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

盛唐时期唐诗造诣最高的是大李杜，这是不可争议的，大李杜将中国文化推向了顶峰，大李杜之后虽然出现了不少的唐朝诗人，可是无论从诗之意境还是诗的语言都达不到大李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沿袭前唐及盛唐诗人的创作风潮随之出现了白派诗人，其代表人物有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 （山西晋中），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和杜甫一样都是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唐代宗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正月，白居易在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出生了。这个时候家乡新郑便发生了战争，由于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遍地民不聊生老百姓一片哀号。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白居易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躲避战乱。在此期间白居易度过了短暂而又太平的童年时光，当时也许白居易受到家庭基因的影响，长得脱俗而又聪颖过人，并且他读书十分刻苦，有史料记载在白居易童年到少年时期读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子，然而他年纪虽然轻轻便头发全白了。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800年，当时白居易29岁，参加完科举便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官职。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像《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了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从此白居易的仕途开始了多舛的命运。然而白居易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并且形式还多种多样，语言还平易通俗贴近群众，在当时的诗界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元和十年六月公元821年6月，在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当时的白居易十分恼火、气愤，就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中书侍郎王涯说白居易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而白居易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并评论说白居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白居易又被贬为江州司马，事实上白居易被治罪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写的那些讽喻诗。

白居易本人对中唐时期诗坛乃至朝廷影响都是极大，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都突出强调了通俗性、写实性并且还要用尽全力去表现，这在中国诗史上就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从这几句诗中就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后人重视。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他就早期讽谕诗的创作所感悟到的。他本人的思想综合了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白居易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该诗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表达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已两年，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一位年少因艺技红极一时，年老被人抛弃的歌女，心情抑郁，结合自己路途遭遇，用歌行的体裁，创作出了这首著名的《琵琶行》。这首诗的肉体其实就是以讽喻的手法表达自己内心对国家命运的怨恨，可是在如此的幽怨之中自己还必须要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有才之士被抛弃，不被国家中用反而还要受尽人间的疾苦，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作者内心的一系列的心理纠葛。在《琵琶行》这首诗的灵魂应该就是告知读者，唤起读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之心，在读这首诗的同时不要把国家命运弃之不理，第四段，诗人贬官九江以来的孤独寂寞之感，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与琵琶女的同病相怜之情。诗人和琵琶女都是从繁华的京城沦落到这偏僻处，诗人的同情中饱含叹息自己的不幸，“似诉生平不得志”的琵琶声中诉说着他心中不平。诗人感情的波涛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抒发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情怀。“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为什么有如此的悲痛之情呢？他是在哭泣自己的命运和朝廷的昏聩，讽喻在这个时候又进一步证明了其诗的灵魂之存在。被贬江州司马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

白派诗人的现实主义促成了这一流派的存在，像元稹他生于公元779年卒于公元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著名诗人、文学家，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孙。元稹聪明机智过人，少时即有才名，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并结为终生诗友，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但是元稹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虽然一度官至宰相，却在觊觎相位的李逢吉的策划下被贬往外地，晚年官至武昌节度使等职，他的命运较白居易好了许多，并且死后还追赠尚书右仆射。元稹平生以诗成就最大，其诗辞言浅意哀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因为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从此开始便开始了诗的写作，并且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元稹因为不是进士科出身，在科举考试中只参加了明经科目的考试，相对于他的诗歌本身的文化底蕴就没有白居易等人的文化底蕴丰富。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起到了奠定中国文学史上戏曲的基础，所以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儿年方二十的韦丛下嫁给二十四岁的诗人元稹。这桩婚姻有很大的政治成分，当时二十四岁的元稹科举落榜，但是韦夏卿很欣赏元稹的才华，相信他有大好前程，于是将小女儿许配给他，而元稹则是借这桩婚姻得到向上爬的机会，不过两人在婚后却是恩爱百般，感情非常好。以韦丛的家庭背景，下嫁给元稹对于当时的元稹来说就好像天女下凡一样。她不仅贤惠端庄、通晓诗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贵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从元稹留下来几首那时期的诗来看，当时正是他不得志的时候，过着清贫的生活，韦丛从大富人家来到这个清贫之家却无怨无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体贴丈夫，对于生活的贫瘠淡然处之。元稹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政治上晋升的途径，却没想到韦丛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女子、体贴的娇妻。古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婚后元稹忙着科试，家中的家务全是韦丛一人包办，而婚前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父亲疼爱的小女儿，韦丛的贤惠淑良可想而知，所以元稹在数年以后，总还是会忍不住想起与他共度清贫岁月的结发妻子韦丛。

