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诗歌中风的传统（李梦痴）
上次咱们说到楚辞和汉赋。还讲到赋的进一步成熟对风的影响。
今天咱们就说说风的回潮。也就是汉魏古风。汉魏古风，没法一天讲完，我们今天大约只能讲讲汉代古风回潮的历史因素。至于汉代古风的具体解读，恐怕只能留到明天了。
值得注意的是，从汉始，风便名为古风。这个古字，其实就很直观地说明了汉代风的特征与来历。这种风，就是要复国风之古，它所谓的古，就是古时候的国风。汉风就是对古代国风的继承与发扬，就是风的传统，经过战国和秦西汉的沉寂之后的全面回潮。
说它是继承，是因为它基本上秉承了国风的传统，能接地气叩天心，把民歌传统与雅正斯文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文人的笔触，写出世态人情的夷犹容与。那份风致，真有国风的况味。
说它是发扬，是因为它在国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里面糅合了雅的情致，还兼备了赋的大用，不仅如此，它将以四言为主的国风，拓展为以五言为主的古风。就诗歌的表情达意，从形式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不再是谈言微中的国风，而是深挚博通的古风。
多一个字，不只是内容上更丰富的问题，从音节上，也更富于变化。有时候音节上更为丰富的变化，或能起到更传神的效果。
比如行行重行行，因为多了一个字，叠用行行才成为可能，而叠用行行，将游子的情思，相念的牵缠，从形态上做了直观的呈现，漫漫无期的行行，不正衬出游子的牵挂与不得不行的强滞吗？如果我们用行行不止，行行无日，行行不辍等等，虽然意思相似，但从节奏上却缺乏行行重行行那种韵律上就能带入情绪的感染力。
再比如游子不顾返，我们也可以把他和游子不返比较一下。游子不返，是一种事实叙述，这里面不管游子到底因为什么不返，也不管在家守望的人对此作何感想，不管双方怎么想的，总之事实是，游子就是没回来。但游子不顾返就不一样了，这里面有游子的主观，或者也寄予了在家的人对游子的猜度。总之这里面有情志，有情绪。这情志就在顾字上，一个顾字，把不返的事实，变成了不顾返的情态。一下子就让这个事实从情感上更加丰满充分起来。
当然，这种发展，也不见得一定就好。五个字比四个字是更丰富了，但也因此更具体了，凡是更具体的，一般来说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也就越小，想象的空间小，意味也就嫌薄。不返可能不确定，就是个事实，但这事实，可能唤起更广泛的通感与移情，倒是不顾返，情志上更明确更具体，因此也就限制了更广泛的解读。
在这一点上，四言有四言的优势，五言有五言的优势，倒是不能因先后而妄断其优劣高下。
但是，字数增加，回旋余地大，表现手法的可选择性也更强，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后世诗人来说，驾驭五言诗，更能自如地表情达意，虽然离浑朴的兴远了，离冷静的白描远了，但在渲染和宣发上，其实是有了更大的余地，从这一点上讲，多出的这一个字，的确应该算是诗歌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
那么，何以沉寂千余年的风，会在汉末这个时候闪亮回归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恐怕得结合文学之外的因素来考量一下。
人是社会动物，人没法脱离社会，真正做到像庄子向往的那样无所待。人总是在依存在各种关系里。有的可以选择，比如曹植可以选择争夺储位也可以选择放弃储位；有的别无选择，比如曹植是曹丕的弟弟不管争夺还是放弃储位法理上都有他一份机会。有的选择是主动的，比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可被生计一辱再辱也不肯受俗吏的箠下之辱；有的选择是被动的，比如王绩虽然在东皋寄情诗酒貌似和陶渊明一样，但心底里对武德末年家族站错位的政治失意一直难以释然……诸如此类。各种关系依存，决定人的本质，也决定人的行为的本质，因此诗风的嬗变，也离不开这种关系依存的影响。
因此，古风的回潮，我以为，和汉代的社会政治的演化，士人地位的沉浮消长分不开的，古风的兴起，也是社会现实，社会地位，政治境遇所形成的心理影响，与士人情志感发的结果。
汉代最初的几十年，文学基本没什么建树，忙于休养生息，整个社会，朝野上下，经由汉初第一代元勋的落幕产生的动荡，归于平静，从体制上到民生上，都有个缓慢的恢复过程。制度要完善，国力要积累，这个过程，到了武帝时代，算是有了个结果。
武帝时期文化上有三个举动：一个举动是尊儒，这个就不多说了。一个举动是大赋，这是和歌功颂德的大气候相配合的，前面我们简单说过；一个举动就是设立乐府，采集民风。这个措施虽然并没有维持太久，但却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中，长治久安的大气候下，第一次重提国风的传统。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为风的回潮，有一种政治上的先导启发作用，同时，也为后来士人从乐府汲取营养，融铸古风，做了必要的资料储备。
