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的思想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学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中所指出的三个“讲求”，既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精准概括，也是对当代新诗创作如何有效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所指明的正确方向。

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这是文艺创作在审美运思上体现出的独特方式。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审美表达首先是托物言志，其次也追求情与理的合一。其实，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这种古典的审美运思方式，新诗表达中也较为普遍。在诗歌创作中，诗人抒情与所托之物多数情况下就是诗歌所选择的意象，比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穆旦的《春》、郑敏的《金黄稻束》等诗中的意象都是精彩而生动的，富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传统美学思想。不过，与古典诗歌中的美学意象具有高度的公共化和集体性不同，中国新诗中许多作品的美学意象更体现为个人性和私人化，这一方面折射出诗人个体创作的差异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读者阅读和接受上的障碍，读者往往抱怨新诗“晦涩”“艰深”“无法卒读”，很大程度上是与新诗意象凸显个人化的特性相关联的。在新时代里，中国新诗在有力继承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同时，还要既考虑读者的接受，在意象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寻找更恰当的契合点，又要加强诗歌教育与宣传，不断培养和提升读者鉴赏新诗的能力，这样，新诗中的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所阐之理才能给读者带来影响，被读者理解与接受，读者才能真正从中获得教益与启迪。

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这是文艺创作在审美表现上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回眸历史不难发现，百年新诗史上具有含蓄蕴藉、言简意赅等美学品质的诗作极为丰富，如卞之琳《断章》、穆旦《赞美》、余光中《乡愁》、洛夫《边界望乡》、氩弦《红玉米》、舒婷《双桅船》、顾城《一代人》等，都是体现着“含蓄蕴藉”的古典诗学特征的新诗名篇。不过，相比古典诗歌，新诗在语言的锤炼和词语意义的容量，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常常显得拖沓和琐碎，总是不够含蓄和凝练，这成为了很多新诗作品的通病。诗人郑敏曾多次撰文批评新诗语言表达的散文化明显、缺乏凝练与内聚力等毛病。如果说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文学体现出较高艺术水准的美学尺度和创作原则的话，那么，到了更加重视自身发展规律的文学新时代，中国新诗必将在回眸反思百年历史发展的轨迹，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以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含蓄美学来约束自我，从而创造出更有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的诗歌作品。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是文学创作达到高妙艺术境界的精准概括。作为重要的诗学范畴，“意境”在古典文学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著名美学家叶朗指出，古诗中的“意境”会给人一种特殊的美感，“在这种美感中,包含了对于整个人生的某种体验和感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由此可见，意境深远是对一部文学作品达到较高艺术境界的最充分肯定，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因此构成了一个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追求。百年中国新诗尽管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但离“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艺术化境还有很大的距离。新时代诗歌必将会以此为美学目标，为当代中国文学奉献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精神产品。

事实上，最近五年来，中国当代新诗已经在自觉继承古典文学传统、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上作出了较大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向历史提交了不少不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李少君《我是有背景的人》、胡弦《观楚舞记》、陈先发《九章》等，都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优秀之作，它们在积极承接传统精髓、大力弘扬中华美学、重新铸造现代诗魂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上述情形表明，以自觉继承古典美学传统为己任的新时代诗歌，其美学迹象已经在最近五年来露出了显而易见的端倪。

总而言之，以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讲求”为宗旨，新时代诗歌将会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上作出表率，并在新诗已经迎来的第二个一百年里展现出更为迷人的精神风范，结出更加丰硕的艺术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