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诗词艺术中的数词运用之妙

沙鸥飞舞发布于2019-05-19 19:59 点击:1747 评论:3

一谈到古代诗词艺术，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修辞、意象、情感一类内容。谈这些固然不错，且的确属于诗词艺术中的精要处；但是，细细考究起来，诗词艺术中处处皆有学问，只要你会品味，在一些细枝末节中也会发现很多情趣的。比如数词的运用，其实也颇有讲究的。数词与形容词、动词这类充满“动态”“生机”的词类相比，似乎枯燥死板得多，利用价值有限得很。所以，一般的诗家谈诗，着眼点大都集中在形容词、动词的运用之妙上，比如王安石的那句著名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的用法一类；而对于那些不懂诗道又喜欢附庸风雅的诗歌爱好者来说，几乎看见名家诗中的动词、形容词都可以赞不绝口，这只有让人无语了。其实，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只要诗意情感真，再平凡普通的词汇都可能“兴风作浪”，“行云布雨”，搅得“天翻地覆”的。
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故事，清代诗人郑板桥，在一个下雪天路过一家酒店，见几个秀才正在饮酒赋诗，且自命不凡，郑板桥听了直摇头；秀才们不高兴也不服气，就要郑板桥也作一首。郑板桥就脱口而出了两句：“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语音未落，几个秀才便窃窃私语：这人只会数数，哪里会作诗。郑板桥不理睬，接着吟下去，“千片万片无数片”，更引来秀才们的不屑和嘲笑，但最后一句“飞入梅花总不见”一出，秀才们便哑口无言，只有肃然起敬、惊叹不已的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诗歌艺术是一种整体艺术，不管用的是什么言辞、手法，最终都还要通过整体的诗意氛围来显现。孤立的论诗其实是很危险的。虽然古代诗家常有“有诗无句”或“有句无诗”的论诗佳例，似乎很有一些孤立论诗的嫌疑，但这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全局观，体现了一种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要求好诗务求在这两方面都要力争最优，不得已才求其次。而在我看来，倘要我在“有诗无句”和“有句无诗”中作出选择，我是宁肯选择前者的。因为一首诗的整体意境才是一首诗的灵魂所在，没有灵魂，佳句的所谓“佳”“妙”处毕竟有限。以郑板桥的这首近似于现代“围脖体”的打油诗而言，谈不上什么“佳句”，拆开来谈，一无所取，但合在一处，却就有了一种蓬荜生辉的妙趣，无处不透出精气神，包括那些数词的简单列举都有一种仪态万方之美：雪花的洒落，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的陈述竟然就有了一种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蕴藉的意境之美，最后梅花与雪花的融合竟使得枯燥的数词排列烘托出一幅活灵活现、如在眼前的迷人风景。不得不承认，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以虚带实，以指代剑，举重若轻，全在于诗人自家的深厚修为。只要修为深厚，诗意真诚，自然纵横捭阖，随心所欲，举手投足间都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奇效。（像这种以数字为主角的诗苑佳话还有更著名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数字诗”故事，在此不赘。）
再如数词运用中常见的“夸张”效果，虽说老生常谈，见怪不怪，甚至只能算是俗之又俗的一种老套了；但是，细细品味起来，“夸张”之“度”的把握其实也很有趣味的，甚至也有一些讲究的，很多情况下，“夸张”也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的，其中妙趣，颇堪回味。
比如杜牧的那首《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的“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夸张，就有过一段有趣的争论。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清人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就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
这段“诗话”极有意味。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如要较真的话，“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要能真正听得着的话，或许只有用“三、五里”才勉强讲得通，而真要从视觉角度来看到“绿映红”的景色，大概也只有百米范围内才有效的。所以，诗歌的意境夸张效果不能以常情衡量，有些数词的运用，只是虚指，讲究意境而已，为营造效果，不得不来点“虚”的，何妨夸张一番，以动视听，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千里莺啼绿映红”的表达就属于这类，诗人追求的是一种整体氛围，着眼点是千里江南的意境美感，以此与后面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形成一种映衬呼应。细品这里的“千”字运用，可说是准确恰当，非“千”莫属了。试想，换成“百”字，就简直神韵具失，还给人一种俗陋的小家子气；可换成“万”又当如何？竟然也极为不妥。一则以“万里”修饰江南显然失实，再则即便算是一种夸张，这里的夸张效果却有些煞风景，因为这里完全不需要这种夸张，夸张只能是帮倒忙。“万里”的豪放效果就完全破坏了江南景色的婉约柔美之态。所以，这里只能用“千里”一词，才能准确的表现出千里江南的既开阔又秀美的小家碧玉风光，真正称得上是一字“千”钧。
可见，诗词中数词的运用确要讲究“度”，夸张也得有分寸。比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换成“三万尺”“三万丈”就会显得有些不妥，甚至有些失真。这实在是一种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这里的“千”“万”本来同属“夸张”，何以换成“万”就不行了呢？似乎无理可讲，但细细体味起来， “飞流直下三千尺”，较之“三万尺”的形容就是显得真实得多，或者说贴切得多，“三万尺”就给人一种过甚其词的感觉，而“白发三‘万’丈”的效果亦然，似乎只有“三千丈”才给人一种真切之感，而“万”则太“夸张”了，而换成“百”的话，诗意好像又大打折扣了。其实“白发三‘百’丈”也够夸张了，但效果怎么就不如“三千丈”呢？实在毫无道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习惯性使然，大家已熟悉并完全习惯了李白的这种表达，而一旦变换就不适应了。
但在有些诗句中，却又似乎非“万”不可。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悲凉沉郁，辛弃疾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潇洒，还有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无奈恳挚等，这里的“万”换成其他词都不行，就简直气韵具失，其中最重要的缘由恐怕还在于诗意情感表达的真切性和准确性。杜甫的“万里悲秋”的意境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局势，而“万”，作为古代数词夸张极致的表达符号，正好可以借此表达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而绝非仅仅个人的颠沛流离之伤痛。这里的“万”正准确地揭示了杜诗的大境界、大胸襟。辛词的“气吞万里如虎”，则是极尽豪放词的雄奇奔放气势，非“气吞万里”不足以涵盖尽诗人胸怀的扩大，不足以表达诗人企望挽救大宋朝国运的雄心壮志。而龚自珍的“万马齐喑”的“万”字之用，亦属同理，“哀悯”对象也是以整个国家为依托的，故以“万”来表达忧思哀悯之深。当然，说到这里，也许还不得不考虑到习惯性用法的影响。比如，习惯的称谓中，马通常都是用“万”来修饰的，如“千帆竞发，万马奔腾”，似乎也有些宿命地决定了“马”必须用“万”这一类的大数词来修饰方不辱使命的。
诗词中的数词运用之妙，如果用心去体味的话，一定还可以找到许多更有趣的例子。本文只是兴之所至，略举数例而已。其实不只是数词运用，诗词艺术的其他环节上应该也有许多类似的触类旁通的欣赏点，只是要用心去体会而已。
（资料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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