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写诗而言，欣赏首先解决的是懂诗的问题。不懂诗，便不能写诗，这总是不谬的真理，不能说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要懂诗，就要先学习诗，在学习中学会欣赏诗，进而懂诗。这说明，学习是欣赏的基础，欣赏是懂诗的基础，而懂诗又是写诗的基础。
凡基础都是对从没有到有，从不知到知之，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从粗疏到精致，等等一系列渐进过程的奠基，因此基础怎么打尤其重要。特别在打基础的过程中，先入为主无时不刻不伴随其内，然而未必所有的先入为主，都是正确的，可靠的，这又说明打基础绝不是一个盲目，可以随意而为之的过程。
中国人接触诗，大都出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和学校的文化课学习，并由此从小就奠定了一定的诗的基础。一般而言，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诗的感受，要说中国人从根上就不懂诗，是不可能的。在神州大地，到处都有诗的欣赏入群，这是任何一个写诗者都不可忽视的。
也因此，中国人的写诗从一开始，就无法脱离开欣赏而进行下去。这就让欣赏，既成了作者写诗的核心价值观，也成了诗的作者为读者欣赏对象的核心意义。这个观点是不能否认的，除非写诗者是以绝对的自我玩味和纯粹压箱底为目的的，事实上，还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写诗者。
这就否定了有些人自诩写诗与欣赏无关，与读者无关，与懂诗与否无关，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说法，更这种说法是虚伪的。
诗的欣赏，在写诗中具有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离开了欣赏，写诗将变得毫无价值，诗也定然名存实亡。谁不信这个，看看如果写出诗来无人问津，它的作者会有多么灰心丧气，就不言而喻了。也不要相信有些人的谎言，比如以所谓“沉得住气”来为自己遮掩和解嘲，既然“沉得住气”，为什么还想给人看？
事实，欣赏之重要，每个写诗者都是一清二楚的，都是心知肚明的。
二、欣赏的意义与先入为主
为什么要把二者在一起呢？因为中国人自小学诗的传统，大多只有一般的模式，而没有统一的标准，主要与教育者的态度和教材选编的倾向有关，而与学诗的规律几乎无关，这就给日后人们写诗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良莠难辨的问题。
欣赏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人脑建立在一定认知和经验基础上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包括发现，取舍，评断，推介，传播等，是最终以审美为核心的一系列新的认知行为。这样的行为，往往会从根本上对初学诗者，具有决定性的的灌输作用，从而让初学诗的人从接触诗的一开始，就形成对诗的各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进而决定日后欣赏诗，乃至写诗的好恶和心理倾向。
欣赏，虽是写诗这种行为的核心，但写诗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与学习现成的诗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欣赏的本质在于以读者的角度，发现诗中的美（包括丑），并感受美，而写诗的本质则是以作者的视角，通过诗内外的美的发现和感受，而集中以诗的美的形式向读者美，显然写诗的本质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欣赏的本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迁移过来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分辨和解决先入为主的问题。比如把好的一面迁移过来，把不好的一面剔除出去，所谓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为什么要分辨先入为主？根还在美的判断上。如果先入为主且对美的判断是正确的，则有益于写诗，反之则不利于写诗，甚至把写诗引入歧途。
三、欣赏的核心与写诗的
欣赏的核心是审美。审美依赖于人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审美习惯和经验，也就是说，审美依赖于以什么为美的判断依据。
比如，有人乐读辞藻充斥的诗，那么他就必然以之为美，也必然以写这样的诗为好。相反，如果他热衷欣赏那些大众喜闻乐见，脍炙人口传世经典作品，那么他就必然考虑写出来的诗是否通俗易懂的问题，也就必然重视以诗的内涵为美。
