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没落的中国诗坛（上）转载
羽佳蒙汜 发布于2018-10-31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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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落的中国诗坛（上）
石 泉
浩叹：荒漠的精神家园
是与非、治与乱、兴与亡、功与罪，都在这里收藏；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这里展示；尊与卑、贵与贱、富与贫，强与弱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更有山的雄奇、水的灵秀、花的凄美、月的迷幻，以及四时交替、风云流转，都是那么发人精思与玄想，那么令人慨叹给人感悟。如果没有这方圣洁的精神家园，人世将是何等苍白！一个民族的土壤里，生长不出诗歌，那是多么可悲！人，是恐惧心的空乏和蛮荒的物种，精神饥饿是多么可怕！
作为诗国的子孙，我们不愿意看到诗歌的沉沦，我们拒绝心灵的荒漠，可是，我们无奈地看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已是茅封草长，叫人恐慌！
年年有“年度最佳诗歌”问世，当我们用虔诚的心捧读这些“最高的星宸”，我们绝望得几乎要掩卷而泣！
更叫人无法忍受的是，神圣的诗歌，成了戏谑、恶搞、作践的玩物。一班“自恋诗人”，声称“诗是贵族文学”，用变态心理来摹状“高贵的内心感受”，凡人无法理解；一班“诗人，用谁也弄不明白的迷语、隐语、呓语、诳语和病语来；一班“自大诗人”，还没弄清“后现代”的实质，就急于标榜，“破权威”，破出狂妄心态，“去中心”丢掉文人风骨，“拆结构”拆得鸡零狗碎；一班“自残诗人”， “乱把白云揉碎”，母语被剁成残片，“诗”弄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一班“自虐诗人”，效法“网上成名”，把丑陋的与丑陋的意象“虐”给众人看，以“拯救诗歌”；更有玩世不恭的“软件诗人”，网上提供诗歌快餐，简单得只要输入几个词，一首诗便跳在你面前。这种乱象，难道不是对诗界莫大的嘲弄吗？诗被弄成笑柄了，居然还有人出来吓唬“不懂诗的人不要妄谈诗”！
诗歌的远离群众、回避现实、漠视民间痛痒，是现代的“古老”话题了。体察国运民情、感怀时事的诗，当然不是诗的全部，但素来都是诗中的黄钟大吕。当代诗人，难道全都麻木了？
当然，我们很乐意作这样的自我安慰：在我们这个伟大的诗国里，源远流长的诗性精神，不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干涸和断裂，我们的时代不会留下空白，然而，画饼毕竟不能安抚我们饥饿的心。一年又一年，我们望穿秋水！
诗神真的遗弃了我们这块人杰地灵的东方土地么？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中，世世代代奔流不息的诗性精神呢？我们不能不在内心深处，发出千古浩叹！
一叹诗人不遇时。包容诗歌的雅量，早成昔时的韵事了。本来，诗人天生就是完美主义者，总是竭力追求生存状态的理想化，企求现实的尽善尽美，并非刻意要与谁作对。这种追求，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动力，没有这种动力，连希望的翅膀都折断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活力？由于追求完美的天性使然，真正的诗人总是不屑于为官方歌功颂德。事实上，历史上的“御用诗人”、“歌德派”，都形成不了气候，更产生不了多大的后世影响，难道不是吗？与政治家更关注乱与治、理论家更关注是与非、道德家更关注善与恶、史学家更关注兴与衰，法学家更关注罪与罚、美学家更关注美与丑一样，诗人更关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总要求哪怕一首小诗也要对社会做“全面”、“历史”的分析，很不现实。在这种苛求面前，谁还能张口，张口便有错。谈诗的兴衰，必及唐时。女皇则天，读到诗人骆宾王讨伐她的檄文，大加赞赏，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唐宪宗看了白居易百多首讽谏诗后，觉得很好，不仅不怪罪，而且召其为学士。唐代帝王多善诗，极少不善诗的也爱诗和理解诗人，当权者如此善待诗歌，唐代诗文无不盛之理。上下当政者要有雅量、给诗歌更多的理解，这点要求一点也不为过。事实上，一首小诗，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作不起多大风雨。叛逆诗人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谓牛气冲天，如果他不是真的大动干戈把皇帝逼出京都，只凭几首菊花诗也并不能把李唐王朝怎么样。
二叹诗歌尽失语。诗的话语权早已收归“国有”了，话语权被垄断了，诗人怎能发出内心的不同声音？在风风雨雨的社会现实面前，诗歌失语了。作为内心丰富和语言大匠的诗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内心无法渲泄、睿智无法传播。诗歌的失语，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表明的，是现代社会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调集各方力量，令人“无所察觉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结果。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适宜于优秀而伟大诗歌的生长与传播吗？平心说，各类官办文学刊物，生存也不容易，为了不折断生存的“翅膀”，就得仰人鼻息，岂敢僭越？在对待具体作品上，就得如履薄冰，使出“看家本领”，特别在“敏感问题”上，就得拒绝深刻，宁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语境下，就算是产生了《离骚》一样伟大的作品，也逃不脱胎死腹中的命运。
三叹奈何文字狱。一首还谈不上是诗的打油体，讽刺了“父母官”都会招来祸端，这种气候，真正有力度的作品怎么可能问世？说是文化环境宽松了，你可以写神写鬼写精写仙，可以写暴力、魔幻、恐怖和隐私，还可以大写特写“下半身”，大量生产文字垃圾，但要切中时弊，你就得讳“光”讳“亮”。“文字狱”事件尽管只发生在一地一县，却有着“典型”意义，也是对当今文化环境的“概括和提炼”。“个人崇拜”时期只崇拜一个人，当下可是层层“崇拜”泛滥，对台上的“官” （“公仆”早已回归或者蜕变为“官”了）只能唱颂歌，吹政绩，讽刺、挖苦和披露“官衙”的失误或者恶行，是件了得的事，往轻里说是“诽谤”，往重里说是破坏当地的“政治稳定”，这种人不抓还有什么人可以抓？。要写，你只能写已经倒台的官，一只死虎，任你多踹几脚也无妨。
当然，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悲剧性的，但也是坚韧的，他们身处逆境不合时宜，他们颠沛流离风雨剥蚀，但他们却一定是初衷不改矢志不移。因此，我们坚信，真正的中国诗人，一定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民族。当后人读到他们的杰作时，也许会惊奇得拍案称绝，感动得掩面而泣，崇敬得恨不逢时。但是，那究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呢，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莫大讽刺？
■ 拷问：没落的中国诗坛
当今诗坛，谁主沉浮？旧时代早已封进古墓，按理，应是民心民意。而实际呢？只有天知道。
诗坛本有引领潮流、开辟风尚的社会责任，可是，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人从“象牙塔”探出头来自我解脱一番：诗歌承载不起济世安邦之重云云，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事实是，一些“峨冠博带的诗人”，其实不是在作诗，而是在“作秀”，民心民意在他们那里，一文不值。因此，百姓拿他们不当一回事，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还看到，一些“诗歌理论”，也在那里绕山绕水、装腔作势，作渊博状，作高深状，混淆视听，让人费解，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常常搭错神经。
诗坛是神坛，亵渎诗神必将自取其辱，这正如权力是神器，玩弄神器终究要自毁名节一样。
一、诗坛能拒绝“人文关怀”吗？
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到“长太息而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骚”，再到“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感人诗篇，延伸几千年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品格，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人性的解放、人格尊严的维护、人生理想和追求的认定，应该是“人文关怀”最核心的内涵，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特色。
