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之立于何
一
有人问我：“为什么什么都可以写成诗？”“为什么什么话都可以说？”这是两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放在一块提出来，很合适。
不过，这两个问题都不可做泛泛的回答，否则，“什么都可以写成诗”就等于瞎写，“什么话都可以说”就等于瞎说。瞎写、瞎说，都叫不负责任，不是正常的人应该有的作为。
诗的确是什么都可以写的，且怎么写都成，绝对没有局限，也不可能规定什么可写，什么不可写。正因为这样，就要求一个作者不管写到哪里，就要对哪里有知识和认识上的储备和准备。
相反，凡没有储备和准备的地方，就成了一个人诗也不能写，话也不能说的地方，也就不是“什么都可以写成诗”，“什么话都可以说”了。
比如，春天来了，要写花开鸟鸣，就得知道什么花有什么习性，哪些鸟是留鸟和候鸟，习性、特定、特征又如何。
再比如，写讽刺诗和歌颂诗，从哪里讽刺，该不该讽刺，应该怎样讽刺，歌颂什么，该不该歌颂，讽刺与歌颂的意义怎样，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认知储备和准备跟上，否则便不好写这样的诗，即便硬写也是自找没趣而不自知。
自然，说话和写诗道理一样，即便说话比写诗来得方便和自由，也不是没边没沿就乱开口的。
从说话角度讲，空口白牙说话要比写诗容易，而用文字说话，就比写诗难度大，也难得多。
写诗之于内容，有大体了解就可写下去，说话则因总是要求自圆其说，就必须对内容不仅仅要有一般的了解，还要有相应的研究和属于自己的经验体会，如此才好说话，要不然所说的话就不好站住 。
用文字说话，却站不住，无异于糟蹋文字，毕竟文字与文化总是如影随形的，避免说话浅浮和出现讹谬，是使用文字的最起码要求。也就是说，用文字说话永远不能和空口白牙说话混为一谈。
写诗和说话都是语言表达，唯写诗是为了表达上的美或美的表达，说话则是通过表达有利于信息传达。
写诗可以看做说话的另一种形式。写诗的容易，是在说话基础上的容易，特别是用文字说话基础上的容易。
总体而言，写诗特别依赖的是人的文化程度，尤其在于相应知识和认识上的具体能力和层次。这就是“文而化之”的“文化”，与表面上量的差异关系不大，因而那些用文字说话行不来，却仿佛能够把诗写得来的情形，是不可信的，也不足以效仿。
由此可见，写诗对认知的要求是为了表达准确，只要能够表达准确，什么也就都可写成诗。
说话则依然还是，没有深入研究过的东西，最好就不要用文字说话。信口开河，对于用文字说话的是劣行，尤其涉及到一些观点、观念的东西，这些都不是泛泛可谈的，绝不能凭简单的感觉和日常环境影响下的好恶就发表意见，包括有事实依据也不一定正确。
用文字说话，因为可以保存，就要对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才能让文字具有负责任的交流功能。只有保证说什么话，都能从时间考验的角度，考虑于人有益还是有害，这时才有能力拿起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不好牵强附会来揣度别人的东西怎么怎么样，以下就以本人的例子说明之。例如，
拙诗《七律·雪耻》：
近代神州旷古冤，积贫积弱愕人寰。内忧外患谁之错，暗盗明娼官是奸。
卖国求荣徒自大，引狼入室究愚顽。救星若未横空出，哪得推翻三座山。
用诗表达近代史，这同用文字表达近代史是一样的，都会涉及到具体的知识和认知，以及相应的判断意识和观念、观点。这些地方稍有差池，诗的表达立马会不一样，所有的认识和意识也将是另一番结果。
很明显，本人无意通过这首诗，把近代中国的责任根源推给外来欺凌，如果这样认识就是错误的，而是直指满清统治的腐败，并最终道出中国的出路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说腐败是中国近代耻辱的根呢？问一问是谁看透了这个根就明白了。是孙中山否？蒋介石否？抑或其他什么人，如知识分子，民主进步人士，工人、农民、学生、商人？还是毛泽东之外的其他共 产党人？
这无须争辩，中国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上和反对蒋家王朝的过程中，多少人多少次失败和妥协的事实，便足以让他们自己蒙住眼睛。
腐败是满清灭亡的根，也是人民受欺凌的根，毛泽东是最先也是最彻底认识这个的，也就只有他才能带领党、军队和全国人民，把这个反动的压迫古国和民族的根毫无保留地拔掉了。那么今天呢？有没有让人重新思考的地方？
在这上面，这是用诗来表达这样的认识，用文字说话也是如此（见下）。
具体从一个人看，知识、认识、观点，也包括视野、视角、思维习惯，这些总是相对稳定的，不论他写什么，也就是这种稳定性的反映。
当然，一个人出现割裂的情形是有的。比如，“嘴不对心”，“做一套说一套”，还比如，写诗装文弄雅，说话则毫无系统。这些其实不是知识、认识、观点问题，也不是视野、视角，甚至也不是思维习惯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心态和心理问题，说到底，是日常做人问题。
上面这首诗见于本人“诗词作品”空间（《七律·雪耻》），其下还有个长长的“附记”，是读习总近日发表的一篇讲话时的感受和看法，也是这多年我在一系列研究方面的一点切实心得。
恰恰是这样的“用文字说话”，才真正促成了本人像上面这首诗这样的表达和意思倾向，也包括近期写的几首诗，如《五律·三首一国与家庭之而今》《七律·社会》《七律·写在两会召开之际》《五绝·遐思》等，如果这样写下去，乃至何止一首、百首、千首？
故，将这部分言论，特转来搁此，做个例子，以用于说写诗之事，看看一个人的认知情况与他写诗的联 系。
二
（拙诗《七律·雪耻》附记）：读习总《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讲话，感觉既高屋建瓴，又有怀忧患。
高屋建瓴，在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于把改革开放前后看做同一本质，“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在于强调“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这些都是国人一个时期以来最关切，又一直未曾有明确回答的认识问题，这些认识问题是最关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精神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如果早一点回答这些问题，当今中国恐怕每个人的面貌会更好。
有怀忧患，在于未能从核心内涵和核心发展要素两个方面，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独特性质的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不能解释，也就不能彻底认识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样的人才真正有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且这样的结合能否做得到只能胜利而无失败地，指导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道路。
当这个问题不能解释，对待“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个认知，就不可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共识和科学的行为。
