有历史文字的基础和现实语言现象两者的共性上寻找突破口。戴枷锁的结果是很尴尬而悲催的，因为直到今天，汉语语法仍然不能得以完善和统一。

    建立汉语语法这个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

    1、文白语法不能统一。
    文言文和白话文有各自的独立语法体系，这都成了笑话。说一种语言，其文字的两种表达法却不能统一，不是笑话是什么？马建忠是根据文言文典籍，并参照西洋语法的词性划分来创建语法的，而其后的学者则是根据口语现象，依照西洋语法来仿建语法的。这两种语法建立的指导原则都不一样，建立起来的语法规则能是一样的吗？

    2、文言文由于在大范围被弃用，其语法自然就成了似乎永远不会有人去烧开的“温吞水”。马建忠曾在清末民初建立了文言文语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语法，但由于马建忠只是借鉴而未能死套拼音文字语法，在成书之后，被公认为是对中华文化反思不彻底，以致长期被弃于故纸堆，鲜有人问津。例如，马建忠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还说：“字无定类，是帷作文者有以驱谴之耳。”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词的词性是在使用时才能确立的，这就与拼音文字词性需要预先固定的语法常识，背道而驰。

    3、现代汉语语法即白话文语法，其建立过程一波三折。由于固守拼音文字语法的主谓宾三段式构句方法和“无动词不成句”，以及“词性须固定”的教条，早期建立的语法体系，甚至解释不了汉语最常见“你好”这样的语法现象，以至于根本不能指导文学创作，只适合政论、新闻、公文、科技等呆板文体，以至于被人调侃为“编辑当不了作家，作家做不了编辑”。直到晚近，现代汉语语法才刚刚突破了“形容词不能单独作谓语”（即“无动词不成句”）的戒条，却又因为“词性须固定”的原则与“无法固定词性”的现实，两者绝对冲突，从而陷入了如何构造兼类词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由于古典诗词是文言文的组成部分之一，缺乏文言文语法知识，或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来作替代，都不能指导唐诗宋词的写作，这就是音文字语法枷锁给国人带来的直接恶果之一。绝大部分现代人为什么写不出诗味儿、词味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就在汉语语法构建者精疲力竭，混无头绪之时，近年来，埃及文明的质疑者却惊讶地发现，埃及、苏美尔等文字，居然是西方人为贬低中华文明而造假造出来的东西。在质疑者的眼里，拼音文字优越性的论断和材料，瞬间就都化为了乌有。汉语身上的枷锁就此开始了它的崩裂过程。

    本文不是质疑帖，但为了说明，不妨将质疑者的主要论据展示一下，计之有：

    1、因为现在埃及土地上生存的人，并不是文物所表现的那个样子，这就间接地说明，埃及的古老语言，是不可能有传承的。如果埃及文字是表音文字，文字的发音也就会因为无传承而丢失殆尽，要埃及古文字，其字、音、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只能用解码方式去凑，去猜，但由于对应的可能性太多，实际是不可能找到字、音、义之间真正的相互对应关系的。这可参考对西夏文的解读。在没有发现西夏文-汉文词典之前，始终摸不到头绪。即使有了字典，一旦发现了字典上没有的西夏文，往往也束手无策。这一质疑的实质在于，它指出了，这些文字即使真实存在过，现在也是不可解的。如果有解，也只能是局部的。否则，一定是后人假造的。

    2、几千年文字形态没有本质变化，埃及古文连文字形态的抽象化都没有发生过，这不符合文字发展规律。参考汉字发展史。这一质疑的实质在于，它指出了，者缺乏文字长期发展的历史经历，是不可能想象到文字的形态是要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对于音文字而言，至少要有三百年以上的文字历史，并且至少发生过一次朝代更替，才有可能意识到文字形态，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作出实际的改变。如果文字形态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这个文字的历史根本不可能很长。