这样，以什么为美，不仅反映为欣赏的审美，也反映为写诗的审美。实际上，这又不得不自然而然地，以一个人的核心观念，而体现在他欣赏诗与写诗的习惯态度上，也就是日常轻易无法更改的具体心态和好恶上。
这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写诗和说话一样，也是一种发言，是发言权的体现，这时一个人为了维护他对诗的态度，以及他自以为的写诗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就必然与不同意见形成这样那样的矛盾，乃至激烈的争执和龃龉。
有矛盾尽管不一定是坏事，但是矛盾中不可能不涉及是非。一旦涉及是非，就有了一个如何影响人，引导人的问题。又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经验，是把人引入歧途、弯路，还是把人引入光明大道，是不能不正视的。
在这方面，“羊群效应”是个很好的例子。例如，见到某个人的吹散到马路上，有的人可能带头帮助捡起来交还人家，有的人可能带头揣进自己的腰包。如果认为人多势众，人多就一定有理，这绝对是欠考虑的。
表面看，人人都来写诗，是群体行为，其实背后是各自发言的结果，个性素质极其重要。
四、诗的技能在写诗中的地位
我谓写诗为“换着说话”，没有“换”，日常语言就无法完成向诗的转变。 “换”是唯一把日常语言转变成诗的唯一途径，如何“换”，也就成了写诗的唯一重要的技能，即写诗的技巧。
但是，因为技能不可能成为写诗的目的，写诗的技能也就无论如何是无法成为写诗的全部的，充其量是写诗的媒介和把日常语言转变为诗的一种工具。
写诗如何对待技能问题，自古以来就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认识，见解，以及争论。如，普遍的关于雅与俗的问题，甚至个别人对“无一不有出处”的过分推崇，都是如何看待技能问题的反映。
其实，这仍然属于诗的审美问题。说到底，技能不过是写诗的过程体现，成诗才是写诗的结果。技能只能解决如何成诗的问题，而无法代替成诗本身。这就，技能要服从于成诗。技能与成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关系，且是以和谐为前提的，即适度与合理。
技能运用的适度与合理，是写诗对技能的唯一审美要求，而非过分地重视技能，或干脆以技能为美，这种不重视结果的过程观，总是无的放矢，徒有其表的，也就与空洞，无端的炫耀，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可能是写诗的真法。
五、诗的技能的意义
和谐是写诗运用技能的全部意义，这也是技能本身得以存在的全部意义。任何企图超越和谐而运用技能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无价值的。
苏轼《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者抓住视角和位置的感受，而后引出内心感悟，可见引出感悟的价值要远远胜过技能运用本身。在这首诗中，感悟如能自然地引出，技能运用也就是和谐的，又可见技能的运用，总是依据成诗而显露出的。那么成诗是以什么为重要，乃至主要的呢？显然不是技能本身。
李白《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作者从时空入手，前两句暗中突出了一个“快”字，表面上以“彩云”起兴，毋宁说是给作者的心情，选择一个可以具体表达出来的依靠。后两句看似通过“两岸猿声”又一次起兴，以突出一个“轻”字，实际上不过是作者借助联想来表达一种情怀。这些技巧的运用，哪个也没有超越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心感受，并非故意撇开这些感受而不管，而去一味地描物状景，把注意力只关注于词语本身。
换句话说，有什么不说什么，而跨越该说的去另搞一套，这样的写诗还有真情实感吗，其做法难不扭曲。
李白《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前两句实写，语言通俗平易，根本无法附会其所谓“雅”在哪里，也见不到有什么千古“出处”。后两句亦只是通过人人能会的一个比喻，而不假一丝雕琢。这就是此诗技能的运用，却深深地表达了作者临行前对人们相送的感激之情。
有人借“不及”二字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清沈德潜《唐诗别裁》）。以这样的心态赏诗，实牵强了得，纵将“不及”说成“恰似”又怎样？无非是作者一时选择了什么词语，或以为什么词语更恰当的问题，作者极力要表达的是情感，而不是什么造作的写诗技巧。
六、写诗有没有纯粹的技能？
事实上，写诗没有一个人不是为了表情达意的，没有哪首诗，是以孤立的写诗技能而存在的，也没有这样的诗。
王维的《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有人抓住“大漠孤烟直”而大做文章，但终归这一句，不过是作者要表现的一个氛围，并不是作者写这首诗的目的。
