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对子”
旧时的启蒙课本，一类是所谓“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不讲它们的内容是否陈旧迂腐，这些薄薄的册子用有限的文字，把孩子应当认识的字词，应当懂得的道理、应当具备的知识用三字句、四字句的韵文写出来，如诗如歌，容易明白、诵读，不能不佩服编写技巧是十分高超的。
除了“三”、“百”、“千”，用于启蒙教育，还有另一类教对偶押韵的书。这也是声韵格律入门工具书的一种。“对偶”是自古及今写作中常用的修辞方法（不仅文学作品，甚至写公文、做报告也离不开“对偶”）。特别是在古代，南北朝兴骈体文；隋、唐行科举，考试要写诗贴诗、作律赋；明、清考八股文，熟悉对偶乃是学养的基础。至于士大夫平时吟诗作赋，交际中应景作诗，头脑里有现成的“对子”就更方便。所以无论是做为进身之阶的实用，还是一般的文化教养，作“对子”都是基本功。儿童启蒙，当然也要做这方面的训练，相关的一类书也就应运而生了。
后世这类书主要的也有三种：明代司守谦编的《训蒙骈句》，清初车万育编的《声律启蒙》和李渔（1611—1680）编的《笠翁对韵》。三本书体例相同，按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等分门别类，再按当时流行的标准韵部，选择相应的字、词和句子，编成“顺口溜”似的成双作对的韵文，便于查阅和记诵。李渔年轻的时候科举失利，三十几岁又逢明、清鼎革，遂无意仕进，加上他当时家饶资财，有条件优游度世，寄情艺事。他从事词曲创作，留下《笠翁十种曲》，成为大戏剧家。他还留下一部传世名作《闲情偶寄》，讲词曲，讲园林、饮食、起居等等，写的是优游闲适的士大夫生活与情趣，特别得到林语堂的赞赏。李渔又热心填词，他曾说：“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他编写上述三部书里的一种，有前人作品可以借鉴，本人又有从事词曲创作的实践，自然后来居上。兼之他名声大，《笠翁对韵》一出，就成为相关书籍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了。了解它的格式、编排，可看下面书的开端“阴平·一东”的例子：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鱼翁。
其他韵部体例也都一样。这种写法、编排法，从字、词到句子成双作对，又兼顾音律的平仄搭配，虽然连贯起来并不成诗，但每个“对子”都有意思，也有些趣味，容易记诵。这种示人以对偶声律的韵文，给人提供了一种便捷简明的写作工具。
谈“对偶”，想起虞愚先生，是我受教多多的一位前辈学人。现在年轻人知道这位的人不多了。他是学养高深的文学家、佛学家，又是优秀的诗人、书法家。先生后半生坎坷，过世后，我曾作文纪念，感慨说：“在生命这最后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所限，却没有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光辉的成就。这是更让人痛感凄凉的。”（《师从虞愚先生学因明》，中华书局《学林漫录》第十五辑）。我有幸得到他的多幅墨宝，文字多是联语。其中的一幅是：
苏和仲山高月小，范希文心旷神怡。
两个一组对句，前面是三个字的人物：一位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一位范仲淹，字希文，都是宋代名人，都用字号。下四字是成语，又都是动宾结构的两个词构成的短语，前者出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者出范仲淹《岳阳楼记》：“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都是人们熟知的名文、名句，又都是对景抒怀，抒写一种高妙超脱的境界。这幅对子对得文字整齐，两个名字和两个短语又都平仄合律，成一联绝佳的妙对。写在近三尺的玉版宣上，笔法娟秀优美，结构疏朗开阔，气势健举，欣赏过的人没有不赞叹的。还有一副联语，虞先生曾屡屡书写：
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这同样是意境、词语、声韵都堪称上品的对子。旧时文人集会的雅兴，往往出一个句子，可以是现成诗作里的一句，也可能是自作的，大体作为上句，称“出句”，让人对出下句，称“对句”。这往往也是教导或测验孩子写作能力的办法。虞先生这一联的后一句出元代虞集的词，对出上句，算是一种变格。虞集原作所用词牌《风入松》，全文是：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这阕词抒写倦于官宦生涯的落寞，轻安愉悦之情意在言表，但境界显得庸俗，并不算高明。只是最后一句“杏花春雨江南”，确是点睛之笔。这一句实是点化陆游著名的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它的前两联是：“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这首诗写得情景交融，明丽轻快，据说传入宫廷，得到宋高宗激赏，陆游由此名闻海内。虞先生对出上句“骏马秋风冀北”，成一佳联。所描绘的是相对又相补充的两种境界：严峻和秀美，雄健和轻柔，可看做是艺术上的追求，也可做为对于人生境界的一种领悟，给人留下不尽的联想和美感。据说在一次中、日书法家交流会上，虞先生写下这幅对联，文笔绝佳，惊动四座。
掌握、善用“对偶”，是写作的功力，也是艺术修养。
“对偶”作为修辞手段
启功先生生前长时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总结经验，深感外文的“葛郎玛”（英语grammar的音译，语法）用来分析汉语往往枘凿不合。他曾就汉语诗文的表现特点，写了一系列文章，结集成《汉语现象论丛》一书，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多论及汉语的修辞，包括“对偶”，作为汉语独特的表现方法及其规律加以阐述，多有精彩论断。如说：“修辞的作用有时比语法的作用更大，甚至在某些句、段、篇中的语法即只是修辞。”（《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汉语现象论丛》第23页）涉及“对偶”，启功先生结合自己的体验说：