    3、作为解读依据的石刻，本身就来历不明，加工方式超前，外观缺少必然具有的岁月痕迹。

    4、作为文字载体的莎草纸，泥板，因其本身存续时间过长和其数量太大，而有充分理由值得怀疑。这可对照汉朝的纸，以及泥板因风化而不崩解的最大可能时间段。

    5、文字一旦被认为解读成功之后，出土文物就再也没有出现不可解读的文字，其内容也没有出现现代人不能理解的事物，这也不符合中国文字的考古文物所反映出来的事实。

    6、用多国语言发音硬凑的解读方式，以及已知经历的时间很晚，也很短的拼音文字发展史，都是绕不过去的槛儿。

    当然，质疑之所以是质疑，就是因为这些文字现象虽不符合常理，但还没找到的最直接证据，谁的。

    那么退一步讲，假定这些文字的进化史是真确的，是不是就能认为，拼音文字比表意文字更高级呢？网上的民科经过讨论，认为这也不能成立，因为除了“易于学习”这个优势以外，在以下更重要的方面，拼音文字都处于劣势。

    1、地域上的对比。
    表意文字可以脱离具体发音而存在，以此可供口音相互不能交流的人们共同使用。因此，使用表意文字，就意味着求同存异，是国家统一和超大地域国家形成，甚至地球村化的前提。相反，表音文字意味着求异裂同、是国家分裂的。要知道，百里不同音，千年不同调，是自然界的铁律。欧洲各国不各自放弃拼音文字，就不可能使欧盟永续，因为分裂的语言，分分钟在告诉人们，这不是同一个国家。

    2、历史记录上的对比。
    表意文字适宜文化、历史的传承，这个不需要，这是事实，中国现代人看先秦文字，尽管时代久远，绝大部分仍然能看得懂。至于看不懂的，是由于历史上人为的文化灭绝行为和大自然对文献的消解，致使传承丢失造成的。由于文字是时间的函数，时间一长，文字的实际发声和涵义，都必然会偏离原初的发声和涵义。汉字基本不存在不认识的现象，只有变音现象发生。反观拼音文字，其拼写就要随之发生改变，以遵循“我手写我口”的以音成字的造字原则，这就会产生后人不识前人字的现象。这是不利于文化、历史的传承的。例如，古英语就已经不为普通人所认识。

    3、词汇增生上的对比。
    由于需要辨音，拼音文字倾向于一词一义，以及与含义对应的发音构成存在随机性，一旦新事物出现，必然要另外构造新词，也就是要设计出能够与原有发声相区别的声音编码。如果用组合老词的方式来构造新词，就必然使得原本冗长的发声更长。这就使得新词的发声不能与已有的发声产生关联，从而需要强记。许多含义相关联的词汇之间，往往很少有发声上的关联，甚至完全没有，这在拼音文字属于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飞机，与其相对应的英语单词有airplane; plane; aeroplane; kite等，它们都与机器（machine）无任何。另作声音编码使人们需要掌握的单词日趋增多。与此相反，表意文字可以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内部特性来用已有的词构建新词，这样，新词与新事物之间、新词与老词之间，相互的关联就显得更自然，例如，飞机，就是“可以飞的机器”，新事物“飞机”的名称与其特点“能飞”和“是机器”都起来了，与老词“飞翔”和“机器”也关联起来了。这样，表意文字只需要相对少量的基本词汇，就可以对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应付裕如。在近现代，中国造的新字寥若晨星，而拼音文字造的新词就如新星喷发，灿若银河。由于汉字允许字的多义（实际就是增加同音字），汉语往往只须给老字老词增添新意即可，或者用组合方式造新词，基本不需要另造新字。

    4、行业语言壁垒上的对比
    由于拼音文字奉行一词一音（可以多声）的原则，这会形成巨大的词汇量，从而事实上形成行业语言壁垒。所以中国人学英语，不但要学公共英语，还要学专业英语。中国的行业语言壁垒是所谓的行话，帮会里叫切口，这个是人为造成的。新中国建立后，公有制的推行，使得行话几乎被消灭殆尽，尚存的行话和切口，也几乎都变成了人所共知的了。现在的中国人，不需要专业语言培训，就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行业之间的转换。随着科技的发展，交叉学科兴起，行业语言壁垒最少的中国，必然会在新技术上大大领先施行拼音文字的国家。