想一想，既然对离中国革命胜利稍远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这样，为什么对直接把中国带出黑暗而引向光明的毛泽东思想却不肯提及，乃至讳莫高深？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人都可以发展的吗？什么人发展马克思主义都能适用中国吗？是否什么人以为抓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几个字，就等于抓住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否就等于学会了毛泽东的本领，或者说，什么人都可以从此撇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去直接跟马列主义要尚方宝剑？
大错之特错，谬之又谬也。只要一个人还不敢说，他有超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实践功底、学问素养、理论水平等上面对认识任何问题和明察秋毫一切事情的一系列智慧，也就不敢说，凭他一己之思，马列主义对他之于中国人民有什么实际作用。
中国的实践最终证 明，不是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也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救了中国，而是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救了中国，归根结底是毛泽东手里的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而不是别人手里的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一切钥匙。历史的失败与胜利道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离开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谁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痴人说梦。
“毛泽东”三个字，永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服 务和为人民谋幸福，这一系列概念中最无法被偷换的概念，哪怕暂时回避、规避，终归不是长久之事。
尽管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几十年过来，这个旗帜到底丢没丢呢？
嘴上说不丢，实际是丢了。每个人宁愿大谈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愿意按照毛泽东思想去想事做事，总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却不知毛泽东思想是干什么吃的，实际连毛泽东思想还没弄明白。
战争时期，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注定是失败的，而最终不得不转向服从毛泽东的领导，怎么到了和平时期，一时看不出胜负了，每个人就都有能力直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大可避开毛泽东思想了？
人的智慧是科学，毛泽东的智慧还无人企及也是科学，战争时期要凭绝对的智慧打胜仗，和平时期也是一样。
尽管一时证 明不出谁有绝对的智慧，也不能忘了天高地厚，各个都以为有绝对智慧似的规避毛泽东思想，甚至抛开毛泽东思想而一窝蜂地以直接去抱马克思主义的大腿为美。
这是典型的市侩作风、投机作风，是违背实事求是的，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更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反映。
在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威信的有一群人，但哪个人也离不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包括像军 事家、政治家这样的人物，也包括像雷锋、焦裕禄这样普普通通的社会主义工作者。
一切事实已经证 明，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个人魅力而与马克思主义威信相得益彰，别的人想用马克思主义来直接树立威信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危险的。
“毛泽东”这三个字，不仅代表智慧的高度，也代表人格的高度，是这两方面完美的合二为一，创造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的伟大而光辉形象。智慧与人格的完美结合，既让毛泽东的智慧最符合人类发展方向，也使他的人格无与伦比的高尚，即使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忘得了，以为过时了，没用了，世界人民也忘不了，也还是以为符合现实，以为有用得不得了。
其实，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不仅也没人忘得了，而且仍是响当当的试金石，无非恰恰是很多人不敢碰，也怕别人来碰的，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例如，当今谁拿起毛泽东思想这把钥匙，谁就要最先接受检验，且做得好不好，说话能不能说到点上、根子上，百姓都能一目了然，反而是不提毛泽东，不拿起毛泽东思想，在好多人看来，好多事情才更好办些。
又如，拉大旗作虎皮，说一套做一套，人前冠冕堂皇背后蝇营狗苟搞腐败，这些现象在有权有势有名有钱有地位的人看来，都是天经地义正常得没人敢管的事情，即使有人管，也是抬手就可摆平的。
如果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么反对他们的人就有了最经得住考验的武器，而对敢管他们的人也就不再好摆平了。比如，一句“斗私批修”便足以让心灵不轨的人要么暴跳如雷，要么不寒而栗。
暴跳如雷者，多半要大喊“左倾回潮”，“文革复生”，无不是意在用改革开放前对阶级斗争的透支来掩盖今天必要的阶级斗争，总之就是不提当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阶级斗争是怎么说的，更不敢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可以发展的，不仅能够挖掘新的内涵，也能够为今天所用，因为不管怎样对待，其斗争性质和革命性质总是想抹也抹不掉的。
不寒而栗者，则一定是另一番面孔，以夹着尾巴的姿态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尽管不失伺机而动心理，也要让人觉得他是冤枉的以企图蒙混过关，总之最不愿失去的还是他的既得利益。
当然，过往的教训说明，提起斗争和革命总不免又有一些糊涂者和蠢蠢欲动的人跳出来，这没什么可怕的。
糊涂者多是骑墙派，根本分不清斗争和革命是怎么回事，只有极少数肯于顽固地站在错误的主张上。其实，他们都不是真的糊涂，而是以别人看来糊涂的方式对人对事以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人总是浑水摸鱼和渔翁得利的积极分子，什么社会、什么时代都少不了这样的人。