元稹在《离思五首》中写道：（其一）自爱残妆晓镜中，环钗漫篸绿丝丛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苏旋欲融。（其二）山泉散漫绕街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其三）红罗著压逐时新，吉了花纱嫩麴尘。第一莫嫌材地弱，些些纰缦最宜人。（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其五）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今日江头两三树，可怜和叶度残春。本诗的（其四）首，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难为水”、“不是云”，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这首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而韦丛20岁时下嫁元稹，其时元稹那时尚无功名，婚后颇受贫困之苦，而韦丛却无无半分怨言，元稹与她两情甚笃。七年后韦丛病逝，韦丛死后元稹有不少悼亡之作，这首诗他的悼王作中的佳篇。这首诗如果用历史环境来思考那就会容易出现错误了，因为那个时候元稹并没有入朝为官也没有什么功名，完全是自己思想深处对爱妻的沉痛悼念之情。这一年成德王士真死，他的儿子承宗为帅主持大局，唐宪宗想从朝廷派人主管成德节度使，而他的长子王承宗起兵叛唐，唐宪宗则出兵讨伐叛军，以革河藩镇世袭之弊。李绛建议先解决淮西。宪宗不听，命吐突承璀讨王承宗。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上疏反对用宦官为师，唐宪宗没有听取白居易的上疏，淮西吴少诚战死，部将吴少阳杀少诚子而代之，幽州刘济出兵讨王承宗。在元稹的这几首诗中并没有体现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们也只好撇开政治只分析元稹本人的真实感情。元稹对韦丛的感情的确是历史上很少有的，因为他是在不得志的时候娶得韦丛，韦丛不但没有嫌弃元稹的清贫，反而更加的贤惠，这样在生活这个层面就能让我们想象元稹当时的思想感受，而这首诗的灵魂之处正是这种纯粹的爱情真实体现。我们如果不加分析或者妄加评判与政治环境挂钩，我们所得到的思想内容也许会出现很多的偏差，可是这首诗的灵魂却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之所以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是从元稹的思想深处激发出来的悼亡之情，这首诗的诗魂就在于元稹本身的思想感情，以及他对亡妻韦丛的深情。

    如果再提起张籍，也许我们对他不是很陌生，其实张籍本人的佳作流传下来的不是很多，他生于约公元766年 —卒于约公元830年，字文昌，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汉族，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创作于这个时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他诗作的特点是语言凝练而平易自然，和当时的王建齐名，世称“张王”。其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例如《征妇怨》：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这首诗借一个征妇不幸遭遇的内心怨叹，反映出当时边患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祸。诗的前四句点明事件，概括而又具体，展现出一幅“城下招魂葬”的悲惨图景；后四句选取征妇作为典型，写她的内心活动，反映其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悲苦心境，比喻新颖，凄恻感人。在古典诗词中，良人从军、征妇哀怨是很常见的题材。该首诗却别出心裁翻出新意，以其摧心呕血、深至沉痛而卓然不群，享誉后世。“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诗歌开门见山，点明征妇怨毒所由。诗中“全没”二字，力过千钧战况惨烈伤亡惨重中突出事件的典型性，从而生发出征妇哀苦情感。“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诗人视野开阔勾勒出一幅场面浩大的“城下群哭图”，由面及点迂回入题。“白骨”二字，读来触目惊心。骨骼支离抛荒野，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读此句可联及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和杜甫“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一并玩索。“家家”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暗承“全没”，以哀哭号呼的普遍性，强化了悲剧气氛，为下文征妇之哀作好陪衬。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一个“怨”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全诗的整个灵魂，诗歌以小见大，以征妇的哀哭无告，严厉抨击了唐室不恤民情，战争频仍。反战情绪之奔流腾踊、仁政思想之深厚诚挚，洋溢于篇章之中则是整篇诗作的灵魂所在。