    5、思维联想速度上的对比。
    表意文字是直接表达意思的，而表音文字是直接表音的，所以，表音文字在思考和阅读时，需要附加一个义和音之间的转换。这就增加了阅读的困难，直接降低阅读速度。因此，使用拼音文字，就不存在所谓的一目十行的现象。本人曾实践毛主席提出的“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观点，坚持了长达半年的拼音日记，然后回过头再看，结果令人惊讶地发现，竟然不能如汉字那样迅速地阅读日记了，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要想免除音义转换，只有采取字母形化的办法，即，把字母看作笔划，对一个单词，先关注用了哪些字母，然后才是其发音。对于英语，本人是直接记字母而忽视发音的，因为有不少单词的字母与其发音对应不规律，且本人口语也极差。

    6、语言构成上的对比
    表意文字几乎全部舍弃了表音文字的词性和词格的变化（称为变位变格），极大地简化了语法。就已知的语言种类来说，存在四种基本的类型，其余的都是以一类为主，间或它类。这四种语言类型就是，抱合语、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其中最原始的，就是抱合语，典型的就是印第安的语言，从它一句话里，是不能拆分出单词的，并且有甚至很丰富的变位变格。除了孤立语，其它三种都存在变位变格。屈折语有规范而系统的变位变格，典型的有法语。与抱合语相比较，屈折语能分解出单词了，显然高了一个档次。黏着语也有变位变格，典型的有日、韩语，与屈折语相比，它变的那部分，是可以与词的本体（或者说叫词根）分离的，这就再高了一个档次。孤立语中最典型的是汉语，已经没有了变位变格，或者说，在文言里已经完全消失，在口语里仍然还有遗存，就是将变位变格“字化”。从变位变格繁略的角度看，所谓“语言进化”的方向，应该是由繁到简，没有变位变格的语言，才是进化完成了的，是相对优秀的语言。

    7、语音要素上的对比
    这里涉及三个要素：辅音、元音、声调这三者各自的有无和数量。

    下面是几个国家的元音和辅音的数量情况：

    阿拉伯语有28个辅音，12种元音
    法语：辅音17个，元音15个，3个半元音/半辅音
    英语：辅音24个，元音20个
    德语：辅音23个，元音19个
    俄语：
    日语：
    越语：
    印地语：
    韩语：辅音19个，元音21个
    普通话：声母：21个，韵母24个

    可以看出，人类能够发出的声音，相对来讲，是很少的，各语种相互之间辅音、元音的数量的差别也并不很大。但是，汉语（包括各方言）有声调，这就使得汉语能够有足够的单音词来用于交流和不必在分辨单词上伤脑筋。由于单音词数量十分的充裕，为了辨音而形成的后辅音妨碍了说话的流畅，便逐步从单词上脱落。不含后辅音的《中原音韵》，成书于元朝，说明早在那时，就注定了普通话将作为“国语”通行于大江南北。

    8、文字构成上的对比

    根据元音表达方式的不同，拼音文字还可分出四种类型。这就是：

    第一种，是辅音音素文字，有：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完全”的辅音音素文字，是指文字完全没有元音标示。然而，大部分现代的辅音音素文字，如阿拉伯文、希伯莱文、亚拉姆文、阿维斯陀语，都“不完全”，它们可能有一些母音符号，或者有选择性的附加式元音标记，或二者皆有。完全辅音音素文字的例子如古腓尼基语。使用辅音音素文字的语言，词根多半有三个以上的辅音，元音则用于屈折变化或衍生形态，因此不标元音的写法不影响文字的辨音，也可以建立能够适应这些语言的语法结构。

    第二种，是元音附标文字，有：天城文、藏文、泰米尔文、孟加拉文、古木基文、泰语字母、缅语字母、阿姆哈拉文与梵文文化圈独立发展、麦罗埃文、悉昙文。元音附标文字，又称音节音位文字，是一类以辅音字母为主体、元音以附加符号形式标出的表音文字。该书写系统的主要特点是:辅音字母自带一个默认元音，一般是/a/，构成一个音节;其它元音字母一般附加在辅音字母的周围前后上下均有可能，替代默认元音，以改变音节的读音。南亚和东南亚的梵文文化圈普遍使用元音附标文字作为其书写形式。

