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写诗的命脉和生命
上面说过，“如果不能成为少数人，写诗的路就是堵死的”，这是站在艺术的定义上来讲的，不意味反对大多数人写诗，无外乎建议大多数人写诗也要遵循写诗的规律而已。
任何规律都是从本质出发的，写诗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大多数人因为在术有专攻方面的欠缺，直接就来写诗显然是欠妥的。另一方面，即便术有专攻，若没有个人修养跟上，也是从“墨水”到“墨水”的写诗，同样是违背写诗规律的。
这两个方面，一是关乎写诗的形式美，一是关乎写诗的内在美。形式美，有“墨水”即可，内在美却是由实实在在的人赋予写诗的内涵，即使用“墨水”写出了漂亮的语言和意思，包括表达冠冕堂皇的道理，但如果人的内在哪怕有稍许晦暗之处，也能导致“墨水”写出来的只是“一层皮”，而经不得明眼人的欣赏和品味。
写诗的规律首先是美，而且是真美、大美、无私的美、可欣赏和经得起品味的美、有感染力和化人的美，然后才提得上用美的语言和方法把这表达和表现出来。
其实，知道了这个地方，大多数人哪怕做不来少数人，哪怕付出不了少数人那样的努力，也是有可能把诗写成艺术的。
归根结底，写诗是对生活的反映，这是写诗的命脉。诗写出来美与不美，无疑也要看是不是此处有根。只要根是活生生的，即使写不好也丑不到哪里去。
根是扎进土壤的东西，是经过滋养了的，什么事物只要有根，即使拔出来或截断，也不会立马失去生命，这就是有根的可贵之处。
写诗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人赏到是真真正正活的灵魂，宁是一现的“昙花”，也不是死开的“假花”。
又如，李白写出了《静夜思》，千百年后人们吟咏起来即使忘了作者，也还是津津有味，感同身受。相反，以无端的方式把这倒过来写，就直接仿一仿这种效果，什么人有没有这个本领不说，恐怕在出炉的那一刻就被否定了。
再归根结底，艺术的美是经得起每时每刻的欣赏的，根的作用就是让美有可信的力量，然后才能使人驻足、凝眸和玩味。艺术不是纯粹的摆设，故艺术不允许像假花那样制造假的美。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诗要分什么人来写的原因，是写诗的真正生命。就是说，凡可信的就是有生命的，至少不是不美的，而非可信的，不仅不美，且美也不美。在这方面已经不是艺术本身说了算的，而是由欣赏决定的，毕竟有欣赏，艺术才能存在。
由此可知，有真实的根才是艺术的美的要害。那么，写诗只有牢牢抓住这个要害，才称得上有艺术的美。换言之，能得到艺术的美，有谁不能写诗呢？
人人都是有生活的，且很难说哪个人的生活是不真实的，由此就可以断定，人人写诗就都应该是有根的。不过，应该归应该，到底一个人具体怎么做，事实上并非“应该”二字能够左右得了的。
在复杂因素作用下，大多数人不一定明白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即使明白也不一定照应该的去做。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扭曲现象的原因，就比如随波逐流、急功近利、人人思腐现象。
通常说“环境造人”，其实是环境弄人，真正能够造人的是人自己，又所谓“树根不动，树梢白摇”，是人内因发生了动摇和变化，才给“环境造人”提 供了机会。
从人性的高度说，一个人是不应该走下坡路的，而永远要追求进步，也因此他的内因就应该永远以人性为考量来适应环境和对环境做出选择，因而他就应该有对随波逐流和思腐的敏感与警惕。
但是，从人尚未完全摆脱动物性的角度说，让一个人不选择趋利避害，进而不随波逐流和思腐，既不现实，也不科学，除非首先改变对他不利的环境。
当然，这是就普遍的生活现实来讲。辩证地看，这也只是艺术植根的土壤和要反映的生活源泉，土壤不好不代表花不好，写诗是不能这般复制和搬家的，否则便无美可言。
艺术的土壤是艺术所反映内容的一个方面，植根沃土固然是好事，生于荒芜贫瘠之地未尝就是坏事。艺术对内容既有可选择性，还有未必选择的一面，也就是无所不包，关键在于艺术不管立于何处，开出美丽的花朵才是艺术的本质。
由此又可知，只要不与美相联 系，大多数人就是大多数人地怎么表现可姑且无妨，一旦写起诗来则不然，就意味与美开始有联 系了，若依然故我随波逐流从做人到写诗毫无起色，或急功近利仅仅幻想白白就把诗写好，显然就是以不美为美，这便是写诗的无理。
十、大多数人应如何写诗
以上说的是大多数人要从做人到写诗尽量当少数人，要通过不留死角地各方面努力来写诗，因为这本身就是美的，也就是最接近艺术的一个途径。下面就说说，以大多数人这个角度该怎么写诗。
1、关注认识
首先还是要回到认识上来，即大多数人要自己了解自己，并清楚自己该有怎样的审美，然后给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位。这个定位里有大多数人写诗的根，坚持这个根，写诗对于大多数人便不会错位，把诗写好也就不困难了。
