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梭
（1712-1778）
卢梭虽然是十八世纪的所谓哲人，却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虽然他在哲学上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在文学、政治、趣味和风尚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而且不论我们对他有怎样不同的评价，却都不得不承认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发起者，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推断人的意识这一思想体系的创始者，还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现代独裁政治的策划人。从以卢梭为代表的那个时代到现在，以改革者自命的人历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的人和不追随他而追随洛克的人。起初的时候，这两个派别的人时不时还会携起手来，让人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任何不相容之处；但不久之后，他们之间的不相容却被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希特勒是卢梭之树结出的果子，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又都是洛克的子孙。
卢梭的《忏悔录》把自己的生平记述得十分详细，但有许多地方并不与事实相符。也许是为了耸人听闻，他往往夸大自己的劣迹，几乎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混蛋。虽然他也说自己的心肠很软，但这又并不妨碍他去伤害自己最好的朋友。他或许是想用自己的自传来求得人们的原谅，但这对于那些直接的受害者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时过境迁，人们记住了卢梭，而那些人却有许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祖上是从法国流亡到瑞士的新教教徒。他出生后十天母亲便因为产后身体失调而去世。父亲身兼钟表匠和舞蹈教师两种职业，后因与议会里的一名军人议员发生争执被通缉而不得不从日内瓦逃走。因此，他是在他姑母的抚养下长大的。他从十二岁开始便辍了学，到一些地方去当学徒。十六岁的时候他来到萨瓦，因为生活没有着落，便跑到一个天主教神父那里去要求改宗以得到一份教堂里的工作。改宗仪式是在都灵的一个天主教要理讲授所里完成的，整个过程相当繁琐，整整用了九天的时间。若干年以后，在又改信了新教之后，他声称自己当时这样做只是为了每个月二十法郎的报酬，也因此每天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窃贼，干着与自己的信仰完全相反对的事。
几年后，他被赶出了这个讲授所，当上了维齐丽夫人的男仆，可这位贵妇在三个月之后便去世了。这其后，他便来到了华伦夫人的身边。他在华伦夫人那里生活了近十年的时间，甚至在华伦夫人做了他的姘妇之后他依然称华伦夫人为妈妈。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和杂役一起共享着华伦夫人的情爱。
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就是个流浪汉。1743年，他终于凭借一名贵妇的帮助，当上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但这位大使让他做了许多事却没有付给他酬劳，于是卢梭在与他争吵了一番之后便跑到巴黎去向法国政府讨要薪金；结果是费了许多周折才得到了一些补偿，这也使他开始厌恶起法国的政治制度来。
1745年，卢梭开始与戴蕾丝同居，戴蕾丝在这之前是他在巴黎所住的那个旅馆的女佣。他此后虽然也还和许多女人发生过关系，但却一直都和戴蕾丝像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他和戴蕾丝生了五个孩子，但全都是一出生就被他送进了育婴堂。戴蕾丝长得很丑，而且还非常愚蠢，甚至记不清楚十二个月份的名称，而且到了晚年还开始酗酒，时不时还去和那些年轻的马夫鬼混。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和这样一个女人厮守在一起。或许他从心底里就喜欢那些贫贱但却率直的人，也或许他在依赖着别人的同时也需要有人依赖着他来维持自己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吧。他的民主情节也许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吧。
卢梭在写作上的成功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狄戎学院有奖征文，题目是艺术与科学的发展是否会给人类带来福泽，卢梭写了文章并获了奖。他主张艺术和科学都是道德的敌人，其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福泽而是无情无尽的苦难。他认为早期的波斯、罗马、瑞士人之所以能保持住淳朴的民风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多地改变自己的自然属性，而后来的埃及、希腊、东罗马、中国等国家正是因为发展了科学和艺术而使他们失去了淳朴的民风；尤其是科学，不仅产生于罪恶而且还进一步制造着罪恶，就如同伊甸园里的那个被亚当和夏娃吞下去的苹果，这果子不仅让人产生了永远也不能满足的欲望，并且还无休止地为他们的为非作歹着动力。
卢梭靠着这篇文章出了名，赚了钱，也便按照这篇文章的主张生活起来了。他俭朴到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手表，因为他想知道时间的时候看看天上的太阳就足够了。如果是阴天，那他就连床也不起，一直睡着。当然，除了他老婆，谁也不会来干涉他；而他的老婆，只要他能拿回钱来，又是巴不得他如此这般的呢。但现在看来，这都不过是在作秀而已。