    从不标元音到标示元音，从表音角度看，显然是进化了，因为看起来更清晰了。

    第三种，是音节文字，有：日语、衣索比亚的阿姆哈拉文字、中国彝族的凉山规范彝文与湖南省的“女书”，它以音节为单位来标示字母。这其实就是元音和辅音整体作标注，例如日语的“カka”，就是辅音k和元音a整体标注为“カ”。其缺点是字母太多。

    第四种，是全音素文字，有：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韩国谚文。全音素文字是音位文字的一种，它是以音素为单位的文字。和不标出元音的辅音音素文字不同，它的字母表中除了辅音字母，还有元音字母，用来表示语言中的元音。汉语拼音就是借用罗马字母设计的全音素文字，而民国时期发布的注音字母，则是借用古文古音设计的全音素文字，但其将大部分复合元音，以及元音+部分后辅音，也都另作了单独字母的设计，也就是兼有了音节文字的特点。

    就表音清楚而论，显然全音素文字是最佳的，事实上它也是近晚才出现的文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时使用了六种方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造字的基础部件是象形字，在《说文解字》中有364个，其次是指事字，有129个，由它们两者组会意字，有1167个。所以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是不对的，称其为表意文字，才能真正反映其构成的主要方式。也许中国远古和上古时代的词是有多音节的，随着单个字的产生和使用，后续音节逐渐被省略，现在仍可观察到这种多音节词的短化现象，由此造成同音字增多。但是先人应该是意识到，同一个声调在不同场合，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实际上文盲也不会因为同声词造成其听觉混乱。然而，形成的同声词
对应文字时就存在辨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形声字的出世。形声字就是事物偏旁+读音。《说文解字》收录汉字9353个，其中的形声字就占了82%；南宋郑樵对 23000多个汉字进行了统计分析，形声字占90%；现代7000个通用汉字中，形声字也占80%以上，据有关资料统计，构成现代形声字的形旁约有250个，声旁约有1300个。这些形旁、声旁互相配合，就构成了汉字的形声字系统。至于假借和转注，其实是都用字法，应该算到语法的范畴去。

    尽管汉字构字用了大量的声旁，但其并不能算成表音文字，因为这里的声旁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形声，而是别字，这也就造成了其它文字皆无而汉字特有的读白字现象。作为表音文字，1300个声旁也是太显多了一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形旁构成了文字的分类，使得同声字成为可能，直接的意义就是充分避免了多音节单词的疯长。

    上面所说的八个不同方面，更加说明了表意和表音这两种文字根本就是两个相互完全无关联的东西。相应地，拼音文字语法和表意文字语法，也就是连本质上都不同的东西。简单地说，拼音文字的语法是为了“辨音”而人为设计出来的。表意文字的语法，是几千年实践中产生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其核心是“达意”和“省字”，与辨音毫无关系，似乎也无须专门为其著书立说。这，就是汉语一直没有语法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西方刻意引导的“文字落后”。

    拼音文字为了辨音，就要固定词性。以降低辨音的难度，缩小辨音的范围。辨音问题的产生，与大量多音节词的不能消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人类能够发出的声母和韵母都是很有限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最多也就是二、三百个，并且绝大多数拼音文字是没有四声的，有的语言连可供使用的声母韵母都很少，这样就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多音节词，并且词的音节数量也并没有存在一定的规律。为了能从连串发音中辨识出单个的词，拼音文字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1、在单音后添加辅音，构造类似汉语的入声字。由于后辅音占位但不发声，客观上造成了词之间的声音短暂停顿，从而起到了分辨单词的作用。如英文的book之类。它的另一个作用是大大增加了单音节词数量，但由于其发声的阻断作用，拖了语速的后腿。

    2、使用双辅音。如“brother”中的“pr”之类的前双辅音和“best”中的“st”之类的后双辅音。但能够组成的双辅音的数量很有限。

    3、增添前后缀音节，这直接导致了变位变格的产生，其本质是给单词粘上表征其性质和作用的声音标签。

    4、指定词在句子构成中的可能位置，可以有效缩小“辨音”的对象范围，而这，就需要固定词性。

    5、基本不允许句子成分缺省，以避免辨句困难。

    6、为了使辨音明晰化，通常只允许一个词对应一个含义和一种音节构成。

    上面的前两种办法（1-2），是在语言形成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在无声调的语言中，这几乎是普遍现象。接下来的三种办法（4-6），是在语法体系构建过程中逐步认识和完善的，严格来讲，并不是不可突破的铁律，它们是直接为辨音服务的，音能辨，意才能别。最后一种办法，是新词产生的原因，在语言发展的全过程中，都在起作用。