蠢蠢欲动的人，则可能是新的“三种人”。他们是内心晦暗，心地叵测的唯恐天下不乱的投机分子，这与改革开放后的腐败分子没什么两样，都是窥探时机虫蛀社会的人，无外乎是这一批还是那一批，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用这种人来给斗争和革命定性质，就等于用腐败分子来给改革开放定性质，是不合理、不科学的。
其实，这些设想都毫无意义，因为斗争和革命有多种形式，不意味就是战争和运动。同样，新时期的阶级斗争也不意味就是你死我活的，因为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双方已经从谁战胜谁的对立斗争，基本上变为了谁改造谁的和平斗争，特别是自我改造的斗争，这是一种类似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在新中国初期是有先例的。
可见，这种斗争和革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除非少数既得利益者真的想把自己变成与大多数人对立的敌人。若如此，则真的证 明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存在和这种斗争的必要。果真这般，什么人的暴跳如雷，乃至不寒而栗，不恰恰是不打自招了吗？还有必要矫情什么？
斗争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斗争，斗争是革命的方式，革命是斗争的目的。既然斗争和革命有多种方式，就说明，任何把斗争和革命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画上等号的想法和认识，虽有借口，过分强调这个借口就是别有用心了。
说白一点，完全可以问一下这一系列问题：敢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想法，为什么不敢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要意欲跨过毛泽东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想怎么发展，又发展得了吗？到底想把马克思主义引到哪里去？跨过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想走党没有毛泽东指导的老路？这是否意味党的路线斗争？这些情形说明了什么？是不是也属于被革命的范畴？这样想和做的人，是糊涂否？还是在党的历史之外又有了什么想法？
凡被这些问题戳中的，也一定是该打问号的东西，其中自然不乏也同样是投机主义者，无非就是这些糊涂者和蠢蠢欲动的人。
说回来。现在的情况，是两个“拉大旗作虎皮”。一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功利做法。比如，嘴上说着坚持，其实除了“坚持”二字什么也不提。
这种情形，表面看似肯定，实际则是否定，也就便于假社会主义之名，行非社会主义之实。又如，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一片“接轨”之声及其做法。
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给自己涂脂抹粉。表面看，这种做法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明知不称职，反自以为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更大，然后借机盗取和滥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方法论，进而假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躲避毛泽东智慧的比较，实际是为迎合各种价值观而投机取巧，最终完成和满足对个人价值的包装。
拉大旗作虎皮的好处，就是造成个中什么人所期待看到的人与人之间都是“麻杆打狼”的关系，从而以利于用一个不自信去哄起另一个不自信，然后用另一个不自信来掩饰这个不自信，并设法达到出其不意欺名盗世的效果。在这种关系中的，谁站得上风，谁就握有主动权。
与其说这两种情况是拉大旗作虎皮，毋宁说是似乎又回到了旧制度老路上的对人民的愚弄。难道中国社会真的开始走向了它的周期律？
我宁愿相信这是被经济冲昏了头脑，而犯了暂时的功利主义，一时进入了对各方面侵蚀的麻痹思维而无法自拔，也不相信以“先锋队”为旗号、以共 产主义理想为党章的人，会实际谋求资本主义，因为这违背党的初衷；更不相信用无数先烈尸骸和热血托举着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会甘愿走一个吃得饱便以为幸福而无所顾忌的道路，因为这不是健康的人类生存哲学，太过低级，低级得猪也懂得这样的哲学；还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走的竟是这么一个肤浅的方向，因为这个肤浅方向与资本主义没有实质区别。
说到底，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戳破的。中华民族早已被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搞得成了一条老船破船，要不也不可能总有让奸臣得势，让汉奸突然猖獗的局面，包括“三种人”借文革而起，贪污腐败借改革开放而把全党全民全社会蜕化，这些都不能不证 明这条老船破船是最该进行革命的了。
人人都会拿“五千年文明”这个大棒子打人，可多少人是为“五千年文明”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呢？对这条老船破船上的人，只有毛泽东最懂得了解他们，分析他们，领导他们，也最懂得怎么给这条老船破船革命，并带来彻底的新生，哪怕跟得上他的智慧的人还没有出现。
可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继续遭受这个老船破船固有的阻力，也承受着各种新兴的阻力，特别是新变革下各种人群普遍智慧不足，以及这种情况下一个个人也要不甘自我沉寂，尤其是有总要东指指西说说的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掺乱。
例如，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要是没有一群新的旧的总抱着西方价值观的人乱在其中，或者未受这些侵蚀，不论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会好办得多，更不会出现空前绝后的以腐败为主的一系列坏现象，包括死灰复燃，余毒又起和形形色 色的崇洋媚外表现，以及不顾中国人自尊自信的自残似的“发明”。
总的讲，知识分子往往囿于某一方面智慧的单一性，包括对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种意识和思想的维护，其落后性质有时要比直接的反动派更有对进步的威胁性，而且这种威胁性又总是混同于知识分子的蒙蔽性里的，这就让知识分子既可充当社会的反动者，又可充当社会的受害者，无论处于哪一种情形，知识分子的本性都意欲指点社会和改变社会，都是时刻可能得逞的人。