他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对第一批文章的进一步发挥，但这已经和得奖不得奖没有关系了。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人一生下来都是善良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把人变成了恶棍。这是与基督教的原罪说正相反对的。卢梭和那个时代其他的政治理论家一样，也谈论人的自然状态，但却又把人的自然状态说成是一种不复存在、也或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大概将来也不会存在的状态，即人一成为人，就不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了。也因此，他不认为人能制定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法来，因为我们对所谓自然人所处的状态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还一无所知。他也并不反对人与人之间由于自身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相互之间的不平等，只是反对由于传统的特权所造成的不平等。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源于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市民社会的形成又源于私有制，当一个人圈出一块土地并指着那块土地说这是我的而且大家也对此没有了异议的时候，这市民社会也就被创造出来，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就被确定下来了。他说，革命就是破坏，冶金术对于五谷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在欧洲，有多少的铁，就有多大的不幸；要消除这不幸，便只有让这些铁重新为变为矿石。
1755年，卢梭把这篇文章送给伏尔泰，伏尔泰回复说这是一个的学说，就仿佛是要我们这些早已习惯于用两条腿走路的人再去用四肢来爬行一样；很可惜，至少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不过他们的失和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手是因为里斯本的地震。伏尔泰写了一首对神意统辖世界表示怀疑的诗，卢梭却评论说伏尔泰表面上信神，实际上却是除了魔鬼之外什么也不信，而他口中所说的神还大多是他从恶作剧中找来的害人的东西。这当然是卢梭的错，他是要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因为当时的伏尔泰所处的地位不知道要比他高出多少倍。
卢梭成了名，他的故乡日内瓦也就想起他来了。他被邀请回到那里去，他同意了，并因此而不得不改回原先的信仰。他把他的这篇文章送给了日内瓦的长老们，可这些长老们并不希望自己被看做是与普通市民平等的人。而且不久伏尔泰也来到了日内瓦。伏尔泰是个剧作家、又是个戏迷，可日内瓦市民都是所谓清教徒，市内也禁止上演一切戏剧。伏尔泰一心想让市政府撤销这条禁令，便与那些清教徒形成了对立，而卢梭却站在了清教徒一方来反对伏尔泰，这便进一步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敌意。伏尔泰把卢梭说成是一个专爱拨弄是非的疯子，卢梭却说伏尔泰被其华丽外衣所包裹着的是既丑陋而又低贱的灵魂。但在这之后卢梭又给伏尔泰写信说，他之所以恨伏尔泰是因为伏尔泰希望他恨，而即便他真的恨，他所恨的也是除了伏尔泰作品以外的东西，而对于伏尔泰的作品，即那件华丽的外衣，那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景仰的东西。他还说，除了伏尔泰的才能之外，伏尔泰也的确没有值得他去爱戴的地方。这样的话在伏尔泰听来，也许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卢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出版于1672年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
《爱弥儿》谈论的是如何以自然的原则对儿童进行教育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如此也就罢了，书中却要借一位牧师之口将这一教育原则提升为一种可以代替信仰的宗教，这就把整个宗教界都惹恼了。《社会契约论》更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王权神授的说法，而且还要提倡民主政治，结果是又把政府给得罪了。于是不仅书被政府下令销毁了，而且政府还下令逮捕他。于是他只好从法国逃走。他先想的是去日内瓦，但还没等到他去到日内瓦，日内瓦政府就不仅已经下令销毁其著作而且也已经下达了对他的逮捕令。然后他又去到瑞士首都伯尔尼申请政治避难，但伯尔尼政府也拒绝了他。最后是瑞士的弗里德里希王收留了他，允许他到自己的领地——纳沙泰尔的莫蒂埃乡居住。但当他居住到第三年的时候又不知为了什么，那里的乡民竟然在牧师的率领下要以下毒害人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于是他只好逃到伦敦去，因为那里有答应可以为他一切服务的休谟在。
在英国，他算得上是如鱼得水，在休谟的帮助下，英王乔治三世还给了他一份年金。休谟对他是极为友好的，但很快他却患上了迫害妄想狂，把休谟对他的友好说成是另有所图，甚至是想最终杀掉他。有时候他也会突然醒悟，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于荒谬。他会抱着休谟大声叫喊起来：“不，不，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但一扭头，他的这种醒悟就又被他的妄想吞噬了。于是他只能又逃回到巴黎去，好在法国政府也已经不再来找他的麻烦了。他的晚年是在极度的贫困中度过的，他的死亡曾被很多人认为是自杀。
休谟在谈到卢梭时曾说：“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这敏感给他带来的只是痛苦。他的生命是赤裸的，不仅没有衣服，甚至是连皮肤也没有的。这样的赤裸着的生命，还要去与暴风雨搏斗，也实在是太令人崇敬了！”这算得上是对卢梭一生最形象、最准确的评价。
卢梭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与哲学有关的是他的神学和政治学。