类似现实主义诗人在中唐时期还有王建等，他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35年，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他本人出身寒微一生潦倒。曾一度从军约46岁始入仕曾任昭应县丞、太常寺丞等职。后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与张籍友善，乐府与张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同情百姓疾苦，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善于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事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多用比兴、白描、对比等手法，常在结尾以重笔突出主题。体裁多为七言歌行，篇幅短小。他的诗语言通俗凝练，富有民歌谣谚色彩。名篇如《田家行》、《水夫谣》、《羽林行》、《射虎行》、《古从军》、《渡辽水》、《田家留客》、《望夫石》等。他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描写唐代宫中风物和宫廷生活，是研究唐代宫廷的重要材料。其五、七言近体中，有些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情思感人，但杂有消极颓废思想。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还写过《宫中三台》、《江南三台》等小令，为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其诗《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该诗以中秋月夜为内容的七绝。全诗四句二十八字，以每两句为一层意思，分别写中秋月色和望月怀人的心情，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此诗以写景起，以抒情结，想象丰美，韵味无穷。此诗是诗人在中秋佳节与朋友相聚时所作。诗题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可见是寄友人杜元颖的。原诗诗题云：“时会琴客”，说明佳节良友相聚，并非独吟。这首诗意境很美，由于他本人如是较晚，首先予人的印象是情景如画，而没有官场上的花容月貌，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诗中有画”。明《唐诗画谱》中就有以这首诗为题材的版画，但这幅版画仅是画家别出心裁构想出的意境，和王建原作并不一一吻合，而且它对全诗点睛之笔——秋思未作充分表达。在这一点上，诗歌语言艺术显示了它的不可代替性。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环境气氛，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离思聚的情意，表现得委婉动人。

中唐时期还出现了韩派诗人，最著名的较之于韩愈，他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晚年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韩愈本人家族命运坎坷，在那样一个家族中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本人的诗作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答张十一功曹》：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诗的前半部分写景。“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勾画出阳山地区的全景。春山明净，春江空阔，还传递出一种人烟稀少的空寂。淡淡几笔，生动地摹写了荒僻冷落的景象。这首诗中的景物，是与作者此时的处境与心情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静、二是闲。诗的下半段叙事抒情，“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前句的“未”字贯“报”与“知”，意谓：皇帝的深恩我尚未报答，死所也未可得知，但求不要在南方炎热的瘴气中虚度余生而已。诗人似乎尽力想把他那种激愤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是又自觉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使人感受到那股被压抑着的感情潜流，读来为之感动，令人回味，形成了这首诗含蓄深沉的特点。

除韩愈之外还有李贺、孟郊、贾岛、卢仝等人，其中李贺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是“长吉体诗歌开创者。”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名篇。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鬼才”，“诗鬼”，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

《高轩过》是唐代诗人李贺的作品。全诗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韩愈、皇甫湜二人来访时的气派；第二部分，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第三部分，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此诗一气呵成，结构谨严，跌宕多姿而又富有感情，颇似韩愈的诗风。《高轩过》：（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精照耀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⒁，他日不羞蛇作龙。这是一首应酬诗，诗题下有序云：“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而因命作。”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大诗人，皇甫湜是韩门弟子、著名古文家，二人闻知李贺诗名，特来一会，并要他即景赋诗。就眼前情景当场赋诗，因而排除了宿构的可能，可见二人是有意考考李贺的真诗才。据研究资料表明，此事发生在元和四年（809），韩愈任都官员外郎，皇甫湜任侍御史，而李贺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这首诗的魂就在于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韩派诗人中孟郊（751—814），字东野，唐代著名诗人。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洛阳），后隐居嵩山。其作品比较典型的例如《自惜》：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零落雪文字，分明镜精神。坐甘冰抱晚，永谢酒怀春。徒有言言旧，惭无默默新。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贾岛（779～843年），字阆仙，人称“诗奴”，与孟郊共称“郊寒岛瘦”，唐代诗人。汉族，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人。自号“碣石山人”。

据说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做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才华，并成为“苦吟诗人”。后来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贬做长江主簿。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其代表作《长江集》，他本人是失意文人，其语言清淡朴素，以铸字炼句取胜，刻意求工。题材窄狭，缺少社会内容，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其实做的灵魂在于情调偏于荒凉凄苦。卢仝（约795-835） ，唐代诗人，汉族，初唐四杰卢照邻嫡系子孙。出生地河南济源市武山镇思礼村，祖籍范阳，河北省涿州市。早年隐少室山，后迁居洛阳。自号玉川子，破屋数间，图书满架，终日苦哦，邻僧赠米；刻苦读书，博览经史，工诗精文，不愿仕进，被尊称为“茶仙”。性格“高古介僻，所见不凡近”，狷介类孟郊；雄豪之气近韩愈。韩孟诗派重要人物。835年十一月，死于甘露之变。代表作：《悲新年》：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遥听百舌儿。太岁只游桃李径，春风肯管岁寒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