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小超 发布于2016-12-20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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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论者以为词不可语“气格”？曰：词别是一家，与气格相离甚远。
某私以为，此说是仍李清照《词论》中词“别是一家”之旧论。唐五代词集若《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等，其中浮艳绮丽之语言，淫糜香软之词风，男欢女爱之内容，使唐词（李白、白居易、张志和等所做之词）从浑厚益渐失格，沦落为歌儿舞女、绮宴欢筵之佐乐。欧阳炯《花间集·序》中道：
“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是以词为艳科成为文人共识。有此等理论，是晚唐奢靡之风行，文人之习气所致。
宋李清照在济南时，与夫赵明诚恩爱缠绵，天真惬意，不谙世事。词作多婉转清丽，率真自然，尤不失其天真烂漫之少女情怀。于是乎其沿袭故旧，将词作为“末道小技”“以佐欢筵”，与其出身富庶，生活安逸不无关系。故其南渡之前词，只是女子怀春悲秋偶然工愁而已。
而李清照南渡之后词，多悖前论，试观其句“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永夜恹恹欢意可，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此间词作悲痛哀愁之深，与其南渡之前“偶然言愁”之情，大相径庭。家国之痛、身世之悲，词风遽变。
今人方智范于《关于古代词论的两点思考》一文评李清照《词论》曰：“只注意对词的体性进行规范，而忽略了文学发展之通变乃是常理，对异于《花间》以来婉约词创作传统的新观念、新风格缺乏敏感，于是走向了片面性。”谢桃芳《中国词学史》评《词论》颇为中允：“既否定词体的改革，又未找到新的出路，于是仍回到固守传统‘艳科’、‘小道’的旧轨道去。”
破旧除非，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开山鼻祖者，大宋苏公也。
苏轼以复古形式为更新手段，突破唐五代以来的所谓的传统之艳溢香融，给词以新生命力，造就宋词之辉煌。《四库全书》评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史》中以为苏词在“宋代词坛的地位，正如李白之于唐诗”。若就词体之备（长调、小令）、格调之全（豪放婉妁）、内容之广，比之唐代众体兼备而又独擅其美的杜甫也未尝不可。刘熙载《艺概》曰：“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胡寅《酒边词·序》言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由此，宋词遂为“百代不易之体”。
苏轼为“词家大宗师”，词仙之誉，非彼其谁？而苏轼之词，首重气格。某今日所言，亦是如此。只因今日家国太平，是处笙歌，于是奢靡香软日渐抬头，艳婉尖巧大行其道，兼之词道芜陋，去古益远，不得已以诗之遒劲救词之柔弱，（但何尝不是以词之婉转救诗之古板？）救敝矫枉，持中而论。论词者能随时代迁异而贯通今古，抛离故陋旧习，则词道于不久将来定然蔚为大观！
五二
诗体、词体、散文、骈赋皆文体耳，岂有文体制约主题内容之说？譬如瓶可盛水，岂醋、酒、油不能盛邪？以诗词一贯之表现，轻言“各是一家”，认为词以婉约为宗，且置苏辛于何地邪？！