从新中国刚稳定下来就急于求成的意识，到浮夸风、放卫星，再到拥护发动文革，又到判定和批判其中的错误，直至文革被否定，哪一部分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
必须承认，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没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比如“忧国忧民”，一是他们本身就分三教九流，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无非比一般的工人、农民更懂得“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们大部分还仅仅处于家里出了坏人就知道以骂祖宗为快的层次，尽管算得上是有“墨水”的人，至多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的一类人。
比如，中国几千年人民群众都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统治，包括后来受新兴资本主义的剥削，可是知识分子们说什么了？然而到了他们蹲牛棚的时候，他们则忍不住了，根本不提是怎么蹲进去的，甚至也不问别人为什么蹲不进去，就直接开始否定社会和时代。
改革开放后也是一样。是谁最没有智慧理解糖衣炮弹的教训而最先吹捧“一切向钱看？1980年代后期至今，是谁让什么样的考试都充满了抄袭之风？如果这时让他们再去蹲牛棚，再去游街，他们是不是就要立马从支持改革开放，转为否定改革开放？
也不得不承认，历来中国知识分子或出于进步意识而追求以身报国，或出于个人和家族虚荣而追求荣华富贵，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形成的对皇权的依赖，使他们总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特别是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局限，也就让他们很难从利己思维中挣脱出来。事实是，以个人的境遇和命运来判断社会的好坏，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共有的观念和心理特征。
这虽然在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仅是值得怀疑的，且注定是不复存在的。
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必然的选择和最科学的论断，更代表着最广泛和最核心的政治意义，是最大的政治。这意味不仅仅是那些不合理、不科学的东西要为此让路，即便是有些合理和科学的东西也要暂时为此让路，否则就等于一个新兴的社会自毁前程。
一个新政权、新制度、新意识形态，新政治体系，不仅要首先维护自身的存在和稳定，更要打造一个面向未来永远发展的有利环境和新的现实基础，就必须有这样的果敢、魄力和无所畏惧的自信。
这是社会主义远大的高瞻远瞩政治观，与西方任何资本主义急功近利和自由主义政治观有着绝对的本质区别。想想今天的中国社会，被这些人搞成了什么呢？似乎在知识分子眼里，这才是合理的、科学的，然而人们的普遍精神感受又是如何？
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最终是以长治久安来衡量的，不是以暂时的表面平静衡量的，这才是一个社会主义新的政权的本质意义。社会主义政权的本质是为人民谋幸福，包括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保障，也是这样的证 明。
其中，物质发展和保障是基础性工程，精神发展和保障才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核心内涵和核心要素。为什么这样说？这不是由什么人的主张和理论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主义这个跨越而来的制度自身独特的进步性质决定的。
同时，物质和发展和保障以人民普遍富裕且平衡为主要特征，精神发展和保障以人民广泛当家做主为集中反映，少了哪一方面都无法再定性于社会主义本质。
再想想，这两方面都达到了吗？除了少数人成了绝对富裕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大多数人的生活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人民一起相对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观，这能否当做鼓吹就这样下去的借口？能否用此解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又能否为这样的不动摇来搞“维稳”？
哪怕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来解释，也无法自圆其说。“初级阶段”仅仅意味社会主义在现时阶段还很原始，还很低级，还在探索阶段，允许出现不可预知的偏差，但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容模糊的，主动制造偏差和重复已有的教训，包括故意掩盖智慧的不足则都是不允许的。
不管从哪方面讲，瞄准长治久安，才是维护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政权最本质的意义，也是这样的基础，而非以急功近利的短视谋求暂时的平静。不要说，没有暂时，哪来长久？这里面是有个把什么看成“乱”、把什么看成“治”这个辩证法的，不是简单大脑里的哲学。
也不管从哪方面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它的政权永远是人民赋予的，永远是要代表人民的，这里不存在暂时代表不代表的问题，也就不能以强迫的姿态来对待各种已经很普遍，特别是积攒下来的突出矛盾。
社会主义政权是党引导和领导人民的前提下顺应民意的结果。这又决定社会主义政权既不是盲目顺应民意，也不是简单专横似的施政，故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的政权非但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谁上台谁说了算，也不具有不到危及权利力就不得不反思的顽固性和落后性，恰恰相反，总是要反思在全社会，乃至每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前面。
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能以大面积“维稳”的方式，来打压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而有利于少数人的积极性的，否则便是自相矛盾，正是该好好反思的地方。
相对应的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能从自身与生俱来所奠定的性质出发，以继续革命的方式防范和遏制少数人的私欲膨胀和渴望满足个人主义生活心理，来保证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这也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权性质不具有资本主义那样，随着各个利益集团的需要而出现这样那样摇摆和妥协的特点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利益集团，就是人民利益，要防止摇摆就只能从“革命”二字寻找答案。