“人文关怀”应是诗坛的灵魂。失去了这个灵魂，诗坛就成了不济苍生祭鬼神的“尸”坛，诗人就成了全无心肝的“尸”人，诗歌也就成了躺在精神病床上哼哼唧唧的“尸”歌了。中国古代诗歌，不仅直接入世的诗歌渗透了人文精神，即使山水诗、风月诗、花草诗，大多都折射出人文精神。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这类诗，不仅是通过对自然风光的赞美激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满足人们对大自然的审美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他冲破束缚、追求自由奔放的情怀，这可以说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人文关怀。
当代中国社会，物欲的膨胀直接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种冷漠，也让诗坛冰冻三尺。什么“人文关怀”，好象都成明日黄花了。“诗”，从现实生活中“超然物外”了，进入了纯粹的“自我心灵观照”了，许多“诗人”追求的是远离世俗的“纯诗”了，所谓“诗就是诗，无须承载什么”。什么叫“纯诗”？法国诗人瓦雷里说的“纯诗”，是从诗与散文分界的意义上说的，而我们一些“诗人”，却把它误读成“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入世”的所谓“纯诗”。问题是：诗，真能与社会生活绝缘吗？象“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算是纯之又纯吧，但对恬淡宁静生活的赞美之情，还是折射出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从而反衬出官场的污浊，这仍然没有排除个人对社会的情感体验。退一步说，就算这类诗是“纯诗“吧，难道“诗”只能是清一色的“明月、清泉”？在多数人仍然处在为生存打拼的现实生活中，“诗人”躲进自我“心灵”，对人世的苦难、祸患、哀怨以及世道的不公熟视无睹，这是不是太自私、太无情甚至太无耻了！如此冷血的人如果也可以称作诗人，那么，作为“艺术家”的诗人，究竟还有没有良心一说？
诗不入世、远离现实生活，不注入人生的情感体验，不输入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不能启发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不能激发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不能引导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剩下什么呢？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了，但一般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呼声，并非一日。诗坛究竟推出了多少作品为社会底层仗义执言过？搞清楚，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的可是被赞誉千年的盛唐时期！当代诗坛，究竟是失去了知觉，还是丢掉了骨气？
二、诗坛能抛弃“诗性精神”吗？
春秋时，齐国的权臣崔抒谋杀了庄公，太史令秉笔直书“崔抒弑庄公”，把崔抒的篡逆恶行记载在史册上，崔抒杀了这个史官，其弟复书，崔复杀之，小弟复书，崔抒为之震慑，只好作罢。司马迁写“景帝本记”，善行恶行据实记述，得罪了汉武帝，武帝找了个借口把他打入死监，司马迁不改初衷，完成了《史记》这部千古信史。这些史官的“气节”，是何等悲壮。这种“气节”同样也在诗家的血脉中奔流，诗家与史家的“傲骨”是一样的，只是言说的方式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诗坛本体的“诗性精神”。
如果说，“人文关怀”是“诗性精神”之“魂”，那么，坚守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充满反叛和创造意识，就是“诗性精神”的“骨”。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多是背时的，但他们却“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从“受命不迁”、“深固难徒”的“诗祖”屈原，到“禀气寡所谐”、“违已讵非迷”、“吾驾不可回”的“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次冒死谏政的陈子昂，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仙”李白，到“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不虚美、不隐恶的“诗圣”杜甫，到“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诗佛”王维，到年少时就呤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千古名句、“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到公开宣扬“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的政治家诗人王安石，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经过几度流放一度下狱的苏东坡等等，都是这种“诗性精神”的实践者，如果没有这种“风骨”，他们的诗能“作金石之声”、千古流传吗？
讲到“风骨”，就不能不提及“魏晋风骨”，凡大诗人都推崇的“魏晋风骨”。那个时期，强调群体秩序、压抑人性的儒学衰微，推崇个性自由、解放人性的玄学兴盛，带来了文学的空前繁荣（但玄学同时也带来脱离现实的恶果），尤以诗歌的成就最高。以“三曹”、“七子”、嵇康、阮藉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风骨”，承风骚之遗韵、师乐府之传统，他们的作品，多直抒胸意、自由奔放、慷慨悲凉。后代的大诗人如李、杜，均师法并推崇“魏晋风骨”，以致诗坛的每一次重振，都会撑开这面“诗性精神”之旗来开路。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诗坛抛弃了“诗性精神”，只会带来清谈虚妄之风、绮靡浮艳之气。按陈子昂所说，自建安、正始年间到唐初的五百年中，文学走的是采丽竞繁、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之路，作品内容空虚，境界低下、脱离生活、全无内在精神、没有风骨。我们可以查阅一下，在宋齐梁陈一百六十九年间，诗歌除了在表现技巧上有所突破之外，诗坛能拿得出几首经典之作？经历了五百年的绮靡浮艳，终又回到“诗性精神“的正道，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今诗坛不振，虚假繁荣的外表掩饰不了空乏荒凉的内心，显得没有血性，没有活力。从大体上说，症状类似齐梁之风，却不如齐梁，齐梁尚有技巧创新，今日诗坛究竟有什么呢？许多人只从旁门左道上找原因、找出路，不及根本，隔靴搔痒，甚至离题万里，有的想接近本质，却是那样的吞吞吐吐、如鲠在喉。诗歌缺失“诗性精神”、丢了风骨、消极颓废；诗坛缺失明朗导向、正气不申、误导成患；相关政策官气十足、缺少宽容、没有大气。这难道不是当今诗坛的病根吗？如果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愿正视、不敢正视，中国诗坛真的是没有希望了。难道要唤取“诗性精神”的回归，还要再次付出五百年的代价吗？
三、诗坛能漠视“民心大局”吗？
据鲁迅之子周海婴说，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鲁迅活着会怎样”时，说过一句使人惊愕的话：要么在关在牢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对此说，有人证实，有人存疑。我想，不管此说存不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文人或下监狱、或不做声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当然，还有一批成了“歌德派”了。凡经历过或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存疑吧。
“识大体、顾大局”，历来是为人称道的德行，这当然无可挑剔。问题是，对“大局”作何理解和解释。
有以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为“大局”的，也就是说，顺乎民心民意才可以称得上是“顾大局”；有以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为“大局”的；有以唯君王的意志为“大局”的，惹恼了，君王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在唐太宗那里，用“民本”思想来维系皇权统治是“大局“，他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谓“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他能从谏如流，即使是有损尊严，也不放弃“大局”。“贞光之治”与这种“大局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在梁武帝那里，维持萧梁王朝的统治，维护皇亲贵族的特权是“大局”，表现在执法上就是“急于黎庶，缓于权贵”，放纵亲贵为非作歹，其结果是自取其祸，在“侯景之乱”中被逼饿死；在晚年的唐玄宗那里，“安享太平”是大局，李林甫、杨国忠算是最顾这个“大局”的了。杨国忠为了粉饰太平博得皇上欢心，隐瞒“大雨败稼”之情，竞“择善禾”报送皇上，并追查如实上报灾情的地方官，如此君臣，不爆发“安史之乱”才怪。在宋高宗那里，“偏安一隅”是“大局”，秦桧是顾“大局”的，岳飞是不顾“大局”的，结果呢，忠良受害，奸臣败国。当然，历史事件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复杂的个人因素，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一样愚蠢的。我们这里，是从对“大局”的理解这个层面上而言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其结果天差地别。
