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与山与剑与酒的关系
——读钱明锵《登西岳华山》
自古以来，“侠”总是与“武”连在一起的，所谓“武侠”是也。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武侠小说又在中国大大的火了一把，写得最好的当然是金庸了。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火却又被有的人移植到了中国的诗词界，不仅有了“诗侠”，而且还有了诗词界的“华山论剑”。
华山在五岳中是以险而著称的，金庸在小说中选取华山作为论剑之地是既合情而又合理的。在中国，由于文化的断代，还能写几句诗词的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让这些老人们爬到华山顶上去比诗，这个主意出的也实在是够大胆的了。当然，这些老人们也未必会真的去爬，也许是乘着缆车上去的，也许是被轿子抬上去的，也许是被年轻的人背上去的，否则一旦出点什么事，对于这已然断了代的中华诗词来说就实在是个大大的损失，那责任是任谁也承担不起的。
用诗来写山水大概是从谢灵运开始的吧。但也许是因为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太过于清秀了，所以并不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李白的雄放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这很像是清代的“四王”和石涛，“四王”太过于平和了，便也就流于了普通，而石涛的奇崛则使之具有了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很难有人能够超越。自然最早的山水画该是王维画出来的。王维的山水诗追求意境，自然是比谢灵运高级了，但也还属于以山水为乐的那一个等级。王维的山水画据说在当时名气是很大的，又因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说而经常被提起，但从留下来的也弄不清是真迹还是仿品的东西来看实在还是很幼稚的。
如果把写山水的诗与画山水的画进行比较的话也许会被某些人指为乱弹琴，因为在他们看来诗和画实在是两种东西，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但现在已是比较学很发达的时代了，正像兼创作和理论研究于一身的“诗侠”钱明锵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建立比较诗学。古今比较，中西比较，跨门类比较，将古今中外、不同学科、不同门类中适合中国国情的优秀部分融合进当代诗学中来。”
有些人认为的这不能比那不能比实在是因为没有听过比较诗学讲座的结果。李白据说是也练剑术的，因此称李白为一代诗侠也并非不可以，但李白的仙气更重，因此他的侠气便被掩盖了。石涛也写诗的，但他的画更好，所以连诗人的称号也没得到。石涛以山水画著称，或者可以称之为中国山水画的大师了，但现在又正是“大师”很盛行的时代，这样称呼他似乎又有失于尊重了。李白的诗是与山水分不开的，但我们并不能说李白是以写山水诗著称的，原因是他的山水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山水，或着说他实在不是为了写山水而写山水的。谢灵运的写山水虽然也有以山水之美好对比官场之丑恶的意思，但这意思因为仅有“二重”便显得太过于单薄了。石涛用深山老林对抗四王的青山绿水，表达自己与世俗社会的不相兼容和与异族统治的势不两立，意思已然在“二重”以上，比起谢灵运来是更胜一筹的。
石涛画深山老林并不是因为爱深山老林，也并不就居住在深山老林里。他更多的时候是住在扬州盐商们的豪宅里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画黄山不似黄山”，但之所以还要以黄山为名并且以魂释之，那大盖是为了商业的需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炒作了。不论石涛的画还是李白的诗，他们还都需要一个附着物，然后再把自己向外拔，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要揪着自己的头发来让自己离开这地球。石涛是“搜尽奇峰打草稿”，李白是到处地游走，但其实这都是假象。至少李白的到处游走是大有“跑官”之嫌的，而他的真正的好的写山水的诗并不是他游山玩水的结果。
李白最好的写山水的诗应该是《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了。前者把入蜀之道写得险恶至极好似鬼门，后者把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写成了仙界，他们都是靠着想象来写就的，都成了他人想去也去不了的地方。杜甫写泰山也只不过是望了一望而已，虽然还比不上李白的“側身西望”和酒后一梦来得简捷，但比起上个世纪李健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紧十八盘慢十八盘地盘到山顶上却只看到一堆烂石头，实在还是聪明得多了。但李健吾的愚蠢也并不是就毫无意义，他至少告诉了我们无论以什么作借口，对一个上了岁数的人来说去登高望远都是一件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而所谓的“独得之乐”不过是精神病患者痛苦的而已，倒是他随手采来又随手扔掉的那束野花或许更有一些意义，但那实在是比一不小心摔到悬崖下面去还要更为危险的事。“天涯何处无芳草”，路边的野花还是不采的好。