在这一点上，汉武帝的乐府政策，对古风的回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这只是显性的原因，下面我们将试着探讨一些隐性的原因，即社会政治演进及士人心理落差，对诗风诗格的下意识影响。这一点就要回到士这个阶层，在汉代社会演进中的地位变迁问题。必须注意一点，汉代的古风，不是民间兴起的，而是士人自上而下效法乐府掀起的一种诗风变革，因此士人的沉浮宠辱，真正关系到古风的兴起和演进。
汉代政治有两大弊陋，一个就是外戚，一个就是宦官。
汉代以孝治天下，所有的帝王庙号都加孝字，孝文孝景孝武孝宣等等。这就造成一种大气候，太后的意见总打着孝的旗号，侵入政治权利之中。皇帝没有爹可以孝敬，自然就把妈搬来尽孝心，这孝心往往不能局限于家事，变成拿国家大事尽孝心，于是就有了梁王谋反，太后绝食，以至景帝不敢深究，嫁祸办案大臣这样的闹剧。像郑庄公共叔段和姜氏那样的闹剧，在汉代也成了连台大戏，或明或暗演过多次。
当妈的影响力如此大，母党自然也就煊赫起来。母党煊赫，外戚专权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有时候为了争夺这个母后的位置，也出过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比如霍光的媳妇，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下一代母仪天下的太后，居然毒杀宣帝的患难之妻，这种直接鸩杀当朝皇后的暴行，也可以折射出外戚之争的惨烈和肆无忌惮。
外戚这个结，算是汉代政治的原罪，从第一代吕氏之乱开始，终西汉一代，这个结从来没真正解开过。它最终的结果，就是西汉政权断送在外戚王莽的手里。王权与外戚的争夺，暂时以外戚完胜而告一段落。
在这惨烈的斗争中，士人其实一直在风口浪尖上。他们是比较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态度，有时候可能使权力天平倾斜。那时候的士人，也有一种崇高的自我认同。比如黄霸，因为谏言的事儿，和夏侯胜一起关进大牢，黄霸并不气馁，在牢中向夏侯胜学习尚书。夏侯胜就在大牢里授课，这样宠辱不惊以学为尚的风气，在当时也受到尊重，让二人声誉爆棚。
当然，既然是权力斗争，也不大可能都是这些佳话，其中必然是要见血的，士子夹在王权和外戚当中，其实也遭了不少横事。杨雄刘歆这样的文章学问大家，也都难以幸免，或左或右，难以自全，比如杨雄，晚年受符谶牵连，跳楼自决险些摔死，刘歆助王莽篡汉，又被王莽卸磨杀驴，如此等等，都是士人在当时政治气候中的悲剧遭际。
但悲剧固然悲剧，士人的参与感还是很强的。外戚也好，王权也好，都以争取士人的支持为要义。士人也以自己的这一票为自豪。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王莽未篡时的谦恭，其实很大一方面就是谦恭给士人看的，争取人心，争取的主要也是士人之心。
这个时候的士人，虽然处境也挺险恶，但处在社会事务的核心，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自然也就有一种认同感和担当在里面。参与也好，不参与也好，主动也罢，被动也罢，他们不是无足轻重，比照后来士人的境遇来看，这一点，其实是特别可贵的了。因为到了东汉末年，士人这一点能参与的尊严感，都在悄然丧失。
东汉吸取了西汉的教训，虽然开场的时候，外戚也挺嚣张，但王权一直在摸索对抗制衡外戚的有效手段。最初的外戚，还是能团结一些士人的，窦宪出兵攻击南匈奴，占领杭爱山，勒功燕然，那铭文就出自班固之手。勒功燕然这个典故，后来频繁出现在唐诗中，几乎成了后人心目中一种建功立业的标志和指代。班固和窦宪的这段合璧，也算是历史上的佳遇，文化中的传奇了。
当然，东汉外戚，也有粗鄙不文的，而且越到后来越胡来，比如梁冀，已经嚣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就因为质帝当面说他是跋扈将军，他就悍然毒杀质帝，立了桓帝。也算是粗鲁得很了。像这样连皇帝一言不合都可以随便宰的人，士人在他眼里，其实也就只如草芥一般了，在梁冀卖官鬻爵一手遮天的时候，士人的境遇亦可想而知。
桓帝被梁冀摆上帝位，自然心里不踏实。他可不想哪天梁冀再摆他一道，于是他开始算计梁冀。想要当面锣对面鼓地斗争，或许士子还用得着，但要是想做诡计权谋算计人，士子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桓帝把眼睛投向另一个团体——宦官。