当今中国，早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按理就应该是一切以民心民意为大局。但是，连傻子都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部分“公权”的官僚化、政客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合理程序、缺失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公权”，极易产生大大小小、一任连一任的“专权者”或“独载者”。这些人，把“私货”摆在“公权”的天平上，都会强调自己所认定的“大局”，不“独裁”就“不习惯”了。封建皇帝尚有维系“万世基业”之忧，封建王侯尚有“斩断君恩”之忧，朝廷命官尚有诛门灭族的“风险”，由于时代的进步，这些忧虑他们都没有了，无忧一身轻了，因而视民生为儿戏，置民心而不顾，滥权行为变得十倍疯狂，以至上面不得不一次次划出新的“底线”，要知道，有些“底线”甚至比一般百姓的做人准则还要底，而他们，还是感到“受不了”。这类官僚、政客，对付上司能掇臀捧屁，对付异已能“庖丁解牛”。他们自己的言行大肆违规乱矩，天天在那里制造“不安定因素”，却可以随意用自设的“大局”来打异己的“趵蹶子”，可以用维护地方安定的名义，把言论冒犯者“捆成粽子”。所谓“彭水诗案”，不是作了很“经典”的“诠释”吗？
这就是说，现实生存环境的改造，仍然需要雄起“诗性精神”，来传达“民声”，申张“民气”。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诗坛，能够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对民众呼声充耳不闻吗？民心民意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局”，难道现代诗坛能堕落得连古代的“乐府”都不如吗？难道现代诗人能消沉得连“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古人都不如吗？我们并不是没注意诗界年年有“采风”之类的活动，可是，那究竟“采”的是什么“风”呢？
“路不平要铲，理不公要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它的魅力及影响，有其它表达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诗坛为什么总做“小媳妇”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呢？
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反映民意，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诗歌还能为民众喜爱吗？诗人还能受民众尊重吗？什么“诗歌是贵族文学”，真是太可笑了！一些自诩为“诗人”的人，老在那里幻想自己是“精神贵族”，一头扎进“贵族”的“牛角尖”不肯出来，这才真正是十足的阿Q精神！就算是“精神贵族”很高贵,那也要拿出高贵的精神作品来，才能征服人心呀。
四、诗坛能歪读“构建和谐”吗？
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民心所向。和谐社会多好呀，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没有贪官污吏、没有欺心诈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如果磕响头能磕得来，我想，十几亿平头百姓没有不愿意磕的。
自古以来，所谓“治天下”，其实主要就是治官，老百姓实在是没有多大治头的，就算有点狗盗鼠窃的事，也犯不上杀鸡用牛刀。活得好好的，还有谁撑得脖子发贱？百姓造反，哪一次不是官逼的？一部《水浒》，概括了几千年。
百姓期望“和谐社会”，几千年来望穿秋水。但是，百姓喜欢的“经”，常常被歪嘴给念歪了。我敢肯定，冷不丁哪一天、什么地方又会冒出个歪嘴大员来，抡起斧头“破坏和谐”的“不安定因素”。因为，曲解、歪读、误导是中国的“官俗”；因为，这样对他们“比较的有利”；因为，谁不想围绕自己的意志来“构建和谐”？
想来，历史上这类事压根就没法数完，最著名的，要数“焚书坑儒”。反“分封”是对的，打了七百年仗，统一了国家，多不容易，谁不想从此社会和谐？车同轨、书同文，天下共通度量衡，“思想”不统一当然不行。于是，那个乱逞能的李斯出了“馊点子”，用“老手艺”：烧、杀！这正合君意，于是，下诏，焚书，在咸阳城里烧了二十多天，把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埋了“土豆”。思想“统一”了，无所顾忌了，筑长城、建阿房宫，要怎样就怎样，要谁就是谁。结果呢，弄得天下人的嘴巴都下岗了，只能用眼睛来说话，更别谈什么文学了，除了李斯自己，其他文人作品连根毛都没有！后人找来找去，找到一支《琴引》，一支修长城的民歌，算是交代。秦朝的“和谐”，真是“伟大”得死水一潭！开历史的玩笑，任你是谁也惹不起，君不见，秦皇的“万世基业”几下子就土崩瓦解了，日日华宴、夜夜笙歌、延绵三百里的阿房宫，让楚霸王一把火愣是烧了三个月！
和谐，在“官俗”那里，常常是理解为一种声音，一呼百应，一唱众和。天！这样的“和谐”太可怕了！闭眼想想过去的年代，不是吗？如果“官”都能全心全意为民而“呼”，“民”当然会诚心诚意为官而“和”，可是社会现实还远不是这回事。既然存在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甚至恶心恶意，就不能不发出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的声音，至少可以让有恶念恶行的人有所惶恐、有所顾忌、有所收敛。
“和谐”的概念，内在地就含有“集合、比较、协调”的意思。各种声音协调好，各种颜色搭配好、各种力度平衡好，就社会治理而言，就是要把各行各业各阶层的权力、利益调节好，才称得上是“和谐”。清一色，独角戏，一边倒，那是“和谐”吗？
诗歌是抒发情感的，而各种情感，均来自社会现实，几千年之前的统治者，就用“采诗”的方式，广泛收集民歌民谣，以考察民情，从而调整治世的方略；用群臣“献诗”的方式，来分析思想情绪的动态，考察为政的得失。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歌，情感丰满、形象生动、语言凝炼、言近旨远，从诗中能洞察人的内心，也便于警示和流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拒绝它呢？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聪明的为政者，是不会排斥它的。诗歌在构建社会和谐中，本来应该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如今却象是捆着石头游泳，不停地呛水，这与诗坛倡导的风气直接相关，当今诗坛，能逃其咎吗？
诗坛的媚俗，已非一日，这当然与晚节不保的文化“巨笔”有关，可以说是“谬种流传”。但那个时代，毕竟已经渐走渐远。我们关注的是今天，时下，诗坛媚“官俗”仍然十分顽固地存在着:凡是与“官俗”不“和谐”的，一律“封杀”，什么生活真实，什么艺术真实，什么“诗性精神”，都在“不考虑”之列，媚俗的结果，是尽可能地逃离现实，去追求什么“超现实图式”，什么“潜意识、前意识、下意识书写”，什么“魔幻式的怪诞组合”，什么“原欲、肉感、幻象、恍惚、沉迷、发呆、颠狂”，还有什么“不由自主、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等等。当今诗坛，究竟在想着什么、究竟在做着什么？难道不应该自省吗？
五、诗坛能丢掉“采诗传统”吗？
如果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谁能相信在距今三千年的周代，朝廷就有“采诗”之举？那可是“最残酷、最黑暗”的奴隶制时代。近现代的中国人，骨子里常常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缺乏自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把旧时的“科举制度”骂得灰头土脸，而欧美人，却在那里惊讶：古代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开明的制度？因为中国破除士族特权、“开科取仕”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初期的“文化黑暗时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但凡“革命”来了，就是“楚霸王一把火”烧个干净，待到承平时期梳理历史时，态度才会客观一些。对“采诗”的文化价值，也应该持客观态度，不能动不动就用“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来“一敛封喉”。
至少，古代“采诗”活动，“客观上”起到了考察民情、关注民生的积极作用；“客观上”起到了警示“王者”，使他们在“观风俗”中“知薄厚”、“明得失”的积极作用；“客观上”起到了记录时代、保存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等等。仅凭这么多的“客观效果”，就足以肯定它是一种好的文化传统。至于主观上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难道能要求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要具备“无产阶级觉悟”吗？