再如，有这样一段文字：“《使至塞上》描绘了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表现了诗人对不畏艰苦，以身许国的守边战士的爱国精神的赞美；此诗叙事精练简洁，画面奇丽壮美。”就欣赏而言，不论怎么理解，乃至截取其中一部分来欣赏，都不为过，但这样理解诗的含义，显然是过于简单的，这样写诗也是不行的。
王之涣《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如果没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发现和感受，那么前两句还有多少意义？
李商隐《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前两句直接表达了作者所处的心情状况，以及由此引出的意愿和行动。按说这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是应该有意义的，可是如果没有作者接下来的感受，也是没有着落的。
这些说明，写诗不存在纯粹的技能。有人以为写诗就是知识、能力、兴趣所致，除此无它，是自欺欺人的。
七、诗的美感意义
既然写诗不存在纯粹的技能，或曰纯粹的技巧，诗的美就不能以写诗的技能来偷换概念。同样，诗的美不能被偷换，写诗的技能也就不能包办写诗本身的美感意义。
诗的美感意义，在于揭示相应的人或物的情意理，这从以上诗例是可以清清楚楚就有所见诸的。为了揭示情意理，其过程自然也会有一些美的因素产生，这是正常的，作为过程的美感，这些因素无疑也是诗的整体美感中的一部分，但用任何部分取代整体美的做法，都是片面的，不靠谱的。
诗的情意理，在于作者要能够揭示令人信服的感受，发现，体会，进而推导出事物间美的和美感的存在。上述举例无不是这样的验证。
这时，就有两种状况出现。一是诗本身具有令人信服的魅力，一是诗外具有令人信服的魅力。
诗本身具有令人信服的魅力是好理解的，只要诗写得自然和谐，言通气畅，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严嵩《江行寄朝望》：
挂席爱沧茫，江天足晚凉。望移城塔远，歌入浦云长。
起鹤横烟屿，飞鸥趁野航。劳君致美酒，篷里自衔觞。
这是作者抒发自己在江上航行，且悠然自饮的感受，这样的感受是人之常情，与诗外不大，故什么人写这样的诗，都是无可厚非的，并不会因为严嵩是奸人，就要否定这首诗的真情实感。
再看江青的一首诗：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这首诗，尽管用韵和声调上不合格律诗，但视为古风是不成问题的。抛开言底之意不说，仅就写景来看，其感受是很自然的，符合实际规律，也不出人的正常审美之外，因而从写诗的角度看，也就是成功的。
但是，这样的诗为什么总被人常常排除在正常的欣赏之外呢？显然用写诗行为本身是不能解释的。
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念中，“诗如其人”根深蒂固，这种欣赏规律是无法轻易被打破的。尽管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诗，大多都能理解，但人们宁愿选择别的欣赏途径，也不会轻易拿这些诗来把玩。况且，这些诗对人们的欣赏贡献，并不能达到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弃之而不为人所屑，其命运也就难免了。
这说明，写诗不仅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还冥冥中受“诗如其人”的欣赏规律所左右，这两个规律的合二为一，才是写诗的真规律。也因此，古人早就说过：“功夫在诗外”。
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是周总理写于1917年的诗，表达的是作者报国无门的一种苦闷胸怀。无疑这首诗与作者的人格追求是一致的，因而才有广泛的励志作用，才为人们普遍欣赏。相反，如果作者不具有这样的人格，写这样的诗，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一句话，在中国人总的欣赏观念中，诗的形式本身是美的，写诗的人也就应该同样具有美的情操。
八、艺术性与思想性的
写诗是美的，这就决定它是艺术的，技能作为艺术的一部分，也只是这种艺术的一个性质。事物的本质是由所有性质决定的，也就不能以某个性质来妄断事物的本质，否则与盲人摸象无异。
技能尽管是诗的艺术性的重要体现，但技能因受制于它的不可独立炫耀，也就只有与诗的情意理和谐共融，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情意理本来也是日常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但经过转换以后，便成了艺术的一部分，其实是通过艺术手段的再现。作为艺术的一部分，情意理是由诗的技能托出来的。这样，诗的技能的艺术性与情意理的艺术再现，共同构成了诗的美感。
诗的情意理，例如《大江歌罢掉头东》中所表现出的苦闷胸怀，不是什么人都会有同样的高度的，也不是先天现成的，这无疑要来自于人主动的修养和坚定的信守。