    再来看汉语和汉字。

    汉语有四声，这就大大扩展了能够发出的单声词数量，使得汉语基本上是单声词，极少数的多声词，也可以作单声化处理，使之变成“类拼合词”。因此，在汉语中，分辨各个词根本就不构成问题。单声词直接与字对应，字间也无须间隔了。对应于拼音文字，前述辨音所需的措施，则都被坦然弃之。比如：

    1、在长期的单音节词的浸润中，由于后辅音不能流畅话语，反而使说话结结巴巴，起辨音作用的后辅音就会逐步消失，中原韵中入声的消失（入派四声），就是后辅音消失的明证。入声的这种阻断式的发声方式，恰好可以模拟哽咽的发声效果，所以被设计用于宋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词牌点明要用入声作韵脚的原因。普通话不能表达这种发声效果，是比较遗憾的。但是，普通话在吟诵宋词时，可以结合现在的本音（不是古音），以入声的方式发声，以作为普通话发声的一种特殊补充形式。当然，具体的做法，不是本人说了就能算的。

    2、汉语早就不存在双辅音了。

    3、单词的变位变格，可能在汉字初定型之前就已经被“字化”了。白话文的“桌子”，对应文言文的“桌”，其中的“子”就是口语中为了辨音而添加的词性声音标签。还有“木头”的“头”字等字，以及儿化音，都是词性的声音标签。至于“已”、“正”、“了”这些字，就是时态声音标签的字化。变位变格字化的好处在于，或可随时丢弃标签，或可避免重复使用同样的声音标签。

    4、实际上，汉字的顺序是被用来强调其意义的重要手段。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其中的“大哉问”，就是倒装句，倒装的作用是强调“大”，而不是强调“问”。另如，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是为了强调语法中某个成分的。通常意义的主谓宾结构实际是自然语序，并不需要专门的语法来详细规定。

    5、文言文有各种省略文字的法则，例如成语。诗词中最常见的，就是互文，如“秦时明月汉时关”。

    6、与拼音文字的一词一音一义要求相反，汉语大量使用同声字以及多音字，这使得单声字的数量可以成几十倍的扩展。至于成文时的同声字辨识，古人用偏旁来细化字的分类加以解决。这比用声音标签分类要高明的多。这是因为，中国的先人早就意识到，在特定场合里，交流所需要涉及到的不同发声总数总是有限的，因此，一个发声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含义是完全可能的。这也就是说，某个发声的场合已经提示了听者，它对应的应该是哪个含义，从而在说话的时候，并不需要它与其它任何场合的发声都不相同。但如果文字是表音的，就会引起词义的临时混淆，从而额外增加了理解时所花费的思考和解释时间。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拼音文字语法需要解决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表意文字语法所要建立的根基又是什么，以便全面彻底地重新思考汉语语法的构建基础。这里在重复一遍，拼音文字的语法是为了“辨音”而建立的，而表意文字的语法，只需要解决如何更好地“达意”和如何才能“省字”，与辨音毫无关系。实际上，从中国数千年的文字演进历史来看，表意文字的语法真的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其实是文法。这就是说，先人关心的不是话怎么说，而是字如何用。

    以比较公认的看法而言，所谓最优秀的文字是拼音文字，对应的主要是屈折语，而屈折语主要依靠单词的内部屈折变化来判断语法意义。而孤立语对应的主体是汉字，主要依靠词序，虚词和文本逻辑关系来判断语法意义。显然，这两者的语法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么能够按照拼音文字的规则来套汉语语法规则呢？