人之所以选择和爱好写诗，无非是因为写诗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并且以美的方式让人有把情感和意思表达、表现出来的美感，从而满足人想倾吐、抒发、主张等言情言志的需要。这时，首先了解自己和认识怎样才是美，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不得不认为是写诗的前提。
满足是幸福的代名词，满足什么，不满足什么，都与怎样认识幸福有关。幸福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最核心的还是人对生活的幸福怎么看。对生活幸福的认识，是一个人所有幸福观念的基础。
同样，人的幸福感在哪里，人的定位就在哪里。不合理的幸福感，必然会带来不合理的定位，因为谁也不愿意待在一个自以为不幸福的位置上。
定位是自我意识的象征，代表一个人对身份、体面、尊严、权利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一旦人对自己定位错误，写诗就等于首先自我否定了，再怎么以为是艺术的，也是玩弄艺术的，是扭曲忸怩的，实际就是伪艺术。
当今社会由于物质追求的泛滥，幸福的定义早已被金钱的渴望和满足所偷换，一方面金钱的满足在缺乏精神引领和制约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在攀比的作用下哪个人都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地重归幸福的定义。
幸福属于人的精神和精神感受范畴，虽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却非绝对地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而仅仅相对地建立在一定的生存保障之上。
物质与生存是一对矛盾。什么是生存，赖于多少物质才叫生存，一方面物质是活命的基础，一方面又“饱暖生闲事”，这就让幸福很难从物质上给出定义。
幸福是人的一种体验和感受，也是一种价值观。其中，满足感是核心特点，快乐感和愉悦感是主要特征。幸福还是一种美感，尤其促成的是对人性的审美意识和对人生意义的主张。
在正确的价值观里，幸福是做人的合理和相应的价值体现，其本质是以觉醒为代价的。没有觉醒，对幸福的审美及其主张，恐怕就都是南辕北辙的，至多也是低级的。人的觉醒是通过精神缔造出来的，没有合理的精神跟着，就很难说什么是幸福。
2、重视审美
一个人是否觉醒，恰恰是他审美的要害。写诗要反映生活，毕竟不是无目的地反映生活，无目的也没法反映生活。比如，一会说这样生活好，一会说这样生活不好，这是不行的。
写诗反映生活总是有主张地反映生活，特别是对人性和人生意义的主张，也就是常说的认识、观念、态度、思想等精神意识。这些就是审美，因而写诗的反映生活就是对生活的审美。离开觉醒，生活的美在哪里，什么是生活的美，也就很难说了。
审美不合理，对生活的反映就不合理，在美和丑的认识和分辨上便很难不是扭曲和混淆的，而且审美不是对美与不美的简单看法或说法，总是要跟着具体的体验和感受的。也就是，能否引起愉悦、快乐和满足，让人能否有可享受的幸福感，否则怎么个态度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缺少相应的体验和感受，是不会承认别人眼里的美与不美的。
审美既不是随声附和，也不是照本宣科，只有见诸于真实的精神反应才是真正的审美，才能让人认识到美与不美。比如，阿谀奉承和无动于衷，恐怕前者就是虚假的审美，实际是以不美为美，后者则因引不起愉悦感而无以审美，实际是美也不美。
审美的不合理是造成各种扭曲现象的主要因素，所以也就不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比如在这个网，为什么那么多人给人的印象是麻木不仁？
任何人来到这里，就说明他有这种需要。有需要就意味渴望满足，难道存在不必满足的需要？没人会相信。一边麻木不仁，一边又挂脸挂面地不得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审美的不合理，做人和写诗两方面都逃不掉。
相反，合理的审美则能够把人的一切精神意识都统一到健康方面上来，意味有需要就会通过合理的努力来满足，就不会只顾追求写诗之形，而不懂得写诗要有魂魄。
明白了这些道理，大多数人写诗就清楚该怎么进行了。即，扬长避短。也就是没有必要明明知道不如少数人，还要像少数人那样去写诗，也包括说诗、评诗、论诗。
3、懂得定位