朝廷派出“采诗官”，长年轮流巡游，绵延数千里，深入田间地头，“振木铎（木舌金铃）”以采诗，而且这一制度坚持了漫漫数百年，用这么大的功夫来考察民情，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会认为大可不必。殊不知，诗歌（民歌、民谣）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录，经过了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索，经过了艺人心灵之火的冶炼，浓缩了时代生活的构成元素，它比一般的言说，更接近于社会普遍性本质性的东西。一般说来，它排除了复杂的功利因素以及世俗的微妙关系，它既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并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至少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民意，并且折射出时代的要求。因而，通过“采诗”来考察民情，实在是洞察时代心灵、事半功倍的聪明之举，这也是其它活动很难取代的。当然，古代朝臣的“应制诗”及现代的“政治诗” 另当别论。全民“赛诗”年代的直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民间诗”，那其实是一种“精神强暴”的产物，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采诗”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一做法自然为后人所继承。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乐府官署每年都要派员遍及中原搜集民歌民谣民曲。朝廷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化的发展，汉乐府民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通过乐府民歌，人们至今都能听到当时的“民声”，看到汉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汉乐府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成为后世诗坛师承的典范。建安时期风行以乐府旧题叙写时事，南北朝时的乐府民歌，刚健清新，对诗坛的影响也很大。
由于民间歌谣贴近现实生活，采诗也成为许多诗人的一种自觉。象屈原、陶渊明、鲍照的诗歌，都受到民歌的启迪和滋养。唐代从杜甫的“拟乐府”，刘禹锡的“民歌体”，到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都致力于从民歌中汲取丰富营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民间歌谣，常常能为萎靡的诗坛吹入清新健康之风。
“采诗”是早期朝廷的一种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后来没落了，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宋代官方文人轻视民歌，但一些笔记小说作家，仍然注重搜集民歌，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明代的民歌，是堪于唐诗、宋词、元曲媲美的“明代一绝”，多为文人搜集，如冯梦龙，以毕生精力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歌，不仅编纂了民歌集，而且阐释了民歌的文学艺术价值；清代为防止利用民歌滋事，对民歌采取政策，但清代仍然是民歌盛产时代。文人在搜集、整理和保留这些民歌的过程中，自然潜移默化地受到积极的影响，并有意无意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
“采诗”的传统，也在文学的其它领域得到了传承，如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两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采自民间，元、明的散曲、杂剧不少也采自民间。
诗歌与民间歌谣这道生动的风景，总表现出千丝万缕的。我们不太了解国外诗歌史的情形，但盲诗人荷马的英雄史诗，是在长期流行于民间的“短歌”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却是无疑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作，特别喜欢用大众语言，受民歌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即使这样，他在逝世前仍然批评自己没有走进田间农民、纺织工人、撒网的渔夫等等劳动者的院子。他认为：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蓝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如果说，周代是分封制国家，朝廷派出“采诗官”到各诸侯国属下采诗考察民情，尚不会对周天子的统治构成直接影响，那么，汉代可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朝廷怎么能容忍《东门行》这种明显具有“造反意识”的民歌呢？汉代又是频繁征伐的时代（特别是武帝时期），又怎么能容忍《战城南》、《十五从军行》这种明显具有“反战意识”的民歌呢？就算这类民歌反映的是武帝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现实，有哪个君王能够容忍民间对先帝的朝政效果说三道四呢？采用这么宽松的“文化政策”，难道那些封建帝王的“民主意识”比现代人还要强？朝廷在“民间情绪”和“皇权统治”之间，是怎么权衡利弊的呢？这真是一道难以解开的历史密码。
按照国人的说法，当代中国，已经迈入盛世之门。乱世重“尚武”，盛世重“修文”，真弄不明白，怎么反倒有人为文学写“悼词”，宣布“文学死了”、“诗歌死了”呢？我们的“文化政策”，是不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
诗歌没死，但诗歌病了且病得不轻却是事实。诗歌病成这样，竟然还有人大谈取得了“前所未有成就”，这就只能给后人落下“笑柄”了。诗歌之病，“御医”已经治不了，“洋医”也不见效，也许还是要寻求“民间偏方”。但是，那要得到相关政策的首肯。老拿“国际影响”、“国际形象”说事，是不是把玩笑开得太大了，谁家还没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些“洋人”也真的太多事了，竟然害得中国诗人都写不好诗了。
“采诗”一说，当今诗坛似乎早已遗忘了，这一文学传统几近失传。多少年了，诗界的“采风”，是只得皮毛，不得精髓。“采风”活动多是带政治性色彩的，是“命题作文”。这种“见光就死”的诗，怎能不让人翻肠抖肚！由于诗坛的误导，诗人似乎也都不屑于采集民间的东西了，连一些本身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对身边的现实和民众的情感也提不起兴趣，而一味热衷于追求连自己也没弄明白的什么主义、什么流派，把心力全用来雕琢妄词怪句，这就难怪民众讥讽当代许多诗歌都是些“精神病人的胡话”。真正脚踏实地的诗人，总想走近民众。只有自命不凡的“诗人”，才会远离民众，以显出自己的“高贵”。而我们的“诗坛”，却也在那里为这类“自命不凡的诗人”瞎鼓噪，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当今诗坛，有资格、有学识、有能力来引领中国诗歌吗？写不好诗还不让人说，谁要说“不好”，那就是错，那些动轧教训别人“不懂诗歌不要妄谈诗”的、很“懂诗”的“诗歌编辑”，到底懂多少“诗”呢？
有趣的是，与病态的诗坛对垒的，是当代民歌民谣的风行，有许多歌谣，简直精彩得让人拍案叫绝。可是，诗坛不要说主动去采集，去“汲取营养”，恐怕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了。
远离现实，目无民众，中国诗歌还能走出“死亡谷”吗？
六、诗坛能背离“中国风格”吗？
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诗歌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绝对没错。问题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大批量的“中国仿造”，很少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制造”。借鉴国外诗歌创作经验，十分必要，但不能弄成一种“国际媚俗”—— “欧美中心” 、“诺奖第一”。
中国诗人了解和学习国外诗歌，多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作品，而经翻译的诗歌，由于民族语言、心理、风俗等方面的差异，在意象的理解及诗美方面，是不可能原汁原味的，加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环境及作者处境不完全了解，读者对诗意的理解难免局限。这就是说，以这种“打了折扣”的“字模”来“描红”，是难得“神韵”的。再说，模仿，永远都达不到一流。