这个一直围在皇帝身边的团体，是皇帝从小就很熟悉的一群人。他们了解皇帝理解皇帝能体谅皇帝，皇帝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能信任他们，于是一拍即合，皇帝宦官的组合，快刀斩乱麻般干掉了梁冀集团。从此，外戚和王权之争，基本算退出历史舞台，而宦官通过迷惑支配皇权把持朝政的时代，算是正式拉开帷幕。诸葛亮在出师表里痛心疾首地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桓灵也。其中所说的亲小人，指的就是桓灵一手扶起了宦官集团。而远贤臣，其实说的就是桓帝时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士人试图改变政治格局的一次悲壮的努力，是士子要在政治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实现社会担当的一次悲壮的尝试。它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影响，深重到好几百年都难以消弭，而汉代古风，其实就在这种气候当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我们可以说古风是它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说古风是它的原因。总之，古风，就是士子在党锢前后心态感受情志的折射和宣发，是一种诗意的时代心声。
宦官代替了梁冀之后，局势更加恶化，宦官的无法无天，让外戚也觉得小巫见大巫。加之宦官的出身卑下，素来被士子轻视。一个士子如果被外戚排挤，还可以视为政治之争，但若是被宦官排挤，就自觉是被刑余残人欺辱了，这是很难忍受的。就好像一个人被莽汉打了，虽然觉得他粗鄙，但未必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若是被一个残废打了，那就真算是平生奇耻大辱了。这就是士子在宦官乱政下的真实心态吧？
这种心态，对士人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一些人奋起抗争，以李膺为首，先以清议匡时俗，再以绳法正时弊，真是干的有声有色，但最终还是不免于书生之见，没能压过宦官的奸诈巧佞，招来党锢之祸。一些人死难了，更多的人被罢黜了，士子之心受到极大摧残。
党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把士人视为诽谤朝政的乱党，禁锢起来，终生不得做官。这算是对士人的集体迫害。正是从党锢之后，汉朝的气数才算是真正的尽了。而伴随一个朝代气数耗尽的，其实是士子自尊心和蓬勃朝气的丧尽。
汉代古诗，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人的性情本来就千差万别，一些猛厉刚健的人，奋起抗争，一些随顺温和的人，与世沉浮，一些机巧精明的人，可能还会变节取利，还有一些敏感软弱的心灵，既不敢奋起抗争，又不甘与世沉浮，更不屑变节取利，于是就沉到土地中，放开歌喉，唱出了新时代的古风。
这就是汉代古风，它的代表作就是古诗十九首。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来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古诗十九首，基本上出自东汉末年文人之手，是借鉴乐府，偕和风骚，探索的新文体，可以入韵，可以吟咏。因为其质朴平实，赋而皆兴，两千多年来，成为诗格的崇高标志，也几乎成为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
与诗经和楚辞不同，汉代古风，和我们今天旧体诗的体式比较接近，它才是今天我们习知的旧体诗体式的源头。
我们读汉代古风的时候，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没有太大隔阂，即便初读，不借助注释，我们也能大略了解语义和基本章法，而我们读诗经和楚辞，有些地方，初读时是必须借助注释的，否则可能就不知所云了。
因此，汉代古风，对我们的诗法诗道的养成，有更直接的助益，它是我们今天旧体诗的根。国风就像去年的春花，早在去年的秋季就凋谢了。而汉代古风，就是在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去年落花中，开放的今春之花。当然，这朵花也早已凋谢，但这朵花的果实还在。在今年的秋末冬初，我们去回顾一下今年春花的模样，或者最有益于感发明年的花开吧？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我们就简单聊聊古诗十九首。
注：作者李梦痴 著名格律诗人
作家，诗人，编剧。出版长篇历史武侠小说《盛世狂澜逍遥剑》，出版国学经典读本《走马观论语》，出版自传体词集《寒潭鹤影录》，与人合出诗集《诗国双壁》，出版诗词理论著作《诗话百则》，各级诗词刊物及网络媒体发表诗词数千首，网络发表文化批判杂文集《造神游戏》以及古典主义长篇小说《燃情2000》，主创电视剧《爱无罪》、《无处可逃》，《剑拔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