几句题外。与赏诗不同，说诗、评诗、论诗，包括这方面转载和推介，是直接需要有专攻的经验和学问的，大多数人既做不来，也不可能做得来，做了就可能误导人，其实还是审美出了问题，充“大头蒜”的心理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人真的懂写诗，这上面是不会把不自尊当自尊的，所以还是先把人做好、把诗写好，才有发言的权利。
大多数人都有觊觎少数人说话有权威、有分量、占地方的心理，也想自己来着痛快，因为平时说话在人前没有这种机会，人家也不给，就想在网上利用见不着面，用文字充一充这种尊严，找一找这种感觉，抱一抱得逞的幻想，其实这是掩耳盗铃的，除了大多数人蒙大多数人，除了相互往下拽，除了对谁都没有益处，除了多一些王八看绿豆，不会把大多数人变成少数人。
大多数人不通过切实有效的努力，仅凭享受发言痛快是发不成少数人的。是大多数人就是大多数人，除了低头写诗和学习写诗，要想对写诗发言，应定位于问询、交流和沟通，要远离高高在上以一知半解的东西去指导人和诱导人，不做任何虚荣之事。虚荣是审美的敌人。
不要以为问询、交流和沟通是写诗的份外之事，不仅不是份外之事，而且是自学写诗的最正确的途径。离开了问询、交流和沟通，只靠“闷葫芦”似的学习是学不好写诗、也写不好诗的，尤其是初学者，要首先热衷于问询、交流和沟通，不能加入麻木不仁的队伍，要避免从一开始就让自己写诗的前途定格为乌有。
说回来。诗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并非由于欣赏惯了自古至今少数人写出来的诗，就以为诗只有这样一种美。诗的美很难说有一定之规，任何固化的观念所指向的都是窠臼。窠臼里不仅没有真东西，有的只能是目光短浅和能够堆积于此变成了皮毛杂货的东西。
比如，刻意追求所谓“立意高远”和“名言警句”等，其观点和做法就是目光短浅的，因而这样的认识便是皮毛的，如果不符合一个人的定位，这些也就是杂货的。
这些东西是欣赏的内容，不是创作想有就有的。一写诗就想这些，是混淆了实践和欣赏的性质，是急功近利的虚荣浮躁表现，只能导入错误的写诗心理和对写诗错误的审美。
所谓“立意高远”和“名言警句”，都不是会一点“墨水”就能平白无故追求得来的，也根本不是“墨水”里的，人身上的修养、经历、悟性才最是关键。
在这方面少数人当然占有优势，大多数人如果不想做少数人，就是永远学习不来的。学也仅能是皮毛，披在身上是“四不像”的东西。与其这么以己之短去博长，何不以己之长来克短？如此才是大多数人也能够把诗写好的理由。
4、知己所长
大多数人的长处在哪里？在一个个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生活，以及应有的定位。大多数人的生活与少数人的生活毕竟有所不同。比如，少数人的素质、能力、经历、阅历、性格，就足以让大多数人高不可攀，那么大多数人还有必要东施效颦吗？如果东施效颦，算不算死路？
少数人写诗也常常要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不然就不可能有大多数人来欣赏。少数人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通常要靠体验、考察、观察、采风、调查等方式来得到有效的信息。
古时候大多数人不掌握文字工具，识文断字的人就是少数人，大多数人的生活靠少数人来代言是可以理解的，而新社会都识文断字，大多数人与少数人靠这是分不开的，那么大多数人也就无须被动地由少数人来代言了。例如，
辛弃疾《鹧鸪天·代人赋》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
这是不是真的代言，不去管它，就当如此。假若这要是由大多数人来写，能力怎样也姑且不去管，试问，会不会比辛弃疾这样的少数人来写更多了几分地气？说到底，大多数人是最了解大多数人自己的。
不论怎么讲，写诗终归是把想说的情感和意思，用诗的形式，以艺术的方式说出来，说得美些罢了，大多数人何必平时说话一个样子，而到了写诗的时候非得要用少数人的语言和借用他们的修养来说话不可？
还是要提一下前面说的话：“有些诗要分什么人来写”。写诗的人都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且非这样不可，这对大多数人与少数人没有分别，不能随波逐流，不能稀里糊涂地看着什么好就学什么，人家的终归是人家的，要先弄清自己的优势是什么，然后才可以有目的、有计划的学，即使不学，自己的优势仍然不会少。
为什么不会少？因为人人都是个性的，且是有个性的生活，谁的生活也无法被另一个人复制。又如，
辛弃疾《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辛弃疾《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
柳边飞鞚。露湿征衣重。宿鹭惊窥沙影动。应有鱼虾入梦。
一川淡月疏星。浣沙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