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观念的产物。不同的社会经历和体验，往往会给人打上这样那样的烙印，从而以各种观念的形式，反映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观念是思想的核心，居于思想的统治地位，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并以持有这样的思想为美。其实，这才是诗的欣赏中价值判断的根源，也是由于这种欣赏的存在，而不能使技能独立于诗，或高于诗的根本原因。
除了技能，除了情意理，思想性也是诗的艺术的一部分。其中，情意理的揭示如何，取决于思想性的倾向及其深度，而不取决于技能本身。有写诗的技能，不意味着就能写出人们普遍喜闻乐见的诗来。
技能的不可独立炫耀，已然说明写诗离不开思想性，何况炫耀本身，何尝不是某种思想和观念的反映？
诗要引起人们欣赏，首先就要唤起人们的广泛共鸣，让人们愿意接近它和吟咏它，这除了靠情意理来打动人便别无可能。不讲究艺术的托出情意理，是苍白的，缺乏美的感染力的，也就不是诗的情意理，即便令人有某种呼应的可能，与诗似乎也已经关系不大。这就是诗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的辩证。
九、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写诗？
从实践的角度说，诗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若从美的角度讲，诗来自于作者的内心，向着人们欣赏的目标而去，谁又能反对呢？
这时，关于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了。即，写诗既是作者抒发内心的需要，也是满足人们欣赏的需要，二者是无法割裂来看的。
任何一个诗的作者，他同时也是诗的欣赏者。没有欣赏，一个人则很难说他会懂诗，又怎么有能力写诗？其次，一个作者的写诗也必然是需要有人欣赏的，所以写诗的动力，并非简单得只是出自一个人内心需要的问题，而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渴望他人欣赏的需求。
有人说，写诗就是自娱自乐的诗，与人品、人格、思想、精神境界等扯不上关系，请问这样说的人，他自己会信吗？
杜甫《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像这样的生活小作，也许什么人都可以学会怎样写，甚至技能上艺术性的运用也不一定比此诗差，比如严嵩就可能学得会，但他会有这样的生活吗？会从他的生活中提炼出这样的人格气息吗？
于是，又可以问，严嵩会写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李白《蜀道难》那样的正义凛然之篇吗？
由此又可知道，写诗尽管有抒发个人的需要，但并非纯粹得只剩下这部分需要，恰恰相反，从美的意义方面讲，写诗的这部分需要，正是建立在使人欣赏的基础上的，是作者因为有着与广泛人群共同生活的基础，且心灵与人们息息相通，他才有了写诗的意愿和诉求。
这叫什么呢？这叫精神境界。一个真正懂诗的写诗者，正是为了要满足这份精神境界而写诗的。也因此，诗的形式美才能与作者的精神美，乃至行为美相得益彰，所以写诗才可称得上美，诗也才可称得上人们的精神食粮。
至于，那些连真实的内心都不顾的写诗现象，实在是对写诗二字的歪曲。
十、如何看待什么人都写诗的问题
什么人都写诗，怎么看都不是坏事。这至少说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大量有闲时间，并同时反映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广泛需要。
什么人都写诗，无外乎增加了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现象的严重性，其实少数人写诗也是无法避免这种局面的。
但是，少数人写诗与什么人都写诗，毕竟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情况，其区别在于，什么人都写诗比少数人写诗，更能反映出社会的普遍思潮，以及对社会文化观念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则对社会健康发展有利，反之则是危害。
现在的局面恰恰是不利的，是与现实社会普遍的虚荣心、功利欲、浮躁气捆绑在一起的，这种写诗风尚与其说是精神文化的繁荣，毋宁说是精神文化的堕落与倒退。
这种局面越是严重，就越说明呼唤正确精神文化观念的紧迫性。但是这个任务由谁来做起呢？被动地等待什么外力来唤起，无异于更是历史的倒退。想来这个问题，每一个写诗的人，但有几分良知，也都是自有答案的。这就是，除了加强自身修养，还会有别的出路吗？
以诗作结，题《五律·畅想》：
心容万里长，沧海自汪洋。浪急扁舟快，波平大棹强。
乘风帆正举，载雨气轩昂。笑看人生路，成诗播是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