只有“人民”这个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换言之，这个积极性就是人们普遍觉醒起来的主人翁精神。其中，“觉醒”就意味革命，就意味为人民谋幸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牺牲，这个代价和牺牲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获得幸福的前提。
也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意”二字也是有说道的。在欠缺智慧的人眼里，很难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民意，什么是伪民意。一般认为民意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把这想入极端，便是民粹而非民意。
社会主义的民意是带有阶级性质的，也就是进步的性质，是着眼长久的，最终是可持续的，能够代表人类总的发展方向的，这当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民粹主导的自然放纵式民意。
例如，致富是民意，但不择手段致富，尽管人人参与其中，也不是民意。因为这除了民众有无奈而参与其中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在民众觉醒以后这立马就成了地地道道反民意的东西。这里面有个“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的学问和道理。
再例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最早在毛泽东的反对下没能实行起来，甚至成了文革的一个伏笔，改革开放后则成功了，作为民意又该怎么来看？文革因“四人帮”的利用和“三种人”的破坏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虽由毛泽东成功发动，最终却被否定了，前后哪个算民意？小岗村私自拆分集体土地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典型，与现在“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说法，哪个又是民意？
社会主义民意是人的觉醒后的民意，来不得用功利眼光划分，也就不能从一个点去判断另一个点，而只能从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角度来看，也包括一分为二地来看待问题。
“包产到户”虽然符合民意，但受制于农田基本建设，前后显然是一个主观一个客观的。这里面有个客观条件已经变化的问题，很难用一个去证实另一个。文革的发动是当时国内外局势使然，是政权立足未稳而不可能集中于经济建设的结果，其走向还是震慑和制伏了一大批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也同时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经济、文化、民生、科学技术和国家机器体系，其成就更是举世公认的，为什么要用一小撮人的恶行来否定一个无人企及的智慧主张？这里面有个指导思想和具体执行的问题，也是不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小岗村虽然给了“包产到户”以实践上的理由，其性质是否符合当时的全国民意？用小岗村的做法怎样看待今天形形色 色冒死暗度陈仓，以侥幸心态不择手段致富问题？这里面也是需要一分为二地来审视这种事情的功过的，不能用一个现象来掩盖另一个现象。
如何看待民意，这固然是一个政权的责任，但好以国家“中流砥柱”自称的知识分子们，又该怎么审视自身在一个新社会里的表现和应有的智慧呢？
可惜，知识分子们进入新社会以后，说好一点，尚能够理解对他人和旧社会的革命，绝大部分则根本无法理解，也受不了，甚至排斥对自身的革命，又谈何抱着对新兴社会自信的姿态付出暂时的代价和牺牲？
他们考虑的多是个人利益，在乎的是个人生命和生活，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为一切，因而这种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特别是自身革命意识跟不上来的普遍精神状况，一直是掣肘新社会的重要力量，尤其借改革开放而成了决定力量。
这个力量，也是一个时期以来造成各种不利局面和导致现实各种不利环境的最主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今天，以各种腐败为特征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思潮，包括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穷奢极欲等不良作风，都不是哪一个非知识分子就可以轻易发明和轻易得逞的。
邓公虽打碎了知识分子中民粹主义的美梦，宣告了民粹主义在中国走不通，更给了“和平演变”以重重一击，防止了发生苏联那样的悲剧，但也是他亲自把知识分子请上的最高演舞台，却没能防住他们文而不化的危害，也就等于还是姑息了他们中自恃有墨水而人前一面背后一面，总自以为是而不肯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腐朽根性。
几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 明，社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最终也还是属于了少数人，这是导致社会阶层明显，阶级问题和阶级斗争日益突出的根源，无非这种斗争主要多表现为表面看来是各种利益斗争，似乎不是直接关乎生存的对立斗争，因而带有了一定的迷惑性。事实是，这种斗争的实质很多是相对生存与绝对生存、相对利益与绝对利益、相对权利与绝对权利、相对尊严与绝对尊严、相对地位与绝对地位、特别是相对弱势与绝对强势之间的斗争，其对立性质和对抗性质是显著的，稍有观察便知，很大程度上也根本不存在可调和性。
这种不可调和性一般表现在，一是没有国家机器的干预就不可能调和，二是国家机器很多情况下已经通过钱权交易和暗箱操作被强势群体所操控，这就让相对弱势的一方时刻处于被欺凌和没有尊严的境地，已然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压迫性质了，而且阶级的实际形成和以实体性的大规模存在，包括作为压迫阶级赖以生存和维持的为了实现垄断、剥削而形成的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攻守同盟，也都是有目共睹和无法否认的，不然也形成不了这般举国“乌鸦一样黑”的气候。
这种不可调和性的另一面就是，对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社会各个层面或不敢承认，或反对承认，包括在维稳的压力下，社会广泛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和安于现状等情形，在这诸多较量中，各方利益都仿佛占了上风，造成阶级的形态往往给人以真真假假难以分辨的印象，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所未见的非稳定的，处于不断转化中的。这其实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一定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所呈现出的新的特点和特征，并不能用旧的观点和思路来等而视之，等视就无法看到这种新现象。