海外诗风吹进中国诗坛，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大面积覆盖中国大陆，当是“四五”天安门诗潮之后。这当然是一个历史进步。中国是一个经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对那些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海外诗歌流派，自然有耳目一新之感。
“朦胧诗”的出现，实质上是人本主义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它的宣言是“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但它又只能在压抑的文学环境中来表达，因此，为求得思想的“质”的表达，寻找新的美学方式，不仅是艺术的需要，也是环境所迫，并非刻意要弄得人“似懂非懂”。从这层意义上说，那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情感抒发的悲哀。
对中国诗坛影响较大的海外流派，主要有：西方表现主义美学——表现非理性的生命直觉、内在激情以及抽象的哲学思维；后现代主义——推倒神性和英雄，回归人性，反叛理性和秩序，回归自然；象征主义——追求“交感”，味、色、声相互感应契合，用隐喻、暗示手法来抒发现实生活中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唯美主义——以色彩、造型、精思、境界的幽雅、精巧、含蓄、和谐的纯艺术之美，来对抗庸俗、功利、市侩习气；超现实主义——无意识书写，不要理性，厌恶现实、崇拜梦幻，认为理性是对人的桎梏，强调对下意识领域、梦境、幻觉、呓语等“超现实”的东西的记叙；新超现实主义——崇尚本能、反对理性，用表现“超现实的个人世界”和“埋藏在无意识里的意象”，来表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抗争，表现了一种绝望的努力；“先锋派”——寻找和使用非传统和革命性的观念和技巧。等等。
这些流派从不同角度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在艺术上的探索、突破与创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合理吸收这些“合理因素”，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无疑十分必要。但是，缺乏理论思考的学法，往往会弄成“买椟还珠”。如，学唯美主义技巧，却忘却了“对抗世俗”的“质”；学象征主义的手法，却丢掉了“内心真实”的“核”；学“后现代”的反叛，却漠视对人性的尊崇；学“先锋派”，主张以浅白的表象化书写来注释现实和历史，却放弃对健康的诗歌观念和技巧的追求，把“诗”弄得庸俗、肮脏、粗鄙甚至丑恶、下流，等等。其结果，正如庄子说的那个燕国青年，学邯郸人走路，不仅没学会，弄得连自己的走法也忘记了，最后只好爬行。
中国是一个诗国，在几千年的诗歌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也曾经给海外诗坛以巨大影响。如，“意象派”就是以中国诗作为武器，用中国诗的淳朴、自然、含蓄来对抗浪漫主义的滥情、雄辩和灌输；“现代主义”以开放精神融汇了各国文学因素，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具体表现技巧上，海外流派的一些手法，其实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可以找到原始迹象，如象征主义的“交感”，与中国诗的“通感”（听、视、嗅、味、触觉沟通），“隐喻”、“暗示”手法，与中国的“博喻”（用多种多样的比喻来加强形象性）、“曲喻”（拐弯比喻唤起联想），在基本的思维方法上应是同源的，只是中国的这些手法，没有在理论上予以深入和扩展。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风格”呢？惶恐得很，可能至今也没有形成共识。我们对“中国风格”的系统性研究实在是太少。既要走向世界，就要把中国诗风与海外诗风作比较研究，从中发现自己独特的东西，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发挥自己的“强项”，并引导诗歌创作把海外“精华”汲入自己的“精华”中，彰显自己的鲜明风格。作品没有本民族的鲜明特征，是不可能得到世人公认的，又怎么可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要总拿“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来搪塞，规律是客观的，但规律要通过主观形式的发现和总结，才能变为自觉遵从的东西，才能少走弯路、避免生命浪费。缺乏理论思维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总指望瞎子摸鱼能摸出大鱼来，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思想方法未免太可笑。缺少理论思维，缺少风格训练，缺少艺术修养，难道不是当代许多中国诗人的“短腿”吗？拿不出征服人心的作品，或者有了这种作品找不到正确方法介绍出去，却用中国当今盛行的“关系学”的思维方法，求诺奖评委“弄个诺贝尔文学奖”，这真是开国际玩笑！怎不让人感到中国作家是多么猥琐。如果就这种“中国风格”，那真不如一头撞死！
“中国风格”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点也许没有人否认。在一些诗歌作品中，我们也能模模糊糊地体味出来，这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但是，很不鲜明，并不是一种自觉。这正是没有予以总结和引导的结果。长此下去，“背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从“仿制”、“滥制”风盖过“研制”、“精制”风的现实可以推断出来，
讲“背离中国风格”，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如果有兴趣，可以作这么一种考察：从当代诗歌刊物、各类文学杂志、报纸文学副刊、网络文学中，任意挑选出一百首诗歌，深入研究并统计一下，体现以人为本思想的诗歌有多少？体现积极入世精神的有多少？能保持诗人独立人格、不畏权势、不媚世俗、直面现实和人生的有多少？能坚持自己对现实的真实感知并自由书写的有多少？对现实中的不合理具有反叛精神的有多少？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独创精神的有多少？等等。而这些方面，正是体现中国传统的“诗性精神“的精要，而这种“诗性精神”，又是构成“中国风格”的核心内容。同时，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中，任意挑选出一百首，作同类研究和统计，从中作出比较。或者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考察一下，当代诗歌具有精神空虚、颓废、病态、虚妄、自闭、矫情、格调低下等倾向的有多少？这种方法虽然显得笨拙，而且对每首诗判断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总是能显示出一个粗线条的东西。粗线条就能说明问题，这里并不要绝对精确，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精确。
再如，追求“立意高洁“、“境界新奇”、“凝炼精警”、“风趣灵动”、“格调纯正”、“神韵风流”、“情景相生”、“感物吟志”、“理趣生动”等等，也是中国诗的传统风格，这些“中国风格”，在当今诗歌中究竟还剩下多少呢？
我并不否认在当前的中国诗界，有既博采众长、又体现“中国风格”的大气作品客观存在的可能性，但我却怀疑诗坛有“惠眼”、有“胆识”推出这样的作品。我也并不否认当今确有一些“清新”之作，但在“诗歌大陆”，肆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
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所有的“诗歌”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在逻辑上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照此推论，那么也可以说，所有人的每一句话，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诗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诗歌，应该怎样来反映现实生活，自有内在的要求和标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之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那些自诩为“先锋派诗人”的“口水诗”，正是犯了这个低级错误。
七、诗坛能忽略“诗外功夫”吗？
陆游说：要学诗，“工夫在诗外”，概括得十分经典。此说在诗界应是尽人皆知，但真正把它当回事、认真考其深意并身体力行者，寥寥无几。总想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总想以一点小聪明，去傲视当代、超越前人，是当今一些“诗人”的通病。
说来有些年头了，诗坛风行着“另类”的“诗外功夫”。只要长了一点点心眼的人，就会发现大行其道的是些什么“诗”。