……如今过了五十多年，才懂得骈体文为甚么通行了近两千年，屡次被打，竟自未倒。直到“五四”，才算倒了，谁知十年动乱中，无论口号讲演，笔下批判，都要在开头说“东风万里，红旗飘扬”。啊，唐人律赋的破题，在这时又冒出尖来……我们只能承认，骈句这个模子、这个范型，大约是从歌唱而来的，整齐的拍节，反复的咏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易于行远。历史上历次的打倒，都只是“我不理它”而已，它的存在“依然如故”焉。（《汉语现象论丛·前言》第8页）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论中国文学，又曾做过另一个十分精辟的论断：
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特长。（《中国文学论》，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168页）
这种外国行家所作出的客观观察确有独到之处。前一点“重视非虚构素材”暂且不论；后一点“重视语言表现技巧”，确是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先秦子书在哲学史上讲，在文学史上又当作散文作品讲；司马迁的《史记》本是史书，又是不朽的文学名著。这些哲学书、史书之所以被当做文学作品欣赏，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的语言确实精彩，包括使用“对偶”表现的高度技巧。
“对偶”又称为“骈偶”、“骈俪”。狭义的“对偶”指字与字对，词与词对；扩展开来，广义的对偶涵盖从短语到句子、段落的成双作对。如前面引用启功先生所说，这是古今各种文体普遍适用的、几乎是说话作文须臾不能离开的修辞方法。
汉语独特的语言结构决定作文能够并经常、必须广用“对偶”：每个方块汉字基本是形、音、义合一的，容易做成对子；魏晋以来语言发展，双音词激增，出现大量新词语，而双音词又是在单音“字”的基础上构造起来的，简单的如天上地下、阴盛阳衰、富贵贫贱、强大弱小等等，都成对子；又虚词虽然无“义”，但各有语法上的功能，则是另一类的“义”。这些都提供了“对偶”的可能和必要。又语言本是思维的外壳，而宇宙间的现象本来是“一分为二”、正反相对的，如天地、阴阳、动静、吉凶、忧喜、得失、明暗、好坏、美丑、难易、强弱、生死、贫富、毁誉、褒贬、否臧、灾祥，以至大小、上下、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等等，对偶从而又是思维规律的体现。
文学创作是“美文”，“对偶”又是构成形式美的重要因素。刘勰的《文心雕龙》写作在骈文流行的时代，其中《丽辞》篇讲辞藻修饰，主要就是讲“对偶”，连带讲到用典。其开宗明义就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接着举例指出，唐虞之世的经典中表现的“圣人之妙思”，就是“字字相衔”、“字字相俪”的；接着说：“至于诗人（指《诗经》作者）偶章，大夫（指三闾大夫屈原）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杨（杨雄）、马（司马相如）、张（张衡）、蔡（蔡邕），崇盛丽辞……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这样，他先是讲宇宙事物的存在本来都是成双成对的，所以语言的“对偶”是反映客观存在的；接着他从“圣人之妙思”说到《诗》、《骚》、扬、马等，则又指出文学的进展体现在“丽辞”即“对偶”和典故的应用上。用另一句话说，即“丽辞”乃是文学发展的具体体现。然后他又说到“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他显然又是看到当时写作严重骈俪化、滥用“对偶”的流弊的。
再进一步，日本学者中村元研究印度、中国和日本不同民族的思维方法，也是从语言表现着手的。他指出：
我们在研究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时，可以在他们的语言中找到一种最初的线索。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的基础……在人们的深层意识里，语言表达的形式就成了在心理上用一套固定的结构来安排思维活动的形式，成了使思维活动得出结论的形式。（林太、马小鹤译《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第5页）
“对偶”实则又体现一种思维形式：对称，平正、整齐，严谨。这是中华民族思维性格的特征。李济曾说：
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对称原则的重要超乎一切逻辑推理之上。所有这些特点错综交织成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生活，并强烈反应在与知识阶级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上。（《中国民族的形成》第341页）
这样，“对偶”作为汉语文的修辞手段，又体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思维特点和习惯；而语言中使用“对偶”的传统，又有助于思维方式的养成和传承。也正因此，“对偶”的作用与意义就又不限于语言，对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发展也是关系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