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刀：兽医怎能给人看病
看到署名刘宇辉关于对仗的议论，其立意在下是十分赞同的，然而其论据却显得有些强词夺理。
其中说到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称“江流”和“山色”应整体看待，不能按字割裂，“天地”和“有无”都是副词，这些论点，前者涉嫌强词，后者分明夺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古典诗词属于文言类作品，而语法是为现代汉语设计的，用现代汉语语法去解释文言，这不就像给人看病，却请了个兽医么？
那么该如何判断王维的这对句子呢？
对于文言文来说，所有的字都是不能事先判决其词性的。第一个建立汉语语法的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说，“字无定义”，所以“字无定类”。他说的“字”，指的是现代意义的“词”，而“类”，指的就是“词性”。又说，“字无定类，是惟作文者有以驱遣之耳”，这是说，作者拿某个词当什么词用，它就是什么词，而不论人们通常认可的该是什么词。举个例子。有个杂志，叫《人之初》。这是《三字经》的头三个字，其中“人”字是名词，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但把它用为这份杂志之名，“人”就是作动词才解释得通。在王维的例子里，“色”字是作动词用的。同时，由“中”字可推知，“有无”是作为名词使用的。因此，王维的句对是工对。
除此之外，为了尽量减少给对仗所加的限制，通常的办法都是尽量逐字去对，而不管其所属局部的整体是否能对。例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因为“白鹭洲”是一个局部整体，它就无法与“青天外”这样的组合相对对，但如果逐字去对，“青”对“白”，“天”对“鹭”，都是工对。若把“洲”字看成与“外”字一样的指示方位的词，就可以对上了。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驯义”方式，即某个字的含义不按本义词性解，而按照对字的词性解。当然，“驯义”这个词是本人按照“训读”这个词仿造出的。
同样地，杜甫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中的“亲朋”、“老病”，都是逐字对的，它们都是作为所在句的主语而存在，则当然“老病”两字在这里都是名词。必须指出，“亲朋”和“老病”作为主语时，它们各自在两字间都省略了连词“和”，以及其在句子中的相关所属的说明成分，它们本是作为顿逗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它们之所以可以这样使用，是得益于文言语法的省略法则——凡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句子成分，都可以予以省略。另外，替代法则也是文言语法常用的手段之一，这就类似于刘宇辉所说的，“化形容词为名词”，即用事物的某个属性来代指事物本身。
此外，文中谈到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疑无路”对“又一村”并没有去追求工对。这其实还是对得很工的。“路”字对“村”字没的说，它们是相关联的事物。“无”字对“一”字，都是数字，尽管那个时代没有“零”这个说法，但从“无中生有”的说法来看，“无”字仍然可以看成数字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又”明显可以理解为动词，至少可以看作“又有”的省略了动词的结果，从而“继承”了被省略了的字的词性。
总之，现代汉语语法不承认“字无定类”的经验表达，非要给每个词划定一个固定的类，完全是受了“表音文字是最先进的文字”这种西洋迷信的故步自封而造成的后果，甚至要邯郸学步似地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兼类词”，令人啼笑皆非，甚至至今还不作反思。诗词曲联界里对词性争论不休的现状，就是被西洋语法长期荼毒而遗留的恶果。
【附】
刘宇辉：诗评误区之三：排斥若干对仗方法，视工对为对仗检测的排它标准
不少诗评人对律诗苛而至极，如同验货员用一个专用尺寸的模具验收进出口的机械零部件，先用几大常规形式先把特定格式、拗救诗句排除出去，再以颌联、颈联的对仗不够工整淘汰不少诗词。如此思维和创作被弄僵后，在被限得死死的格律框内还能创作多少由心而发的好诗词呢？
对仗工整不外乎平仄相反、句型（句法）一致、词类词性一致、意义相关、字数相同等。我们时有看到有关名句的争议，一些工对被人排除在工对之外，这些被攻击的前人名句到底是否工整？又是什么思维造成这些轻视呢？