一曰“官样诗”。一方“父母官”，突然喉咙作痒，要哈痰了，“哈”出“诗”来，什么“斗志昂扬”、“展宏图”、“齐奋斗”之类，于是，地方报刊唯恐怠慢，醒目推出，怎不让人呕翻肚肠！人家“横”惯了，以为写诗就象滥权一样简单，无非想显示“才艺超群”，让人折服。可悲的是，我们再也见不到“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于官家事夷狄”（《河北民》）这种“官诗”了，当然，现在不“事夷狄”了，“事”什么呢？全国每年公款吃喝二千亿元以上、官员出国“考察”二千亿元、公车消费三千亿元！王安石这么针砭时弊，贬损朝廷，真难想象怎么能一直官至宰相呢？
二曰“换亲诗”。这与旧时娶不上媳妇的光棍一样，互相换娶姐妹。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诗歌编辑”，互相沟通、互相发稿、互相吹捧，抬着混。这类“诗歌”，太欺负读者“没文化”，对那些崇拜诗歌的青年危害尤烈。报刊是旗帜，人们会误以为那就是当代最好的诗歌了，于是纷纷仿效，诗坛怎能不越搞越糟？
三曰“人情诗”。尽管诗已经不值一文了，却还能在一定的“圈子”里让人“高看一头”。于是就有人，才力不够就“打关节”、“结人缘”，“人情”开路，“文化走私”，加上现在报刊本来就充塞着许多“狗屁”（民间语）诗，“在下”的“诗”再差，有形无神也好，有口无心也好，有皮无骨也好，总不至于连“狗屁”都不如吧。再说，有异议岂可怕？反唇相讥的话是现成的：不懂诗不要妄谈诗！
四曰“应时诗”。哪个地方有什么“活动”了，或者要张扬什么“政绩”了，想起要让诗界“发挥作用”了，“××搭台、文化唱戏”，把诗歌当作婢女使唤。一方诗坛却当了真，很识抬举，不负使命，顺时俯仰，歌功颂德人皆受用，弄得人高兴了，总能赐个一升半斗，况且还能跟着“扬名”，何乐而不为？
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诗坛早就见怪不怪，而且堂而皇之：“什么路子都可以探索”嘛！原来,诗风不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更糟糕的是，诗坛把作为诗人基本功的正宗的“诗外功夫”，也一起忽略不计了。
俗话说，龙眼识珠，凤眼识宝，牛眼只识青草。由于诗坛诸多（非全部）“把门”自身学识贫乏，阅历肤浅，情感干涸，根本谈不上对诗歌的“洞察力”，这正如让一群根本不懂比赛基本规则的人执哨主裁，还不如“野哨”公正，赛事岂不乱成“一锅粥”？
其实，每一首诗中，都可以读出作者的“信息”。作者的功底如何，是无法掩饰的。
比如讲，阅读与思考。作者对诗作中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有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的支撑？对相关生活有没有深入的思考和充分的理解？在形象思维的“表”中有没有理论思维的“质”？作者究竟“发现”了什么？作者对生活持什么态度？这些隐藏在作品后面的东西，都是可以窥视出来的。这并非要求诗人都要成为哲学家，但是，要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没有基本的哲学思维，是难求其深的。
比如讲，砺志与养气。磨砺志操修养气质也是诗外功夫，诗人高尚的心志、高洁的操守、高雅而独特的气质，是在现实生活中冶炼出来的。不屈的精神，探索的勇气，犀利的眼光，令人感佩的风骨，才是诗人获得魅力的“真功”，必定会反映在作品中并能感染读者，引起共鸣，给社会以健康向上的积极影响。一味消极地逃避现实、敌视人生，或者情调卑劣低下，其作品也可能混迹一时，却没有什么生命力。原因很简单：人类要世代延续下去，需要的是什么呢？
比如讲，观察与体验。世事盘根错节、纷繁复杂，人间万事，岂能事事上心？观察总是要选角度、定范畴的，在这个角度和范畴，通过对历史、现实的观察考查，并获得生活和情感的体验，然后作出合乎逻辑的评判及合乎情理的推测，作品才有根基。作品的切入点及吟咏的基调，直接反映了作者“诗外功夫”扎实与否。
诗坛在审阅诗歌作品时，洞察了这些“诗外功夫”吗？让根本没有诗歌素养的人“把关审阅”，无异于让聋子听钟报时宸，让瞎子守门认案犯，让跛子带路追盗贼。
练功与写作，是一个“练、写相长”的实践过程。我们强调上述“诗外功夫”，并非说诗人要先完成这些功夫再来写诗，那是荒唐的。而是说，作为诗人，不能把写诗看成是“文字游戏”，还有必修“功课”要做；作为诗坛“判官”，要有足够的学识和眼力，才能对作品作出比较准确的评判和选择。“判官”功夫不到、素养不够，真正的“屈原”（杰作），就会被“放逐”江湖；真正的“嵇康”（力作），就会被“误杀”东市；真正的“东坡”（豪放之作），就会被屈死“冤狱”；而大批“钦差”（伪诗），就会被奉为“上宾”，弹冠振袍从正门进入。
八、诗坛能叛离“诗的语言”吗？
《说文解字》曰：诗，志也；《毛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都沿用了《尚书·舜典》“诗言志”的说法。春秋时，“赋诗言志”大行其道，成为那时的社会风尚，那是为了把思想表达得宛转含蓄而高雅。总之，“诗言志”是几千年的共识了。志，当然含志操、志向、意志并引申为愿望、思想、情感等意义。但“言志”还是不能把“诗”与一般的“文”区别开来。因为，“文”言理、言趣、也言志、言情，而“诗”言志，言情，也言理、言趣。因此，说诗即志，似乎总有点生硬。后人把“分行、押韵”作为“诗”与“文”在形式上的区别。到现代，诗连押韵也不讲究了，就只剩下“分行”了。
清人吴乔以意为“米”、文为“饭”、诗为“酒”的说法，把“诗语”与“文语”的区别比喻得比较贴切。诗语凝炼精致、含义隽永、淳美醉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诗的语言是最精致也是表达难度最大的语言，把散文写出诗境是美文，把诗写成散文却是臭诗。
从语言角度看，我倒更愿意把“诗”看成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诗，“寺”“言”也。寺，神祗的处所，引申为神。神顺天意、济苍生。但世上本无神，神在人心，民意是天，众望是神，合乎天意民望而又精粹有意蕴的话，才可以称得上是神言——诗。诗语，是一般人想说而又说不透、说不好或者说不出的话。
诗的语言，讲精粹、讲包孕；讲新奇、也讲平淡；有时，还讲几分“神秘”，但决不是永远也解不开的“神喻”。它留下的“神秘之感”，正是“不经意”地给人留下思索和反刍，以期对吟咏对象以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览无余”式的语言达不到的。
诗的语言，总是那么奇妙，它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朝圣般用心灵去感悟、去膜拜。因为，它能在风沙弥漫的浑沌中，让事物本来的风景显影；它能在不断死亡的时间废墟上，用神性的光芒照亮生的感觉；它能让人在横际于永恒黑暗中间的、一道光的缝隙中认读人生的意义；它能在饥渴的精神戈壁中，凿开一口记忆恒久的深井；它能在绝望的荒原野地摇醒昏睡的灵魂；它能让苍白的内心看到希望和力量、正义和血性。诗的语言，是时代的洪钟，是生命的箫鼓，是灵魂的叫喊！它是睿智的，灵动的，它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抗拒的！
百年以来的新诗运动，在语言上做了艰难的探索，应该说取得了成就，但新诗仍然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走到今天，甚至又有点“鹿回头”的意思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
一、“诗语”的神秘化。这条路在新诗萌芽阶段就已经走过了，其结果，只是作为一个探索过程被记录下来。致力于学习西方、倡导诗体解放的新诗先驱夏曾佑，探索用西学名词、新造名词及孔教、佛教和基督教经典语入诗，把诗弄得生硬艰涩，无从索解，最后连自己都失去兴趣了，鲁迅曾讥讽他的诗是“可恶之至”。五四之后的“诗坛怪杰”李金发，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以浓烈的神秘感，咏唱个人休戚，去创造虚无飘渺的“美的世界”，尽管他在诗美探索上开辟了一条道路，终因难懂而淡出诗坛。当代“朦胧诗”，后来的过份神秘也不能不说是退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诗坛，风行从“语码”传统的语言符号书写，转为“意码”（意象符号）书写，当然也是一种探索。但是，它极容易重蹈“神秘化”的覆辙。“意象”总是带有个人主观认知的色彩，“意象造景”，总是从包含的多种意义中选择某种意义（邻近的或遥远的）作为“构件”，一连串繁复的“意象”，把本无的意义刻意连接起来，发生一个新的意义，读者必须在琢磨、猜测中予以组接和复原，才能理解诗意。这实在是一种累极的事，把欣赏弄得这么苦不堪言，想法再好，读者并不领情，更别说流传开来。即使是再好的表现方式，应用不当且无节制，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八股”，照样使人生厌。我以为，只有简约而得体地运用“意象”表达方式，才是真正的高手。今日许多诗歌，语言怪妄离奇，甚至作者和编者自身都说不明白，让读者怎么去理解？意思说不明白，等于没说，人们只好弃之不理。这不能不说是滥用“意码”的后果。而把“过失”推给读者，一味地抱怨读者不懂，更是毫无道理。
当今“意码”书写之风甚烈，但成就不敢恭惟。业绩尚未成就，却急于把“语码”书写贬得一钱不值，显得过于浮躁。要知道，所谓的“语码”书写，曾经创造过诗歌的最高成就，至今也无人超越。有人认为，“语码”书写僵化、守旧、低俗。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汉语的组合能力、表现能力和再生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一万多汉字（常用汉字五千多），十几万条复词，仅成语就有一万七千多条，就算是全部用传统的本义（所谓的语码）书写，词语的巧妙组合会翻出神妙莫测的变化和新意，认为“语码”书写会不断地重复甚至抄袭，没有根据。音乐只有七个基本音符，却可以无限制地组合创造出美妙动听的乐曲来，并没有哪个作曲家，抱怨或者否定传统的七个基本音符的功能。说传统的“语码”组合、再也创造不出富有新意的“诗的语言”来，能让人信服吗？
