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单纯抒发情感的诗作，其“反常”多见于心思方面或行为方面，借助景象间接抒发情怀或叙写自然人生世事之类的诗作，其“反常”多见于景象方面或实体方面。前者之“无理”，有“情理”可通。后者之“荒谬”，由“艺理”可解。此外，如果一首诗作，同时兼有“情理”可通和“艺理”可解者，则其“反常”较多地表现在语词上。李白《陪叔刑部待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曰：“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这诗的“反常”就在语词上。诗的背景，是刑部待郎李晔贬官岭南，行经岳州（即今湖南岳阳），与诗人李白相遇。其时，贾至亦谪居岳州，三人相约同游洞庭湖。李白写下五首七绝记其事，这是其中第二首。诗文说，清秋佳节，皓月银辉，诗人置身清风明月、绿水深秋的南湖，忘怀尘世，遗世独立，快意良宵。末两句突发奇想，造语“无理”。“月色”焉能“赊”？荒谬绝伦。然或许可以这么想，新鲜的空气可以卖，皎洁的月光为什么就不能卖。既然可卖，当然以李白大名人的身份就可以“赊”。其实，问题不在于月色可不可以卖，而在于著此一字，就可将自然人格化。这是拟人手法的运用。将自然人格化，人与自然有了娓娓对话，便显得亲切。这与李白当时的心情是相通的。再说，自己明明在湖上，却说：“将船买酒白云边”，亦有信口胡说的嫌疑，一样“无理”。细细寻思，假如洞庭湖面辽阔，水天相接，从船上遥看湖畔，酒家远在白云生处，只是有点夸张，也并非毫无可能。说“买酒白云边”，足见湖面之辽阔，又与次句“直上天”的异想呼应。人间酒家被诗人的想象移到天上，充满了奇情异趣，但符合艺术表现规则。且此句的“买”字，又反衬上句“赊月色”之“赊”字，使之相伴而生，少一分“突兀”的孤僻感。显然，这诗的“反常”，既合于“艺理”，也合于“情理”，其“无理”之“妙”正好表现了诗人一种超尘脱俗的幽逸情怀。

      再看晏殊一首《踏莎行》：“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首词描写的是暮春初夏景象，“杨花扑面”让行人感觉十分不爽。因此词人责怪春风，说它不懂得约束飞舞的杨花，任凭其随风飘舞，迷蒙纷乱地打在行人面上。这种怪责显得荒谬，“无理”。但这也是拟人手法，符合艺术法则。同时，词人嗔怒杨花不解人意，也就含蓄地道出心中的春愁与离思。语句“无理”，实则有情，诗作由此有了委婉深致之味。这也是既合“艺理”又合“情理”的例子。

     已故当代岭南诗人李汝伦先生有一首《秋场即兴》：“捱过凉初雨，秋乡少睡乡。月儿肥挂树，影子瘦粘墙。日日镰争稻，村村磙作场。塘浮谁氏艇，泼剌网灯光。”这诗说月儿“肥挂树”、影子“瘦粘墙”，肥也好，瘦也罢，都是“无理”句。还有后面的“泼剌网灯光”，同样属于描述方面的“反常”。描写“月”，通常见用圆、缺、盈、亏；描绘“影”，一般会用浓、淡、疏、密。而诗人在这里却一反常规，用“肥”言“月”，用“瘦”言“影”，尽显“无理”。但从视觉误差来看，月光照在树枝上，树枝因受光会显得比实体大一点，人影映在白墙上，影子会因其黑因其拉长而显得瘦小。这样的描述既有拟人的手法也有夸张的色彩，符合“艺理”。同时，月光的圆满与人影的消瘦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影粘墙”的奇想慨言墙上的影像随光线的移动像胶着在墙面上，不即不离的这一形象，又抒发了诗人挥之不去形影相吊的孤凄情感。还是既合“艺理”又合“情理”的情形。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时，借香菱之口说：“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即“有理有情”的“无理”诗作，只存在于那些既合“艺理”又合“情理”的这一类型之中。譬如李益的那首闺怨诗、李白的那首洞庭醉后诗，如何见得“有理有情”？分析了以上三种类型的“无理而妙”的诗词作品，对于“反常合道”之“道”究为何物，“无理而妙”的诗词究竟如何可以致“妙”，相信读者已有初步的认识，更深入的研究，便是未来尚需探讨的课题了，希望有志之士一同求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