不管什么人认可不认可这个判断，人民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感受已从社会上消失，这总是判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标志。其证据便是，代之而来的是“小鱼吃大鱼”和各种裙带关系、官官相护现象的沉渣泛起，尤其是少数人重新占有了绝对利益和话语权，官员和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重新成了最先腐败、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想想看，这像是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吗？是什么人害怕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换个问法就是，是什么人最怕毛泽东，最恨毛泽东？又为什么怕毛泽东、恨毛泽东的人今天不怕、不恨马克思，甚至还敢大张旗鼓地迎合马克思主义？
答案就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子性的命题上。历史经验说明，这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秘密，也是中国革命从开始到未来最致命的要害，但这个秘密在毛泽东手里和毛泽东思想里面，却不在其他人手里和头脑里，因而意味只要避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命题也就不可怕了。
任何智慧的思维都不是从利己出发来考虑社会问题的，改革开放的智慧也没有从利己解释的权利。
然而，改革开放恰恰是被利己解释了的。比如，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为什么只强调对真理的检验，而不强调不同智慧对实践的决定性作用？
又比如，同样走石达开的行军路线，蒋介石认为毛泽东走不出来，是不是实践检验真理的观点？而毛泽东则坚决要这么走，又该怎么解释？
假如真的没走出来呢？又为什么毛泽东总是一次次地能够证 明走得出来？显然，实践与真理的大讨论，不知是否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地，都是无视了这些的，其实就是犯了以偏概全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是以一种主观主义错误去扣另一个主观主义错误的帽子的做法，掩盖的是重要逻辑关系和重要哲学原理，这就连智慧的错误都算不上了，反倒是浅显的常识性错误。
可见，尽管都以实事求是为追求，也的确都是奔着真理而去的，即使如此也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其实就是怎么看待实事求是的是、以什么为实事求是的是这一智慧上的矛盾。不妨引一段毛泽东的论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那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不仅有着高深而缜密的理论水平，也有着别人无以企及更体会不到的实际本领和经验，是独一无二带领中国革命走出来光明道路的人，对这多素质和内涵集于一身的人，能否被他人讨论不说，到底谁能比毛泽东更能说清这个实事求是的“是”呢？
又可见，这样一场空前的大讨论，也是带着极其重大的漏洞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的，也就必然注定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问题，本来都是可以提前防患的，也就是可以避免的。
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和其中的腐败现象，从哪个角度说，也绝对不是不可预见的，绝对不是不可防患的，恰恰是因为智慧不够而一定程度姑息纵容的结果，纵使归咎为不可避免，然并非国内外没有先例，或者归咎于没有经验，又无异于承认犯主观虚无主义和耍无赖。
换言之就是，改革开放不是谁和谁的分庭抗礼，也不是用一个诋毁另一个。改革开放做的只是一件毛泽东未竟的事业，除了特点特征的不同，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而且在事实上，这方面并非他没有做过，也不是没有系统的论述。如果好好学学毛泽东思想，或者对毛泽东思想没有成见，敢于面对和承认人民当家做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和“拒腐蚀永不沾”，哪怕如此稍稍接近一下毛泽东的智慧，就不会放着明灯而看不见，乃至垢损它，反以“摸石头过河”为本领。
抚今追昔，改革开放不过是从否定文革的功利中走来的，并没有从社会总的发展规律上，来彻底而无私地反思自身与文革比较起来的谁是谁非，这同只提马克思主义而不提毛泽东思想，病出一理。
现在的中国共 产党，实际是被一些价值观得逞的人搞成了只有毛泽东的旗号，而实际又是普遍去毛化了的，这是党自身把人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自觉信仰说成“个人崇拜”的必然后果，也是给党内党外促生历史虚无主义而给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带来各种契机的必然结果，转而才让社会大面积兴起了对各种不合理的价值观崇拜和偶像崇拜，包括对西方政治崇拜，进而才导致了党内大面积腐败和社会道德下滑，直至意识形态严重受损，人人思腐难以遏制。
造成这种不利局面，其实是不值得的，因为这并不需要多大的能力和高深的学问就可以防范，况且毛泽东说的话和毛泽东思想就摆在那里，无不把这种情形说在了前面。例如，毛泽东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和“两个务必”的论述。
之所以发生被动不利局面，原因其实简单得很，无非是因为人的精神世界不可失去支撑而带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是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健康支撑就不得不寻求不健康支撑的必然结果。
就是这么一点小小因果关系，竟造成了党内党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空前怀疑和普遍背离，也成了导致此后一系列后果的最原始根源，更是把好端端的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兴文化、道德风尚和精神风貌重新打碎，进而掣肘改革开放的自酿苦酒。这对任何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包括嚷嚷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谓多么大的讽刺。