“意码”书写是个好东西，它能充实“诗的语言”，使“诗的语言”不断获取新的活力，但要完全彻底地否定和取代传统的表达方式，只能是一厢情愿，至少在当今还不现实。只有拿出大批量公众认同的、成功的顶级作品来，才有资格来谈“否定和取代”的问题。
二、“诗语”的粗俗化。与“神秘化”相反，诗歌语言的“粗俗化”是另一个极端。当今一些“诗歌”，简直“粗俗”得让人忍无可忍!为清洁文字起见，我们这里不屑于对“脏话”、“粗话”入诗作什么评论。我们只对一般的“口语入诗”稍作探讨。
口语入诗，古已有之。特别是仿“乐府”风格的诗，口语入诗大量存在，如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李绅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等等。能入诗的口语，有的是长期流传于民众口头，本身就具有很浓的诗意；有的是民间熟语，被诗人放入特定的语境，立即就生出诗意；有的口语只是一种毛坯，经过诗人的冶炼才生色出彩。口语入诗，能让人觉得特别的自然天成，有如天籁之声。但是，口语入诗是有条件受限制的，并不是什么样的口语都能入诗，强求入诗，必定是语言泡沫，谈不上是“诗的语言”，所谓“鹦鹉能言争比凤，蜘蛛虽巧不如蚕”。如果馅饼好不好吃、冲不冲厕所能直接入诗，那么，天下断然无诗。如果说这是“尝试”，那这种尝试也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当年胡适尝试白话诗，就有“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的“诗句”，结果让人大大地讽刺嘲弄了一番，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首“打油诗”、“游戏”而已。如果胡适一直这样“游戏”下去，现代诗歌史上就绝对不会有他的名字。
“粗俗化”与追求自然、平淡风格也是毫不搭界的两码事。前人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今之人多作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识者未尝不绝倒（指大笑）也。”“自然”要求质朴、不雕饰、不做作，有生气、有天趣；平淡要求语言朴素，富有情味，内容精辟，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们从当今的诗海里，随意捞出一批“诗”来，就可以发现，仍如欧阳修所说“其语多得于容易”。
“神秘化”和“粗俗化”，都是诗歌创作中的偏执和极端，都是对“诗的语言”的叛离，根本不会有什么出路。哲人说，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而当今诗坛，不仅在正确导向上根本无作为，反而兴风作浪，甚至藏垢纳污，把诗歌作践得惨不忍睹！这究竟是学力问题呢，还是我们十分不情愿相信的文品问题？
九、诗坛能坐视“诗人三落”吗？
在历史这尊"青铜器"上,早已铭定：诗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醒雷；诗人，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图腾。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总为这个民族引为自豪。
自古诗人多磨难，但其精神世界，却总是那样丰满与雄健。矢志不渝地追求现实生活的理想化、追求艺术人生的完美化，是诗人与生俱来的品格。这种追求，让一个民族不断地发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不断地看到新的希望，不断地产生新的动力。因为诗人对脚底这块热土太多情，对头顶这片蓝天太多情，对周围的芸芸众生太多情，因此，诗人的思考，总是站在时代前面，为理想开路，永不停息。当时代实现了先前的理想，他却又发现垃圾场边还有一个弃婴！正是这种品格，使诗人不屑于歌功颂德，不屑于顺河打趟；也正是这种悲剧性品格，决定了诗人的悲剧性结局。诗人似乎天生就是让后人怀念的！
古往今来，多少诗人为了这种追求，不惜用血与生命来抗争；多少诗人为喊出正义的声音，而甘于笑对苦难人生。多少年来，我们受够了“伟大和崇高”的愚弄，凡是人为张扬的“伟大和崇高”，我们都有理由怀疑其为功利所驱使。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在我们的土地上，的确有“伟大和崇高”精神的存在，比如讲诗歌精神。它是一代一代诗人，用人生悲剧的代价冶炼出来的。诗人的悲剧，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因此，诗人的人生悲剧，总是那样让后人扼腕叹息，总是那样长使英雄泪满襟！
当代中国，早已是“人民的天下”了。按理，诗人可以放马追求心中的“完美”和“理想”了，可以放开揭示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了，可以放声呼唤社会和人生的合理秩序了。但是事实上，距离究竟还有多远？不难判断。再说，人民有能力来呵护自己的土地上升起的“智慧之星”吗？
诗坛，也早该是“人民的诗坛”了。可是，作为精神拓荒者的诗人，至今仍然是一群精神流浪者！
一切都在改变，唯有诗人的命运，多舛如初。
我们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站在楼顶随便扔一枚石子，都会打中‘诗人’”的“奇观”。经过大浪淘沙，有的自绝了“诗性精神”，因为他们的脆弱，我们无需惋惜；有的放弃了诗的追求，因为人各有志，我们无需责难；有的耽于安乐，江郎才尽了，因为诗歌不需要滥竽充数，我们无需强求；有的已被奴化，一味地谄媚邀宠去了，我们无需指望。他们传承不了“诗性精神”，也承载不起人文关怀的责任，他们把挑子撂给了最后的坚守者，我们只能任其随风飘去。我们关心的是，最后的守军和大批立志负起诗的责任的青年，他们能走出落难、落魄、落寞的命运吗？
一、“诗人落难”并非危言耸听。“文字狱”是中国政治的恶根，风雨一来，便漫山遍野疯长。始作佣者，当追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那是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此后直到唐代，也许统治者看到了“焚坑”的恶果，一般还是能够对文人取包容、对学术取兼容态度的。也许是唐末的黄巢从“反诗”泄愤到动真格的造反称帝，给了宋以后统治者太大的刺激吧，此后的“文字狱”便时常大行其道了。震动国人的“文字狱”个案，当始于宋代的“乌台诗案”。那是十足的“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的“文字狱”。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两句咏柏树的诗，竟被权臣诬为“有谋反之意”，尽管宋神宗也感到这很荒唐，毕竟事关重大，苏轼差点就送了命。当时，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不计前嫌（苏曾经是他的政敌），仗义执言，愤然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苏轼不仅是豪放的诗人，而且也是政绩显赫的官员，而他一生，却多是在围攻、夹击、抄家、坐牢、贬谪、流放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说：“他一生好作诗。诗有什么用，反而惹祸！”一怒之下，焚烧了苏轼的手稿。“乌台诗案”为“以诗定罪”开了先河。明代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因他是和尚出身，凡发现诗文中有“僧”、“光”及同音字，对作者即行诛杀。明初大诗人高启的“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的诗句，让朱元璋觉得是故意讽刺他的后宫不干净，后来朱元璋找个把柄，将高启腰斩于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文字狱”更是愈演愈烈，动不动就株连、滥杀。
历史常常出现不可思议的“悖论”，在“人民的天下”，也常常有喊出人民呼声的“侠骨”被压碎的事情发生。第一个祭刀的，是当年因谏诤被“公开批判”、“秘密杀害”的王实味。开国之后，第一个中枪的，是文艺理论家、诗人阿垅，尔后又“引蛇出洞”，弄出个以诗人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的阿垅，最终屈死狱中。此后的反右、文革，“文字狱”更被推向“高潮”，满天下追查“天安门反诗”的嚣声，我们至今仍嗡嗡在耳。“文字狱”的阴影，在“新时期”的初期仍然盛行，甚至一直延伸到今天。
“文字狱”无疑是专制的产物。与封建专制的“文字狱”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字狱”却是“以人民的名义”！这当然是一种更可怕的噩梦。这些年来，“朝廷”废止了“文字狱”，而“郡县”的“文字狱”却时有所闻。媒体披露的被人民公安逮捕和人民法院判罪的，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人，却深刻反映出“公权加速异化”、“地方专制猖行”的社会现实。“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咏史》诗）那种状况，难道不也是今天的现实吗？“文字狱”历来为善良人们所切齿，却为专制独裁者所嗜好。只要专制、独裁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诗人敢于喊出真实的声音、媒体敢于传播这种声音，那么，“文字狱”疯行，诗人落难，就是绝对现实的事情。从“彭水诗案”到“稷山文案”，已经做了现实的注释，而因“文字”受处罚、遭报复、挨黑砖这类做“内部处理”的，更不知该有多少！
古时，朝廷的谏官有不少是诗人，不任谏官之职的官员诗人，也有不少冒死谏诤的佳话。他们“与帝王争是非”、上“纠绳皇帝”，下“纠绳百官”，宁可被杀、被囚、被罢、被贬、被围攻、诬陷、流放，也不放弃正义，诗人的气节是何等感人！