从钱明锵先生的《登西岳华山》中看不出这次“华山论剑”活动中有什么年轻人，或许只是没有被提到而已；尤其是也没有女性的存在，甚至连个女性的导游也没有：这与钱明锵先生的《游衡山》可以一边游山一边欣赏“靓导”的“容妖娆”比起来实在是一个遗憾，但也因此而安全了许多，这也算得上是有一失便有一得了。
对于华山，宋代的王安石先生算得上是最情有独钟的了。但与当代的诗侠们不同，他所喜爱的不是登到华山的顶上而是要钻到华山的洞里去。他的《游褒禅山记》云：华山本名花山，不仅有一个前洞，而且还有一个后洞；前洞浅所以游的人多，后洞深所以游的人少；而他所情有独钟的却正是那后洞；他带了几个人去游那后洞，因为中途有人懈怠了未能尽兴而深感遗憾。王安石先生不愧为大学问家，一边游山一边做学问，告诉人们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深思慎取”。大概是为了和王安石先生比一下高低吧，苏东坡先生又写了《石钟山记》，说的意思与王安石也差不太多，但因为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训更加“深思慎取”了一番而没留下什么遗憾，也可以说是略胜了王安石先生一筹。但像王、苏二位这样的游山也实在是有点太累了，好在他们当时还都不是太老。
既然当代诗侠钱明锵先生把他“一韵到底，邻韵通押的古风”《登西岳华山》印出来请求指正，如果不直截了当地说上两句就对不住其态度的谦虚了。首先是立意的太过于浅薄，所谓的“汗漫游”是未必非要到什么特定之处才可以做的，而仅仅为了到达了某个特别的地方便要“恣欢跃”也太有点孩子气了。其次是结构的不完整，“望”与“登”之间缺少必要的过度，也许是因为坐了缆车的缘故吧。三是描写的混乱和诸多处的用词造语的欠妥失当。既然“雄奇”何须“决眦”；已然“崖擦耳”，“怪石”何不参差；既然为“岭”怎“崎岖”，既然无“底”何由“浪”；“此背”何背，“丧”非“坠”乎？群山在下如何“迎”，彩霞何必身后“托”？如此这般，再加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胡涂乱抹，实在是让我们有点不堪忍受了。
所以，为了写这样的一首诗去经危历险实在是不值得的。还要在华山顶上比赛，就更没有必要了。
第一个把诗与山拉扯到一起的诗人并不是谢灵运而是陶潜，但陶潜对山只不过是“悠然”的一见而已，谢灵运就真的跑到山里去了，但他的诗还是没有陶潜的好，可见诗与山不可以靠得太近。诗与剑也一样。第一个把诗与剑拉扯到一起的诗人也并不是李白而是屈原,但屈原的剑不过是个装饰，李白就真的成了剑客了，结果是不仅他的诗没有超过屈原，还因为太多了一点“侠”气而夭折了性命，可见诗与剑也是不可以靠得太近的。第一个把诗艺与剑术拉扯到一起的该是杜甫了，他的《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写的是太好了，但那不过是以诗艺来赞美剑术而已。在张旭那里剑术便要与书法混淆起来了。再到了金庸剑更有了要以剑取诗而代之的趋势了。
为了和平，当代的诗侠们也许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吧。他们的华山之行是既不珮剑也不舞剑的，因为珮剑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他们已是不堪重负的老者；舞剑他们也未必会，顶多可以在“观”之后用“诗”来叫个好以自己是个诗人而已。他们是要把诗和剑分开，或是要用诗来与剑分庭抗礼的，但当他们与剑拉开距离的同时却与山靠得近了。他们未必不知道剑与山都是同样危险的东西，都同样是可以要人命的，但他们又别无选择，他们老了，又缺乏想象力，还要做诗人，便只好来冒此风险了。好在是时代不同了，腿脚不行了可以乘缆车，到了接近山顶的时候摆个样子，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剩下的便只有那几句诗了。为了写诗而登山，这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只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说到酒，第一个把写诗和饮酒结合到一起的是陶潜，但陶潜后来喝不起酒了，也因此便没有被喝死。到了李白则倚仗着皇帝开给的免费卡而喝死了自己。杜甫也一样，仗着有“酷吏”严武的资助便没完没了地喝，到了“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时候恐怕是已经晚了。其实写诗和饮酒也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那些以写诗为借口而纵酒无度者也应该悠着点为好。
注：钱明锵诗《登西岳华山》见涵天楼诗法讲座次第65页
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