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湖畔有回声

章抱苦

《上虞诗选》所录唐人诗共3首，分别为余鼎、汪仲阳《奉赠叶再荣新湖诗》（二人诗同题）和刘皋《长门怨》。其中，刘皋身份未有定论，犹待考证，剩余二诗均为叶再荣所建铜山湖竣工之时里人投赠之作，附录在张西岳《铜山湖记》后，刻于石。原题《奉赠叶□郎新湖诗》，郎上一字已佚，考叶再荣墓志称“叶处士”，《嘉泰志》称邑民，故佚字当是大郎、二郎之类的称谓，为免异议，《上虞诗选》在收录时直接改佚字为叶再荣之名，其实已不是原题。

二诗所奉之人叶再荣，祖上原系南阳望族，唐开成年间居虞南宝泉乡，娶童氏，有五男四女，均品行端直。一生谨身节用，高尚不仕，扶弱济困，乐善好施，为乡人敬仰。当时，百姓苦于旱灾，叶再荣考察地形，发现在铜山以北，谷岭之阳，有一眼宝泉，涾涾而涌，可在此挖掘新湖以备岁旱，于是振臂一呼，得到余鼎、黄芝、童云等人的鼎力相助（县志误作黄定）。据《铜山湖记》所载：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造湖”工程启动，“月才半而功毕”，“植户四十，溉田三顷，平深一丈已上，周回四百余步”。大功告成之后，里人余鼎、汪仲阳赋诗，乡贡进士张西岳作记，清河张太安镌石制碑，碑高五尺，广三尺，立于花磡。叶再荣卒后，葬于孝敬里，乡贡进士东海麋简为撰《南阳叶公逆修墓志铭并序》。

叶再荣其人与“造湖”之事在县志有简单记载，但他与《奉赠叶再荣新湖诗》的两位作者均因高卧乡里，籍籍无名，所以为历代著录家忽视，加之碑记、墓志由于岁月摩挲缺字严重，部分地方已读不成句，徐榦自称“今始访得之，因编入录”，已属幸事。尤其是两位作者，以上资料都不曾对他们进行生平介绍，唯在余鼎名字前注了“下邳”，按惯例应是籍贯，而后又注：“鼎与仲阳皆当时里人也”，由此推断，他二人在元和年间应该也居住在上虞宝泉乡，至于更多信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语焉不详，已较难检获，殊为可惜。

诗，不仅是情感的抒发，也是历史的记录，今天，从两首《奉赠叶再荣新湖诗》中我们依然能读出铜山湖初成时的气象：“赏眺新湖趣，澄漪写物华。采苹经绿溆，垂钓倚枯槎。水动鱼惊鸟，风摇蝶舞花。宛然登兴处，宁羡武陵家。”余鼎此诗为五律，语言清丽，格调高古。全诗从眼前所见新湖徐徐言之，时远时近，富有弹性。新湖既成，清波浩渺，“采苹”、“垂钓”乃平常之事，一旦入诗却颇为高雅，可见作者“处士”胸襟。相比于“新”，绿水边的这个“枯”字尤为醒目，“枯槎”在此可作两种解释：一为枯枝老櫱，一为竹木船筏，各有妙趣，但就“倚”字来看，似以第一种解释更加合理。水动、鸟惊、风摇、蝶舞，这些颈联的辞藻与颔联有所不同，前者为主写人，后者为主写物，但它们又有共同点，即二者动静相宜，错落有致，尽显自然和谐之美。“武陵”典出《桃花源记》，用以指世外桃源或仙境，这显然是溢美之词，但这种对桃源的向往在历代文人心中仿佛与生俱来，面对眼前刚刚竣工的一番美景，如此喟叹也是情理之中。

再看汪仲阳的同题七律：“平湖近辟千峰口，物色如今满面亲。风摆野花香扑扑，水澄丝柳影鳞鳞。高低菡萏分红蕊，出没间白苹。回首更看南北岸，不知何处不宜人。”《县志》将首联尾字作“新”，《诗选》作“亲”，二字相似，且在同一韵部，应该是誊抄时出现的笔误，今从《诗选》。与俞诗一样，此诗描绘的景物甚美，“花香扑扑”、“柳影鳞鳞”、荷花错落、水鸟出没，给人宁静柔适之感。此诗另一特点是色彩丰富，红蕊、野花、清水、绿柳、白苹……分别对应红黄蓝绿白等以暖色调为主的颜色，虽然普通，但都很纯净，使人满面亲和，清爽舒适。可见，铜山湖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是如此的静美、亲切，令人发自内心的喜爱，这种喜爱是朴素的。

总的来看，二诗所写之景普通，所用手法普通，立意为投赠之作，写景咏赞而已，并不出彩，但这普通的背后，有着不凡的传奇，那便是以叶再荣为代表的一大批爱乡人士为百姓安居所作的努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挖掘一个人工湖实在不易，它需要消耗巨大的资金和劳动力，但就是这样一群连生平履历都已湮没殆尽的平凡人，完成了这项壮举，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两首诗记录下了新湖初成的盛况，给人留下了一份憧憬与向往，也留下了一番来自大唐的古诗风情。

如今，距离那个时代已逾千年，叶再荣所造铜山湖今在何地？翻阅《嘉泰会稽志》，有“县南二十五里”之说，另据《上虞县志校续》记载：“铜山湖在十七都，铜山下，湖内阔而外山拱峙，计六十亩，溉田六百余亩。”2015年出版的《上虞乡镇（街道）历史文化丛书·章镇卷》有“童山湖”的传说，按照方位来看，与《嘉泰志》“县（丰惠）南二十五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应是“铜山湖”之讹传，此地在今章镇大勤，目前尚存水库。

一千余年的沧海桑田，上虞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叶再荣不在了，余鼎和汪仲阳不在了，甚至连“铜山湖”的名字也不在了……但历史会永远记住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我相信，他们都还活着，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他们是湖中的水，是岸边是树，是朗日清风里的回响，是你我口中流传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