有人说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流”为动词，“色”为名词，“天地”为名词，“有无”为动词，名词怎能与动词相对？此说法忽视了五言诗的节拍（以二三为主）和字词的多义性、不同词性。节拍上不用割裂为“江”对“山”、“流”对“色”，而应“江流”直接对“山色”。“流”作“流动”时为动词、作“流水”时为名词，此二节拍为“江的流水”、“山的颜色”，属于标准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天地外”、“有无中”固然可以再分成二一节拍，但它先得整体相对，即两个正反自对组成的主谓结构相对，此时“天地”为正反相对、“有无”为正反相对，表达的是天地之外的状态和有无之时的状态，他们已不再是名词或动词的性质，而均是副词性质，对仗岂不够标准？
有人说杜甫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中，“亲朋”为名词，“老病”为形容词，名词与形容词相对还叫工整？此种说法忽视了基本的语句结构及修辞手法。先要注意此两句为主谓宾结构对主谓宾结构。老病如果作为形容词，怎么上孤舟去做主语呢？此处分明是以特征代本体，化形容词为名词，以“老病”借代“老病的我”，“亲朋”和“老病”各自自对同时为名词对名词，不正是工整对仗作主语吗？
而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为以闹衬静的优美名句，也被人以合掌对所否定。此说法不顾诗句的修辞手法，无视其诗意效果，就表面字意相近简单否定。否定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诗词，只是把“蝉噪”与“鸟鸣”当作相似的声音，把“愈”与“更”同义，把“静”与“幽”等同于“幽静”。其实，“蝉噪”与“鸟鸣”所表达的意境完全不同：从听觉上感受，蝉翅所发出的是一种单调的噪音，而不同鸟鸣却是一曲美好的音乐。从视觉上看，“蝉噪林”，蝉叫时多是各个蝉沉闷地爬在树上不动的；“鸟鸣山”，有各种鸟类欢快地在山间飞跃并鸣叫。而“愈静”，指蝉的沉闷噪声打破林间的肃静；“更幽”，指鸟的的欢快鸣叫让人感觉山更加幽雅。“蝉噪”对“鸟鸣”，“林”对“山”，“愈静”对“更幽”，从小到大，从局部对整体，从近到远，从肃静到幽雅，在层递修辞手法中实现时空大挪移，把视觉和听觉立体结合，岂是简单相似？此联为被南北朝人肯定的“文外独绝”，怎能不堪？
这些自对、修辞、构成等均不错的工对，这些实现时空转移、动静结合等的工对，被所谓诗评人质疑的还有多少？貌似有理的质疑还在不断推广，焉不让人无所适从或固守死水呢？面对明明工整的对仗，他们仍能持以点带面的思维否定其工整性，那工对之外的其他对仗，他们更瞧不起，是小思维的必然。
对于优秀诗人来说，适当地放宽词类，可以利用借音或借义达到对仗工整的目的。如杜甫《曲江》：“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诗中本义的“寻常”为副词，“七十”为数量词。因“寻常”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为副词时是“平常”,为数量词时是“八尺为寻，倍寻为常”。此诗借用“寻常”具有的数量方面的含义来对数词“七十”。如刘长卿《送穆谕德》“事直皇天在，归迟白发生”，借“皇”为“黄”与“白”相对，这里不借意，却是借音对。
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专用名词或“不以词害意”等原因造成的宽对。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诗句气象壮丽，为难得的佳句。诗人把三山半隐半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白鹭洲”在金陵西长江中，把长江分割成两道。“青天外”对“白鹭洲”，“白鹭洲”是专有名词，无须另求工对。另陆游的作品《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描述了遭遇山水萦绕的迷路困境和几经转折后再见新景象的喜悦，让人领悟不论前路再难，只要信念坚定并勇于开拓，人生就能绝处逢生。其中“疑无路”对“又一村”并没有去追求工对，即不以词害意。
善于钻研古诗词的诗人知道，对仗按其工整程度来讲，一般分为工对与宽对，在这之上还可细分更多的对仗形式，包括邻对、借对、流水对、扇面对等，是它们共同作用，才让中国古诗词美不胜收。无人反对格律诗词讲究听觉艺术（平仄、押韵的音律美）和视觉艺术（形式和意义上整齐匀称的对仗美）更好地结合，人们希望在颌联、颈联能写出标准而精彩的对仗给诗词增彩。但若有人继续僵化对仗，或攻击前人名句还不够工整，还有意义吗？总不能按其低劣要求不创作或创作一些形似而神非的东西？所有的形式，包括平仄、对仗等，都是为诗词立意服务的。小思维不可能造就大格局，也成就不了高超的诗意。开阔我们的思维，让万物万象、万情万意遵从所要表达的立意进驻诗词，才是创作优秀作品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