几十年来，面对“圣时杀才子”、“强权碎侠骨”，诗坛，你为什么总是逃避自保！
二、“诗人落魄”也非子虚乌有。“落魄者”，穷困失意也。诗不仅能“祸人”，而且能“穷人”。
“诗能穷人”这句常言，述尽诗人之痛。自古以来，那些曾经“居庙堂之高”的诗人，因为坚守良知和正义而被罢官、贬谪、流放，尽管精神痛苦，在生存方面，也许尚无饥寒之忧；而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平头诗人，不仅有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且终生伴有生存危机。大诗人杜甫，曾经穷困得跟着养猴的人到山谷里去拾橡栗；在天寒地冻季节，穿着夏天的薄短衣到山里去挖黄独充饥，挖到天黑，空手而归，妻儿饿得有气无力，连四邻都为之流泪。杜甫困顿一生，最后死在船上。诗人殷遥，死时家里一无所有，年仅十岁的女儿天天啼哭，亲友可怜她，才凑了点钱发丧。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些诗人述穷的诗句。
李贺——“无钱酒以劳”、“乃歌一解以送之”（无酒为朋友送行，只好作歌送友），“终军未乘转，颜子鬓先老”（李贺贫病交加，还不到十八岁就鬓发苍白，这位才气横溢的诗人只活了二十七岁）；王季友——“自耕自刈食为天，如鹿如糜饮野泉”（穷得与野生动物为伍），“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连鼠雀都知我家贫穷不肯光顾）；段文昌——“曾遇阇梨饭后钟”（饿得实在不行，听到僧人开饭的钟声就去混口饭吃，久之，僧人都讨厌他，改为吃完了饭再敲钟）；孟郊——“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穷得连一样东西都没有），“暖得曲身成直身”（大寒天冻得身子都蜷曲了，有人送来炭火，身子才暖得直起来）；贾岛——“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鬓发能有多少呢？连鬓发都想弄来织衣御寒，不是冻怕了岂能想得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
以诗人的才智，如果能舍弃自己的追求，或博取功名、或趋炎附势、或投身商贾、或躬耕田野，天无绝人之路，何至于穷困潦倒？但是，诗人的天性，常常令其不肯回头。
英国诗人济慈说：“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社会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虐待了他们。”这与欧阳修说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意思一样，是说苦难才使他们写出好诗来。如果从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个角度看，当然是对的。但我总感有些偏颇，因为，伟大作品并非全出于穷困文人之手。当然，亲身经受过苦难，写苦难的切肤之痛会更细腻、更生动感人。
旧时代社会亏待诗人，因为那是旧时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如果还坐视诗人穷困潦倒，这与情与理都说不通。诗的创作，是一种最艰苦、最耗神的精神劳动，说它是一种“精神苦力”，一点都不为过。诗人的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这难道公平？更何况，由于诗坛不开明，诗人耗尽心血写出的作品，越是能反映时代真实的越是不能发表，连那点微薄的报酬都得不到，作诗岂能不使人变穷？当然，生存不下去，你尽可以躲开诗歌，社会并不嫌弃多一个商人，多一个“公仆”，多一个民工，也并不惋惜少一个诗人，这对诗人当然无话可说。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此轻视精神劳动，如此“虐待诗人”，这个国家和民族，还能说是健康的吗？
面对诗人的辛劳和穷困，诗坛，你为什么总是默不作声！
三、“诗人落寞”更非空穴来风。诗人早已成为“边缘人”，被社会冷落在一边。他们既无缘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更谈不上得到社会的尊重。当然，这里主要是指那些以诗歌为毕生事业、苦心孤诣、在诗歌荒原上的默默耕耘者。
首先，“落寞”的并非“伪诗人”。由于诗坛的沉沦和诗风的萎靡，一些招摇过市、欺世盗名者，盗走了一顶顶诗人的“桂冠”。他们谈不上“诗歌精神”和“诗人气节”，他们迎合世俗、逢场做戏；出楼入馆、歌功颂德；低眉俯首、拜金逐富；误导青年、蒙骗社会。他们为权势和财富所奴化，败坏了诗歌，扭曲了人心，是一群亵渎诗神的祸害。但是，他们却拥有了或者说骗取了诗界“话语权”，甚至掌管了诗歌的“生杀权”，这些人当然不会“落寞”。毕竟，伪诗人总是经不起时间的冲刷、历史的过滤，只能成为这畸形现实中的匆匆过客。功罪自有后人评说，谁也割不断历史的舌头！
其次，“落寞”的也非“准诗人”。当今一批热爱诗歌的青年，他们苦苦寻找诗歌的出路，在迷宫中左冲右突，在沙漠中千回百折。他们中，流派林立，花样翻新，怪招迭出，好不热闹，所谓“乱王年年，穷士日日更名”。他们在诗歌技巧上的探索精神可嘉，但是，他们的诗歌主张，难免离题万里。他们总想绕过诗歌沉沦的实质、躲过湮灭诗歌的环境、避开过于敏感的政界神经，来开辟诗歌的新天地，这显然是天真的。其实，诗歌的真正出路，并非只在“技巧”上，而更在于“实质”的改变和“环境”的突破上。就诗歌本身而言，“诗性精神”是“血骨”，“艺术真实”是“皮肉”，“表现技巧”只是“服饰”和“化装品”。这些“准诗人”，随着阅历的加深，终会分化，其中也会有一批人成为真正的诗人，但同时也走进了“落寞”之列。
“落寞”的，是那些真正称得上诗人的成熟诗人。由于他们深悟“诗性精神”，不肯顺时俯仰；由于他们怀抱“赤子之心”，不肯欺世盗名；由于他们崇尚“敦厚踏实”，不肯空言塞众。因此，他们实际上也就被剥夺了诗坛言说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只能把精神痛苦深藏在心。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把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把对理想和艺术的追求，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当今注定难见天日。有时，他们也按不住言说的冲动，为了绕过另一种类型的“文字狱”（文字审查），发表的诗作中，总隐隐约约有欲说还休的意味，有负屈难申的意味，有悲苦难言的意味。而这种“隔山弹鸟”的表达，对激情横溢的诗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残酷，结果是更加深了诗人的“落寞”之感。总之，由于他们具备了诗人的德行，同时也就收到了“落寞”的报应。
作为诗人，当然要耐得起寂寞，这是一句很轻松、很现成的套话。但是，作为社会，封锁艺术的真实、关闭正义的声音，难道是合理的吗？盛世之治，当兴开明，古人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雍也！”当今诗人，多生活在底层，最知民间痛痒，既是“人民的江山”，就应该让他们自由述说生活之痛、世俗之弊、施政之失、民众之望。这于政、于民都有莫大的好处。为什么不能让诗人在当代就能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难道还要象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那样，只能让诗人在若干代之后才能重见天日吗？那样，“人民的天下”，对诗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即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诗人的言说自由，也不可能靠谁恩赐。这需要呼吁，需要抗争。
面对诗人的隐痛和苦楚，诗坛，你为什么总是一言不发！
凡是了解诗歌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诗人，都是民族的精英啊！
天！当今，谁为诗人而哭泣？
十、诗坛能逃避“良心拷问”吗？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诗评家都在研究些什么，是研究“文学回归本位”么？“文学的本位”又是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性灵”、“闲适”、“纯美”？是寻找“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如果是这样，那么，从诗经开始，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各代乐府、民歌的“文调”，可以说基本上全都错了，而齐梁之风、宫廷艳诗、贵族滥情以及当代的“遗情书”之类的诗文，才可以说是回到了“文学的本位”。把这个“理论”贯彻到底，岂非几千年来锻造的“诗性精神”、“人文关怀”、诗人风骨，全都是“历史的错误”！而且，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错误，也是世界文学的错误！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难怪当今中国诗坛能够那么心安理得，全无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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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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