殊不知，领袖崇拜不是一般的崇拜。领袖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志代表，既是这种一定范围内意志的核心，也是最大程度上对群体意识的集中反映，崇拜领袖既等于对一个群体和它的核心的重视和尊重，也等于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重视和尊重，这既属于任何一个人和他所在的群体相互融合与信任而形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怀，也是这样的根，如此才提得上集体主义、民族认同、人格自信等一系列好的人际关系、精神风尚与凝聚力，不然，“树倒猢狲散”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便永远是等在那里的。
是这种智慧上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现实的洞察力和对后果的预见力的欠缺，包括后来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估计不到位，都最终反映在了“怎么致富”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实际还是因为对国情的不了解，或曰了解太肤浅，根本不具有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样的认知态度和智慧，进而盲目理解了“矫枉过正”，也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做了教条性运用，这些都不得不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问题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首先就是敢于面对错误，至少要敢于把这些智慧不足当做问题来研究，而不是一边讳病忌医，一边毫无量力地急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然，这依旧等于一边反对一种“带病工作”，一边又犯着另一种“带病工作”的错误，其后果仍然是避免不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就还会从表面上理解社会发展，认识不到社会发展永远都是前无古人的工作，从而忽视对毛泽东智慧和毛泽东思想巨大内涵力量及其指导作用的重视，就走不出用“摸石头过河”这个简单思维来看待人类发展历史和改革开放本身。
毛泽东的智慧和他的人格威望是无须主动树立个人威信的，因而毛泽东也是最早反对对他个人崇拜的人，也就见不到他在公开场合以个人意识对待自己和他所干的事业。相反，后人所缺的也正是这个。不得不承认，几十年来智慧的不足还是使党最终不得不处于了反复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被动局面，进而未能，也实际不可能逃出新的一次次个人崇拜的命运。例如，总离不开要说“团结”在某某周围。
这说明，一边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去毛化，去毛化又是没有前途的，一边又不敢承认去毛化，也离不开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某些做法，自然就让党的指导思想和核心领导力不得不出现了严重的自我矛盾现象。这种情况是改革开放前所没有的，更说明，离开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指引，党的威信也必然要同自己的历史发生矛盾，进而掌控各种局面的能力，特别是防微杜渐的能力，就不得不总是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和被动。
宁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走前人撇开毛泽东而注定失败的老路，为什么不通过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承认在中国离开毛泽东就学不会马克思主义？
什么人都想直接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证 明自己和毛泽东一样伟大，是不是犯了和前人排挤毛泽东一样的幼稚和空想？
也不要用“取法乎上”来做借口。例如，甲骨文通过与一系列实用结合最终形成了楷书，但在甲骨文里是学不会楷书的。这说明，以教条主义脑袋和这点小聪明怎么也是称不上智慧的，不老老实实地该从哪里学习就从哪里学习，再怎么喊“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再怎么热衷“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都注定是徒劳的，最好的结果也是重复历史上的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成就在于经济，而经济只能是毛泽东未竟事业的一部分，是为人民谋幸福中的一部分，比起毛泽东的全面才干，仅仅经济上一枝独秀似的发展有什么可炫耀的吗？况且这也是在坚持毛泽东缔造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其优越性的结果。
难道改革开放后的成就，真的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无关了？真的是一部分人撇开毛泽东而独自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
或许是的，要不然，除了经济，除了吃得饱，怎么会有人说“穷得就剩钱了”？也不要以为这是句牢骚话，同当年“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说的一样，要分谁的耳朵来听。
听进去了就是国情，就能避免好多教训，就能关注所指向的对改革开放的掣肘，就有办法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走得更远、更快、更好、更和谐，听不进去便只能继续武断地依然故我，只顾看得见的经济建设，顾不上也看不见，更无能于社会全面发展的紧迫性，也就很可能把人们对生存物质基础的追求，当做追求幸福的核心要素来对待，而最终既无法从理论到实践对这种概念上的混淆自圆其说，也无觉于真正的民意，不得不落得总是“顾头顾不了脚”还不自知。
究根结底，经济建设关乎的是吃穿住行及其生活享乐问题，具体到吃饱吃不饱，有多少财富，这对生存幸福固然重要，而且永远重要，但幸福却无法用这些衡量，因为这只是幸福的基础，可以给人带来从贫到富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而出现暂时的幸福假象，却终不是幸福感受的核心，一旦习惯了相应的生存和生活现状，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和对精神满足跟上，人们依旧会感到精神空虚而觉得灵魂无以寄托，就定然让一点点的幸福假象也荡之无存。
这说明，物质仅仅是幸福的土壤，却不是幸福的根，幸福的根终究在人的精神里，是人的灵魂以什么为幸福和对幸福感受怎样，才关乎着幸福的在于不在，程度如何。
这也说明，以物质追求为幸福的寄托，是对人的贬低，因为人性也不是根据物质据有的多少来衡量的。事实是，物质追求在没有精神追求跟上的情形下，一定是泛滥成灾的，这不仅无助于幸福的感受，反倒是对幸福感受的扭曲，是让社会人心涣散，充斥各种不合理价值观，最终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