这四首词，前两首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后两首显然写到了他人生活。比较起来，生活的不同，写起来是有很大不同的，如前两首是着重从自己生活的内部感受来写，后两首是着重从外部感受来写。
这就是因为生活的个性发生了转变，于是定位也要随之改变。少数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写法，是由于有很大的定位空间，也就握有绝对的自由。
大多数人写诗因自身的局限，事实上还不具备这么大的定位空间，所握有的自由度是相对的，其实是很窄的，也就不能稀里糊涂地仿照而行。
5、学会定位的应用
举个例子。我常常要到各地参加教学观摩和研讨会，有的教师以为把课讲到了全国这个程度，便忽视了教师和专家的区别，认为讲话站位高就能显出水平，其实这是贻笑大方的，功夫不到家一张嘴就能露陷，反不如那些有合理定位的教师，尽管有些不足，却让人更觉得自然贴切，不由得美自中来，甚至比专家还讲得好，且更有味道，无意之中便有了专家所不能的地方，因为哪一个专家也不如教师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一个人定位的作用，出于审美又完成于审美。想一想，人与人之间各自所要的价值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说，纵然可以羡慕他人、学习他人，然而嫉妒他人、复制他人，以他人的长处为美而照猫画虎，终是不必、不可，永远没戏的。
写诗无疑也是要遵循此理的。大多数人并非不如少数人，而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才给人以不如少数人的印象，进而越是在这种印象中，越有功利意识，越不得不让自我审美变得更加扭曲，于是与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也是欲速不达的道理，其实就是怎么扬长避短的问题，且是根子上的扬长避短而不是表面上的扬长避短问题。
在上面辛弃疾这四首词中，大多数人要学的是前两首，也就是怎么把自己的生活，包括所见所闻，表达和表现出来，而不是像后两首那样，用少数人的眼光来描述自己这个大多数人的生活。
就比如《清平乐·村居》这一首，由词里的这一家人来写，或由他们的街坊乡亲来写，如果还是这个样子，就必然给人以隔靴搔痒的不自然感受。
写诗写成隔靴搔痒，一方面是生活不够、体会不够造成的，一方面不得不说是由于把自己生活写成了别人生活，或把自己当成了别人来写自己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一边坚持说自己写的东西是真实的，一边又不得不面对被质疑的原因。
写诗一定是要分谁来写的，艺术也从来不是千人一面的。是什么人就要有什么样的定位，什么人就应该写什么诗，包括说哪些，不说哪些，怎么说，这样才能显现出一个人最合理的身份、体面和尊严，也因此在这个定位上所展示的各种权利才是最恰当的，怎么展示也都是有资格的。
这是不仅写诗最起码的道理，也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岂是随便“立意高远”、靠点“墨水”写出了“名言警句”，就能掩盖得过去的？
要知道，大话是谁都会说的，大话在该说的人嘴里就是美的，因为背后有人和事实跟着，在不该说的人嘴里说出来，就是丑的。这种情况谁想倒过来，都毫无意义，离开了实际，这上面就没有道理可讲，再想怎么讲都逃不出信口雌黄和牵强附会。
也不要以为会纸上谈兵就比不会纸上谈兵要好，这等于拿会吹牛的人与不会吹牛的人比而欣赏吹牛的人，仍然是审美出了问题，仍然是从做人到什么的都逃不掉。
当然，更不要以为所谓“立意高远”和“名言警句”只有少数人才行，是因为大多数人有这方面的局限，而不应该明知有局限还要硬着来，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顺其自然最好。
退一万步讲，任何人都有长处，一个人再怎么不愿努力，只要做什么事情都能懂得局限，都不硬着来，但凡能够把自己定位于合理的区间，并发挥出他的长处，不论从真实还是个性的角度讲，他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至少做的不是坏事。
仅凭这一点，就总比好高骛远地瞎努力要强，要美，也更要实效，何况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是不可能没有进步的。
有进步，只要坚持下去，什么好的愿望就都有可能实现，又何况说出的仅是几句有深刻体会的话呢？唯独这个结果是不能倒着来的。写诗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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