    下面就回到马建忠建立的文言文语法上来，看看他是如何构建的，并与现代汉语语法作适当的比较。

    马建忠的语法体系发表于《马氏文通》一书。他是仿照拼音文字语法的方法构建的，但其构建的材料，却全部来源于经典和范文，也就是经过了千百代整理过了的文言文，即他说的“取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史（记）、汉（书）、韩（愈）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国）语、（国）策”。他实际作了三件事：其一，重新定义了相关的概念，即所谓正名；其二，划定了字类，也就是现代说的划定词性，并一一解说，这个用了极大的篇幅；其三，综述了语法。对于构建汉文语法（不是汉语语法，当时也无白话文），其宗旨是“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并希望能“不特可羣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将举夫宇下之凡以口舌、点画以达其心中之意者，将大羣焉。”这里说的“口舌”即指拼音文字，“点画”即指表意文字。也就是说，马氏希望他的这个语法体系还要能兼容拼音文字的语法。在其后序结尾处，他说：“夫如是，胥吾京陔亿兆之人民而羣其材力，羣其心思，以求夫实用，而后能自羣，不为他羣所羣，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看看现在的现代汉语语法，不是正在被他人所群么？

    马建忠主要解决了汉语文言文语法的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词性的划分，一个是句子的构成。这两个核心问题同样是白话文语法的核心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汉语语法就能统一起来，现代人学习文言文也就不需要像古人一样，要穷经皓首才能求得作文法。

    要解决词性的划分，首先要确定什么是词。马建忠说，“名（字）无定式，凡一切单字、偶字，以至于集字成顿、成读，用为起词（对应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语）、止词（宾语）、司词（相当于介宾）者，皆可以名名之。”这是就名字而言的，但这个看法，可以推广到其他字类。这就意味着，除了单个的字是字以外，只要是表达一个物或一件事的文字序列，都可以看作一个字，其前提就是，这个字序列里的字，对于构成这个序列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并称其为“用作字”。这样，就免除了现在关于“什么是词”的无谓争论。例如，“葡萄”是用为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用为字”，甚至本段落开头的“要解决词性的划分”这样的句读，也可以看作“用为字”。马建忠定义的字，对应了现代汉语语法里的单字词，多字词，词组，以及短语。马建忠关于“字”的定义，直接指出了，字的本身能起什么作用，才是“字”的本质性的东西，把西洋文字语法为了辨音而采取的形式主义定义彻底摈弃了。这也就是说，马建忠自一开始，就将自己准备建立的语法的基础，与西洋文字的语法基础，从原则上严格地区别开来了。简单直白的说，马建忠的这个原则就是，语法为意之用。在这个定义上，我们现在可以不加区分地使用“字”和“词”这两个字眼儿。

    接下来，马建忠继承了前人的小学成果，将字分为两大类，实字和虚字。无可否认，目前的现代汉语语法，是继承了马建忠的这个研究成果的。尽管两者的细微定义用语有别，但其实差别并不大，我们可以暂且不去管这个差别。

    对于实字，马建忠说：“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非“物”则“事”，无“物”则无“事”，“事”是“物”的运动过程，虚幻如鬼神传说，抽象如主义思想，都是“理”，其也是客观事物的影子。所以，既然文字是用来表征世界的，则文字最大的一类，当然就是实字。

    用以称呼物、事、理的字，就是呼名之字，简称名字。名字对应于现代汉语语法的名词。

    表征物、事、理运动态势的，无非动、静两类，马建忠命其名曰动字和静字，其分别对应现代汉语语法的动词和形容词，并合称为“语词”。两相比较，静字比形容词更接近本原意义，即它强调了与动词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就为“把形容词当作谓语使用”了理论依据。教材认定的现代汉语语法，已经把这两类词归为“谓词”。这也就是说，它们的作用是用来叙述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就可以理解，在诗词对仗中，为什么形容词可以与动词成对仗，就因为它们都是谓词。

    第四类实字是状字，对应于现代汉语的副词。其表意作用是用来描述物、事、理运动态势之状的。

    最后，马建忠从名词中特别剔出了一类，名其为代字，对应现代汉语的代词。

    以上是名、代、动、静、状五类实字。现代汉语语法，从名词里进一步剔出了具有中国文字特色的数词和量词，同时把指代的对象扩大到动词和形容词。

    特别要指出的是，代字（代词）本身并不是文字或语言不可或缺的，其存在的价值，是节省文字或节省口舌。描述客观世界及主观世界用名、态、状这三大类就足矣。名字用以称呼事物理，动字和静字组成的语词描述事物理的态势，状字则进一步描述事物理的态势的状态。