自柏拉图以来，只要是持有神论的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会为神的存在寻找出一堆理论的依据来，但这些依据也都同样被后来人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也因此他们的这些依据往往会被那些新教徒所寻找到的依据所代替。现在的新教徒们往往把自己的信仰基础放在人性上，比如敬畏、神秘、是非、渴望等初始情感上，而不是在对此问题去做理性的分析了。这种为宗教信仰即神的存在进行辩护的方法是卢梭发明的，现在已经变成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不费一点心思将他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比较一下的话就发现不了这一点，或者会完全忽略掉这一点，这对于卢梭实在是很不公道的。
卢梭曾给一个贵族妇人写信说：“啊，夫人！有时候我独处书斋，双手捂住眼睛，或者在夜里把灯熄灭掉，我或许会认为神真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我把手从眼睛上拿开，或者是当黎明来临，透过窗子，我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来，驱散了笼罩在大地上的迷雾，显露出这个世界上最灿烂的美景，我的心也随之明朗起来，神是存在的，我要赞美神，崇拜神，我心甘情愿为了神而将自己的身体匍匐在地上。……我对神的信仰和对真理的信仰是一致的，这信仰的有无不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是由我与生俱来的某种情感来决定的。我可以改变我的思想，却改变不了我的情感，因为它是与我的血液融合在了一起的。”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在座的有个名叫圣朗贝尔的人对神的存在表示怀疑，卢梭竟然立刻站起来要走。他怒吼道：“我是信神的，因此不能和不信神的人坐在一起！”
《爱弥儿》中那个牧师所说的话算得上是对卢梭宗教思想最集中的阐述。这位牧师的自白是由他对自己受本能的驱使要去诱奸一个未婚女子的自责引出的。他先是让自己的本能对自己说话，所说的话中充斥着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笛卡尔等人就神的存在所提出的证据，只是把那些论证中的逻辑性都剥除掉了，这也说明卢梭并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哲学家放在心上。在确认了神的存在之后，这位牧师便开始讨论起为人之道来。他说：“我的为人之道并不是从前人所提出的哲学原理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从我的内心深处自己生长出来的，是从我的本能中自己生发出来的，是我的良知，他总是会把我的行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感谢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本能，使我们可以摆脱掉那些僵死的教条，不再去那些所谓的研究中浪费自己的生命，使我们知道了没有学问也可以做一个好人。”
这位牧师把他的教义称为自然宗教，因为这种宗教是用不着谁来启示的，只要你能把那些非自然的、理性的东西排除掉，就一定能听到神的声音，那声音是回荡在你内心深处的，你只要认真地去倾听就是了。这种倾听是任何的别人都无法替代的，一经转述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尤其是那是属于他而不是属于你的，甚至可以与你所听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在谈到地狱时他还说：“我对于恶人的事不是很关心，但我坚信上帝对恶人的惩罚——地狱的苦难也并不是没有穷尽的。最终，能够得到救赎的也并不仅限于教会中的那些人。”否定了启示又否定了地狱的惩罚之永恒性，这怎么会不让法国和日内瓦政府都同样把他视之为魔鬼呢！
更何况，对于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会一样的。一个善良的人会从神那里感受到善良，而一个邪恶的人也会从神那里感受到邪恶，太阳有升起来的时候也有落下去的时候，更不要说还会有雷鸣、闪电、狂风暴雨和地震海啸了。也因此，还需要有一种理性的思想来将人的情感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框架之内，也因此便又有了他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发表了他的政治学说。这部书与他其他的著作完全不同，因为在这里他不再拿感情说事，而是要用自己的理性来说理了。他在这部书中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法、英这样的大帝国，而只喜欢日内瓦那样的自由城邦，他在书的内封上表明自己为日内瓦公民，并在引言中说：“我生为这城邦的公民，研究与这个城邦相关的事物便成了我的本分。”。他在书中屡次以颂扬的口吻提及普鲁塔克在《莱库格斯传》中所描写的那个斯巴达，以此来说明他的民主思想。但最终的结论却是：民主制只适合于小国、贵族制只适合半大不小的国家、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于大国或超级大国。也因此，他的所谓民主政治不过是希腊式的民主政治，即让每一个公民都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根本行不通的。现在看来，即便他的这种民主思想不是虚晃一枪，其结果也还是为君主制的建立了依据，因为历史是不可以来开倒车的。卢梭的民主制思想和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倒是如出一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将老子的思想移植到自己的思想中去的；更不知道他和老子比较起来是要更真诚一些还是更虚伪一些。
这部书后来成了那些法国大革命领袖们的圣经，但当然也和基督教的《圣经》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即便是那些信徒也不会去认真地诵读它，更谈不上去研究和理解它了。他的许多观点曾被黑格尔拿去为普鲁士的独裁政治进行辩护。其后俄国和德国的独裁政治也同样是这些观点所产生的结果。既然历史不能倒退也就只能前进，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