这进一步又说明，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渴望和怎么呼唤和谐社会，如果忽视或不能正视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不改变对物质追求的实际性质，社会再怎么富裕，人也不可能摆脱像在生存和生活条件极其匮乏的社会里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样的以动物性本能活着的低级人性，于是如此这般发展的人类未来就可想而知了，包括叫不叫社会主义，其相应的进步性质是不是敢毫无顾虑的肯定，也是难说的。
不能把人类自我及其社会的发展，仅仅看成是生产力的单一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单纯增加，这之上之下都不能离开对人和社会精神建设方面的重视，特别是必须提 供这样的契机和相应的舞台，首先就是给这样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最有力的呵护，并杜绝一切妨碍这个契机和舞台的错误认识、思想、观念和做法。
再就社会政治讲，政治是统治在和平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个政权具体的认识、解释和这样的作为。尽管统治有很强的政权性质，即政治主观性，但一个政权的上台一旦达到基本稳定，就不能长期用主观需要来掩盖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规律，也就必须回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真谛上来，并及时给出这样的认识，做出这样的解释，从而统一整个社会的做法。
社会主义的进步性要求它是最讲政治的，但不是按一个人、一批人的政治动机来讲政治，而是按全民总需要来讲政治。这个总需要反映着政治最合理的才能，尤其是最合理的政治领导才能，是充分估计如何带领全民对准未来真正发展方向的结果，只有这样也才是社会主义该讲的政治。
这样讲出来的政治，既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也是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实际意义和这样的责任，就必须减少政治的主观性，其实是减少因智慧不足而导致狭隘和短视的一面，毕竟带着全民“摸石头过河”风险太大，教训很难避免。
同时，“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说法，哪怕再表面有理，再能迎合里巷村街人群的意志，也要从国家层面分清这样那样的性质，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所要的性质，什么不是。不分性质，就等于不懂得社会主义政治，非但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的实事求是，反恰恰是盲目放任式政治，也是最终不得不以高压方式一遍遍收拾残局的政治，且很难奏效，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统治应有的智慧。
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这种认识和见解，是在充分领会毛泽东的思考方式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性内涵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的，除此之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见解。
即使马克思主义再科学，也没有对社会主义政治长期而具体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与其幻想从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为其贴上实践的标签，不如从过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运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去发现新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才不啻为根据中国实际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继续运用。
这之中，尤其包括在当今对资本主义可能是科学的东西，而对社会主义不一定是科学的东西的认识。通过这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进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在坚定自信的同时，于实践上的得失进行果断反思，因为这些指导思想过分集中于瞄准经济建设，不无挂一漏万之处，且因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同形成和发展，接受检验的时间不仅短，而且很多教训也是深刻的，很多矛盾也是无法掩盖的。
社会主义政治要有这样的直面精神和这样的勇气，这不仅是对政治自身的自信，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人民的自信，那些担心因此而乱起来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不敢担责任的，其实是没有事实依据而盲目害怕的逃避主义，更可能是别有用心的对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自我保护主义，因为全国人民对经济建设内外的各种倒行逆施早已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哪怕乱也是乱了少数人，因而这种担心不是不进行反思的理由。
概括而言，中国社会，就是要有既真正懂中国国情，又富于绝对智慧的人来领导，前者保证中国人不自乱阵脚，后者让中国人始从有明灯指引。
想一想，毛泽东的大脑是否简单到得意于“一俊遮百丑”？是否是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在智慧者看来，管理党和国家是否通过“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这种外部制约，就能彻底解决党自身和社会的腐败问题？党是怎么“起家”和壮大起来的？是一味靠制定外部制约，还是靠时刻结合和特别重视党员和干部在内因上主动进行思想的自我武装？党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起来而最终真正具有了为人民服 务的先锋队性质并在人民中树立起威信的？是凭某些人害怕人民监督而提倡自我监督的幼稚主张，还是靠毛泽东提出的广泛接受人民监督的强大主张？
或者就想一想，一方面经济崛起，一方面腐败严重，这二者是必然的关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忧患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