    那么，现代汉语语法与马氏语法，在实词词类划分上，似乎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在于，按照所谓“先进”语言语法对词性的要求，是不允许词类发生混乱的。那么，汉语里发生词类混乱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个划分好的名词，几乎可以当作实词里所有的其它词类使用，甚至有时还可以虚化作虚词用。

    简单举个例子，“绿”字。

    作名词：  是一种颜色的名称。
    作形容词：在“绿树红花”里，它形容名词“树”，属于形容词。
    作动词：  在“春风又绿江南岸”里，它是动词。
    作副词：  在“绿化祖国”里，“绿”是动词“化”的副词。
    作代词：  在“应是绿肥红瘦”里，它代指树叶。
    作量词：  在“一绿山川”里，它是量词

    多音节语言，为了在语音流里，加快对单词的辨别，往往还给单词配上表示词性的声音标记，这样单词就不能不是单一的。不仅如此，为了使音、义对应能够不随声音编码的随意性而改变，需要专门的工具——词典，将这种对应加以固定下来，这更需要词性不变。这些都决定了单词需要事先就规定其词性。相反，由上可知，汉语词性是在使用它时确立的，也就是说，事先说某个词属于动词还是形容词，或者其它的什么词，都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这样，就造成了汉语语法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现代汉语语法从前述实词里，挑出那些可经常两用的词，构造了区别词。但严格来讲，所有的实字（词）本质上都是区别词，例如上面举的“绿”字的例子。所以，区别词的设计就是十分可笑的。另一方面，在语法具体实践上，那些没有划入区别词词类的词，在跨类别使用时，就只好采用所谓“活用”的说辞，来掩饰语法定义的尴尬。但是，一旦人们认清了语法究竟是做什么的时候，就会挣脱居心叵测之人精心打造的枷锁，并把它砸个粉碎。

    对于虚字，马建忠说：“无（事理可）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并划为，介、连、助、叹四类。现代汉语语法语词类似，只是将叹字细分成了语气词、叹词、拟声词三类。由于与诗词的关系不是很大，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了。

    关于实字虚字的关系，马建忠有一个说法，值得重视。马建忠说，虚、实字之间，是助与被助的关系，虚字是“助实字的情态者”，并引刘淇“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一语，来加以形象说明。在马建忠看来，实字是构筑句读的材料，而虚字则不能构筑句读。这个看法，对于诗词的写作，具有本质上的指导意义。笔者曾推测，宋词最适宜的文字构建，是以实字构成齐式诗，再辅助以虚字，以张扬情绪而成。看来，这个推测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马建忠在构建文言文的语法方面，得出了以下主要的结论：

    1、文言文是有句、有读的，文字过长时，还有顿。这里的“读”，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语法里的短语。

    2、句、读均由两部分组成，一为起词，用以指称产生了或动或静的某种态势之事物，一为语词，言述这个事物具体是什么态势。除此之外，辅以状字，以具象动静之状况。句读的区别在于，句，欲叙之意已表达完毕，读，未毕。这里的起词，相当于现代汉语语法里的主语；语词，相当于谓语。在现代汉语语法里，谓语过去单指动词，现在已经将形容词也算到了谓语里面。

    3、起词可以是名、代、顿、逗或用为名。这相当于囊括了全部可能的主语形式。

    4、语词有四类：
       a静字作为表词充当语词，以【起+表】构句。这相当于构成现代汉语语法里的【名词+形容词】的主谓句型。
       b内动字（不及物动词）充当语词，以【起+内动】构句，相当于【名词+不及物动词】的主谓句型。
       c外动字（及物动词）充当语词，以【起+外动+止词】构句，相当于【名词+及物动词+名词】的主谓宾句型。
       d受动字（及物动词的被动式）充当语词，以【起+不+止词+受动】构句，实际是c的被动式

