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约468~约518)
南朝文学批评家。颍川(位今河南)人,出身士族,官职卑微,曾任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写成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它成书略晚于《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话”,可以说是“空前启后”。
《诗品》采取了评选与品第两种方法,评选虽着重在五言诗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但并不孤立地考察作品的风格,而认为每位作家的作品都是有渊源的,必须注重作品的继承性。
钟嵘很看重五言诗,说“五言居文词之要”,《诗品》的品评对象亦是五言诗 ,在同一品第中,人名的排列是以时代先后为次序,不以成绩高低为编次。诗人过世以后,作品方能盖棺定论,进品的作家都是已故的。
在进品的122位诗人中,上卷12人,主要是汉、魏、晋诗人;中卷39人,主要是晋、宋作家;下卷91人,主要是晋、宋、齐作家。《诗品》所品的诗人,可以确考其卒年的,一般认为最晚的是沈约,但也有一些重要的的作家不在品内,如丘巨源,周颙…
《诗品》是一部诗评著作,它有着严密的体系,“《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有着长足的进步,
尤其在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风格不同的优秀作品,但鱼目混珠的情况也很严重,钟嵘针对当时诗坛“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不良风气,以过人的胆识才华,描述了诗坛的种种丑态,写作了《诗品》。
《诗品》对当时诗歌中所存在的堆砌典故和“四声八病”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这两种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诗歌不能以“典故”的形式来表达,“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诗歌不以用典为贵,用典也应该不落痕迹,无隔诗意为上,若用典而导致诗意窒塞,用典何益?
故用典不可僻,不可多,僻则意晦,多则意杂,意晦则让人不知所云,如坠雾中;意杂则只见典故杂陈,不明作者主题之所在。为此他提出“直寻”的观点。
《诗品序》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主张诗触景而生情,率真直接地表现诗意。
使事用典之风起于宋泰始、大明之时。至齐末梁初,这一风气又由于王融、任昉等人的诗作而弥漫于朝野。
同时期的很多诗人都以博物博事自炫,而且为了使用事典的方便,编纂类书蔚然成风,如刘孝标编了《类苑》,萧衍命学士编《华林遍略》,这反映了当时诗人们对博古博事的看重。有史可查,这类书籍价格高挺还成了商贩们所喜爱的货物。
《诗品》指出诗歌源于生活,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而“膏腴子弟,耻文不逮…分夜呻吟”。无病呻吟的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 !
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殆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钟嵘的批评比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更前进了一步。
“膏腴子弟”无病呻吟的第二种表现是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虽然钟嵘忽视了讲求声律之美是诗歌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批评不免有失偏颇,但认为诗歌声律应“口吻调利”,与自然和谐的意见应是正确的。
关于诗歌的声韵问题,可追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合声”。但先秦两汉诗论少有论述,直到魏晋齐梁时才仔细探讨这一问题。
陆机《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说声调不能太单一,要错杂音调,使诗歌有乐律美,后来沈约、谢眺等人把四声规律应用到诗歌创作,总结了一套规律,“永明体”诞生!从此“四声八病”成为后世诗人们遵循的规范。
四声虽美,但八病则太苛刻,这套规律在加强诗歌美感的时候也束缚了诗歌的发展!因此,钟嵘对沈约等人的“声律说”,几乎做了全盘的否定,认为“声律说”有百害无一利。
钟嵘反对永明声律论,批评那些不符合自然声韵的诗歌,《诗品》所提倡的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声韵,只要能“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可,而不是劳神费力“平上去入”之间。他认为声韵要尽量自然,自然则音清,音清必然动人。
《诗品》从审美的视角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文质之美,即诗的形式与内在的统一。钟嵘推崇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达到了文质兼备的完美境界。
自然直寻之美。强调诗歌应体现纯朴自然之美。钟嵘提出“自然英旨”,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的自然结合,直抒胸意,任其流淌,不贵典故。
滋味之美。即“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诗之至也”。指诗应有可以反复品味的韵味,文已尽而意不绝。
钟嵘在诗歌理论方面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掘了诗歌艺术的美学原则和创作规律;对后来的诗词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具体评论每个诗人时,《诗品》大都立论公允全面,并能捕捉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色。如评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能够知人论世,而不以偏概全。
但由于受自身的审美倾向、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品评不太适合的地方也不少,比如他把陆机、潘岳形式主义较重的作品,列为上品,而他把陶渊明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
明朝王世贞说:“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 清人王渔洋: “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江淹应在上品,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以上品论也未必全部适合,但钟嵘对一些文风比较质朴的诗人评价明显过低。
钟嵘评诗崇尚“自然”。怨,真,清等是他评诗的重要标准。
“诗可以兴…可以怨”,孔子首先明确提出《诗经》的怨刺功能,《诗》有“可以怨”的教化功能与时代因素。“怨”不仅成了作家创作的动机,也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甚至成了批评的标准。
钟嵘继承前人理论,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主张诗“可以怨”,但他又认为诗的作用不过是“使贫贱易安,幽居无闷”。可能是由于“人微言轻” ,他主张的“怨”已经少了怨刺社会政治的力量,只剩下“清丽哀怨”之风。
诗经《蒹葭》等篇已经有着“清”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清”成为审美追求大概也源于道家哲学 ,“清静无为”,对道家而言,所谓“清”就是养浩然正气,荡涤凡俗之气,保持心性纯净。“清”作为道家的完美思想境界,同样也在影响着文学创作。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论文》
“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刘勰《文心雕龙》
“往往崭绝清巧”鲍令晖诗
“奇句清拔”虞义诗
由上可见,清”作为一种意境和审美追求被人们多次使用。钟嵘评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
并且在对众诗作的品评中,多处出现“清”、“怨”并提,这些诗人在诗坛也有很高的地位,在《诗品》中也位于中上品。
钟嵘论诗,最高标准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主张“清”的意境和审美追求,因此他反对拼凑典故,反对声律,认为这样做伤害了诗的“真美”即自然之美。
《诗品序》中,钟嵘提出“自然英旨”,讲求自然美,真美,诗歌创作是作家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要求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刻意弄巧矫揉造作。
钟嵘追求自然真美,但并不否定文采!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绮,文也;靡,细也,微也。”
绮指遣辞之美丽,靡指描摹之细致。钟嵘也认为诗歌之辞应华丽,描写要细致,但应该有度,亦不能太过华丽失其真美。
诗应该以自然真美为主,舍去真美谈词藻“乍观之眩人耳目…久之必腻而生厌”。只有“自然”与“华采”兼备,才能达到“自然英旨”,因此《诗品》不轻视辞藻修饰,其评“华美”甚多,而对辞藻枯绝的作品,则持否定态度。
钟嵘所提倡的“自然”是指人的本性、德性,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情感、自然喜怒。既然大自然最美,诗人与诗,也应该自然。不做作,不拘束,不呆板,让真情自然而然地流出。《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总而言之,钟嵘的诗歌理论是在围绕着“自然”一词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