    5、句子成分顺序可以调换，有几种情况
       a若对语词加以咏叹，可将语词放在起词前
       b发问之“何”字，通常放在句后，但可前置于句首以强调语气
       c为了强调宾语（止词），可前置句首。若是肯定式，则在原宾语处加代表这个宾语的代词，例如“之”字。即，句型为【止词，起词+外动+代词（=止词）】。若是否定式（含有弗词，即“不”字之类的字），则可按句型【止词，起词+弗词+代词+外动】构句，也可按句型【止词，起词+弗词+外动】构句。
       d【外动+止词】的否定式，为了强调否定，通常用【弗词+止词+外动】句型，在这种安排下，外动（不及物动词）兼有了煞句提示功能。也可以有【止词+弗词+外动】句型。
       e【外动+止词】可调换为【止词+外动】
       f询问代字为止词时，则先其动字；为司词，则先其介字
       g【止词+动字】句型，是倒文。动字如有弗辞或有疑辞者，率参「之」字；辞气确切者，或参「是」字。其句型是【起词+止词+“之不”或“是”+外动】
       h介字+司词 = 转词，相当于介词短语，其在句中位置，可自行决定。转词多用作：方位状语，也可省略介字；时间状语，包括时刻、时段，既往及今往后、事成之时，概无介字；及涉及价值、度量、里数、距度之文，皆无介字为介；涉及事之所以、所为者，则介介字；

    6、句读中有顿，是文字因过长而需要稍停处，以便诵读，与句读之义没有关系。顿的出现，有这样几种情况：
       a起词、止词、表词、转词、司词、有排比者皆则为顿，其相当于现代语法里的并列主语、并列宾语、并列形谓以及并列介词短语现象
       b为了强调起词，而特意顿，通常以“者”字标识
       c以肖面貌、体态、服制、情性、材质等事，类若状语，而诵时应少住者，可顿
       d状语可顿

    7、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气未全者，曰「读」。

    8、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

    9、排句之用。即相类似的句子成组使用，有四种：
      a意类相近
      b意别浅深
      c意在两商
      d意在反正

    10、句子成分可省。共有以下几种情况：
       a议事论道的句读，与人对话一样，起词可省
       b命令式、劝诫式句子（相当于英语的祈使句），起词可省
       c无论是短语，还是句子，如果已被前句提及，则各后序句相同位置上的句子成分，除第一个外，余皆可省。这里综合了马氏所分述的五种情况，计有卷十彖一系三，系四，系七，彖二系三，系四。
       d凡是不能明确动词的发动者时，发动者可不提及。本条不是“可省”，而是“事无可举”。
       e可以用所指称之事物的某个特征或特性来称呼此事物，其目的，一为省字，一为强调事物之关注点。
       f起表（主语+形容词谓语）之间常可省缺表决断之动词（“是”等）
       g互文，有两个并列主词和并列从词，则可主从各择其一构成主从词句，余成另一主从词句。

    其实，本条所列举的“可省”，根据诗词的特殊情况，可进一步归纳为五省，即：人所共知的可省；能互推断者可省其一（此含互文）；无意或无法表达的可省；并列式句子重复的成分可省；以事物关注点指代事物本身可省字数并获强调效果。

    从《马氏文通》可知，马建忠秉持中华“实事求是”的一贯精神，对文言文的语法只作了归纳和整理，并没有作相应的。这也就是说，马建忠只告诉你，文言文语法是什么样的，但并没有告诉你，文言文语法必须是这样。从“文字是用于表达客、主观世界的”的观点看，表意文字的语法显然是为“表意”服务的，而拼音文字虽然也为表意服务，但其文字并没有对音、义作任何约定，还必须用其它的手段将音、义起来。这个手段就是字典。而字典能够作为一般的、普遍的指导工具而使用的前提，必然是廉价的文字载体的出现。纸张的出现，在欧洲是很晚的事了。这也直接暗示了，西方所宣传的“古老文明”其实是十分年轻的，充其量也就600余年。

     马建忠开创了汉字语法的先河，其正确性，并在其正确性下的完善工作，都需要后来者的艰辛努力来完成。本文是作者在学习诗词写作中，作为阶段性的总结而写的，所以最后简单说一下马氏语法在诗词写作中如何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

    1、摈弃词类固定的说辞。这对于对仗的构成，相当于松绑。
    2、恰当地运用省略手段，可以极大地突破字数的约束，相当于扩容。
    3、灵活地驾驭语序，这可以方便照顾平仄。这相当于活身
    4、更自觉地用好叠及排比，这可以极大地丰富表达情意的手段，这相当于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